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投资规模的区域效应

 　摘 要：文章以2010―2016年参与PPP项目的省市为研究对象，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实证检验财政分权程度、城镇化率、失业率、人口密度、地区经济聚集状况等因素对东、中、西部地区PPP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镇化是推动各省市实行PPP的重要原因，对三大地区的PPP发展均有促进作用。第二，不同地区的PPP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不同，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来选择PPP项目。 
　　关键词：PPP项目；公私伙伴关系；PPP投资规模；区域效应 
　　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8）05-05-03 
　　一、 引言 
　　PPP是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或者公共服务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在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通过PPP模式引进社会资本，既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又可以为社会资本创造市场发展空间，这一模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随着一系列PPP 政策的陆续出台及PPP项目的不断完善，国内外掀起了PPP项目建设的热潮。我国的PPP项目在不断发展，2016年底，全国入库（财政部PPP项目库）项目数为11260个项目、投资额为13.5万亿元，相比2016年初，分别增长61%和66%。其中，贵州、山东（含青岛）、云南、河南、四川位居前五名，这五省项目投资额合计占总投资的 42.4%，并且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根据我国财政部对PPP项目的统计情况来看，中西部的PPP项目较东部地区而言，数量多且投资额较大，东中西部地区PPP投资规模有着明显的区别。 
　　目前，PPP 的相关研究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PPP的定义、实践等方面概念层次的理论分析以及相关的案例分析，缺乏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及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文章通过对2010―2016年参与PPP项目的30个省份分区域研究，分析不同地区的PPP投资规模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了解PPP投资规模在我国的区域效应以及不同地区在PPP项目分布上的差异。 
　　二、 研究设计 
　　（一）模型的建立 
　　以PPP投资规模作为因变量，以外生的可能会影响PPP投资规模的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因素为自变量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并选取了多个指标对经济、社会这两个层面进行量化定义，力求全面多样地反映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重点观察PPP投资规模在不同区域的不同表现特征。采用面板数据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 
　　AMOUNTi，t=α0+α1×FDi，t+α2×CITYi，t+α3×UNEi，t+α3×INDi，t+α5×POPDENi，t+α6×AGGLi，t+α7×INVi，t+α8×GDPi，t+εi，t 
　　其中，AMOUNTi，t表示 PPP投资总额；FDi，t表示财政分权程度；CITYi，t表示城镇化率；UNEi，t表示城镇登记失业率；INDi，t表示第二产业增长率；POPDENi，t表示各省区人口密度；AGGLi，t表示地区经济聚集状况；INVi，t表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GDPi，t表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εi，t为模型的误差项，代表其他可能起作用但未被模型捕捉到的因素；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相关变量的具体赋值如表1所示。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2010―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包括了除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PPP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其中，2010―2016年各省区PPP投资总额来自中国财政部PPP中心中国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EB/OL].（2017-03-31）[2017-05-19].http：∥www.cpppc.org：8082/efmisweb/ppp/projectLibrary/toPPPMap.do.。城镇化率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6》，其他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考虑到目前我国PPP项目投资规模的区域差异明显，各区域PPP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未必会遵循同一规律，因此，本文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考察。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内蒙古9个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10个省（市、自治区）。使用STATA14.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对PPP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分析（如表2所示），取对数之后的PPP投资规模极小值是7.97，极大值是1.37，标准差为2.27，表明不同省市PPP投资规模存在一定差距。各省市的财政分权程度也存在明显区别，极大值为（3.29）与极小值（0.18）相差较大，财政分权程度均值为0.55，说明我国大部分省市还是财政盈余的。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省市的城镇人口占比90%，而有些省市仅占比30%。第二产业增长率极小值为-1.2%，说明有些省市的第二产业呈现负增长，实体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我国的地区经济聚集状况的标准差为7.06，由此可见，各省市的劳动密集程度有较大的差距，如表2所示。 
　　（二）基本实证结果分析 
　　表3的模型1是对PPP项目投资规模的全样本分析。从模型1可以看出，我国的PPP投资规模主要受到财政分权、第二产业增长率、人口密度的影响，且我国的PPP投资规模与财政分权、