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不良率传导机制及冲击的研究

 　　【摘要】宏观经济周期波动、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不良率的生成具有一定的显著影响。本文通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形成及机制研究并基于VAR研究方法得到结论：总体看，逆回购利率（RE）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RR）对不良贷款率产生正向冲击，基础货币（MB）与GDP对不良贷款率产生负向冲击，货币政策在当期对不良贷款的影响效应几乎为零，利率、信贷、货币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 
　　【关键词】经济周期 货币政策 不良贷款 VAR模型 
　　一、导论 
　　自上世纪至今，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时有发生，金融危机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有着重大显著影响，均造成了国民经济不同程度的倒退，经济危机接踵而至，各国商业银行受经济周期波动冲击不良率随机迅速攀升，进而金融机构像多米诺一样雪崩加重金融危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期。在过去40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商业银行所处的生态环境同样变得日益复杂，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1997年国际金融炒家席卷亚洲，尽管我国实行资本管制、外汇管制，但对我国周边的营商环境仍然造成了巨大伤害，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到1998年已累计超过2万亿元，不良率高达30%。国家为维护金融体系问题，先后两次强有力的改革以起到改善资产质量的效果。第一轮改革在1998年至1999年，为剥离不良资产，政府专门从四大国有银行抽调精兵强将分别成立对应的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各家行的巨额坏账。第二次改革发生在2003年至200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IPO提高资本充足率。仅两轮注资，中央财政投入约3.5万亿人民币，占2008年GDP的11.7%。这些努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良贷款增长问题，风险控制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任务。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调和结构调整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告别过去两位数增长模式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正处于转轨阵痛期，区域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严重失衡，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我国银行业不良率带来了严峻挑战。 
　　二、文献述评 
　　王福来（2007）、邓富民等（2012）相关研究指出，货币供给量会对房价产生正相关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推动资产价格的上升，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李迅雷（2012）指出房价上涨时，企业和个人从银行融资对房地产进行投资意愿加强，进一步助推了房价上涨，当房地产价格过高时，银行将面临较大风险。金融不应对房地产过度支持，如若不然，会产生房地产泡沫，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极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周京奎，2005）。吴晓灵、谢平（1995）指出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是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国有银行对国企的倾斜，国家每一次实行宽松货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都会有大部分的贷款流入到国有企业，导致国有企业负债率逐步升高，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国有企业还款压力。当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时，很可能不能完全偿付银行贷款，最终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 
　　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影响机制分析 
　　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乃至金融系统稳定水平有一定传导机制，本文主要研究货币政策调整冲击通过企业行为或企业风险承担对商业银行不良率的间接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调整对商业银行不良率影响的直接传导机制。 
　　（一）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风险分担影响的传导机制 
　　第一，利率传导机制。由IS-LM模型可知，当货币当局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LM曲线左移，从而使利率上升，企业获得风险溢价边际成本随即上升，作为理性人的企业会降低风险承担使投资行为更加谨慎。从项目投资净现值角度看，在项目净现金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利率上行必然导致项目净现值NPV减小甚至为负，这使得项目不再具有可投性，同样使得企业风险承担意愿下降。相反地，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提高项目的收益预期，促使企业风险承担。在利率传导中，货币政策不仅可以改变财务杠杆成本来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而且与竞争性心里相结合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经营绩效考核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前景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预期收益低于设定目标，企业会追求风险，当货币政策紧缩时，市场利率普遍上扬，企业经理人预期可以通过安全性资产完成经营目标。但当利率水平维持较低水平时，企业经理人不得不搜寻风险较高的投资标的已完成考核任务，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迫于竞争压力的企业风险承担意愿更强。第二，信贷传导机制。长期以来，尽管金融倾斜逆转在不断加剧，但银行业资产占整个金融资产85%以上，银行的资产又以信贷资产为主，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十分重要、有效的传导渠道。商业银行作为信用中介，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一方面，银行可贷资金减少，这加剧了企业信用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的风险承担。另一方面，企业净资产、抵质押物价值下降，导致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信贷市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增大，促使商业银行加大信贷审查力度，有限的信贷资源必然配置于较低风险项目。此外资产净值降低，企业预期财务困境可能性升高，更加减少企业对风险的承担意愿。第三，货币传导机制。由剑桥方程式MV=PY（M为货币总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水平，Y�樽苁杖耄�，通常V和Y是固定的，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物价水平也上涨，企业产成品价格升高，刺激企业生产需求。同时货币政策有预期引导功能，货币政策调整的信号会清晰地传导给企业，通过诱导方式调节企业行为（徐亚平，2009）。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体经济扩散时，企业家预期经济景气水平提高，信心指数随之上升，企业主的风险容忍度也会大幅提升（江曙霞等，2012）。因此货币因素会直接传导到企业，次级企业主承担更高的风险水平。 
　　（二）货币供给冲击对商业银行不良率的直接传导机制 
　　当货币供给增加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在短时间内变得充裕，从而商业银行的稳定性、资本充足率在短时间内上升。然而，长期看货币供给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会严重影响经济秩序，同时为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埋下巨大隐患。特别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大量的企业要实现“三去一补一降”，在新常态下，企业营业收入下滑严重，利润普遍偏低，前期受货币供给冲击的企业投资无法按时收回，致使信贷资产安全性收到威胁。短期内，货币充裕可以通过一些列手段进行掩盖商业银行不良率，长期看，一旦货币政策发生激烈变动，将会致金融系统稳定性下降。 　　四、变量、模型与实证过程 
　　（一）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NPL），时序解释变量分别为：逆回购利率（RE）、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RR）、基础货币（MB）、经济增长（GDP）。本文所有数据为2004-2016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本文数据为季度数据，显然带有很强的“季节效应”。因此，采用移动平均比率法以消除“季节效应”。 
　　（二）VAR模型的构建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构造VAR模型以及进行后续的脉冲效应、方差分解，需要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8.0展开操作检验。据表1的ADF检验结果显示：序列NPL、RE、ERR、RR、MB、GDP的ADF统计值均大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表明：不能拒绝序列不平稳的原假设。是以，需要对各序列进行一阶差分，然后重新ADF检验，结果显示：△NPL、△RE、△ERR、△MB、△GDP在5%的水平下为平稳时间序列，为一阶单整。 
　　建立VAR模型的重要环节是正确地选择滞后阶数（P）。根据AIC、SC最小准则[15-16]，并综合考虑LR、FPE、HQ准则，综合鉴于样本容量估计参数的需求，上述四个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阶（P=1）。 
　　3.VAR的平稳性检验。 
　　VAR模型对模型稳定性的要求是特征根的倒数要小于1，或者特征根都落在单位元内部；只有VAR模型稳定，方程回归才具有现实意义。图二数据显示：四个方程的单位根均落于圆内，且没有1个点位于临界边线处，表明：VAR模型结构稳定。 
　　（三）脉冲响应分析 
　　本部分基于VAR的脉冲函数，以此测度与观察不良贷款率（NPL）与逆回购利率（RE）、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RR）、基础货币（MB）、经济增长（GDP）的影响关系。结果以表2与图2的形式呈现出来。 
　　1.不良贷款率（NPL）对来自逆回购利率（RE）的脉冲响应。通过表2（1）、图3（1）测算结果表明：不良贷款率（NPL）对来自逆回购利率（RE）的冲击，当期并不敏感（效用为0），亦即表明：货币政策效应并不是立刻见效，具有时间上的后滞性。进一步观察发现：逆回购利率（RE）对不良贷款率的冲击效应呈现倒“V效应”，即：初期（1-2期）存在正向冲击，并在第2期达到峰值点（0.02158），其后冲击效应逐渐衰弱并趋于为0。在整个10个观察期内，它对不良贷款率是一个正向冲击效应，总的冲击影响大小为0.021；即，逆回购利率（RE）的上升会增加不良贷款率。 
　　2.不良贷款率（NPL）对来自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RR）的脉冲响应。据表2（2）、图3（2）计算结果显示：不良贷款率（NPL）对于来自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RR）的冲击，当期（第1期）效用为0，第3期正向冲击达到峰值点（0.045025），随后，冲击影响趋于平缓，并维持在0.03左右的水平上；总体来看，它对不良贷款率的冲击始终为正，10期内的累计水平达到0.311，即表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RR）的上升会增加不良贷款率。 
　　3.不良贷款率（NPL）对来自基础货币（MB）的脉冲响应。如表2（3）、图3（3）所示：不良贷款率（NPL）对来自基础货币（MB）的冲击，即期效应为0，并且在整个观察期内，全部为负向冲击。事实上，基础货币（MB）在整个观察期内，对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冲击水平是不断加大的。可见，基础货币（MB）是降低不良贷款率（NPL）的有效策略。 
　　4.不良贷款率（NPL）对来自经济增长（GDP）的�}冲响应。基于经典增长理论的研判，经济增长（GDP）所带来的效应具有时间上迟滞性，即：增长效力并不会在当期立刻产生效用。事实上，本文的脉冲响应结果亦佐证了这一理论事实。表2（4）、图3（4）第1期结果为0，正是最好的例证。此后，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不良贷款（NPL）产生了一个持续性的负向冲击。总体来看，10个观察期内的累积冲击水平为-0.0298，表明：GDP的增长效应能够有效降低不良贷款率。 
　　5.结论。总体看，逆回购利率（RE）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RR）对不良贷款率产生正向冲击，基础货币（MB）与GDP对不良贷款率产生负向冲击，货币政策在当期对不良贷款的影响效应几乎为零。 
　　五、启示与思考 
　　经济结构及其货币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特征。次贷危机前，当外需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较大时，外汇占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国内货币供给重要渠道，企业通过结汇获得大量资金，而通过借贷获得资金相对减少。这也成为那段时期中国整体杠杆率降低的重要原因。后危机时代，外需明显减弱，由信贷增长支持内需扩张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由于房地产和财务软约束部门融资存在巨大刚需，故而借道“影子银行”，与影子银行有必然联系的银行同业成为货币供给不可忽视的渠道。金融资金进而流入地方平台和房地产领域，并相互推动逐步强化。平台企业和房地产对利率不够敏感，加之融资体量大，容易推升利率水平，导致价格扭曲，从而对其他经济主体，尤其民营企业的挤出，也是国家总量调控面临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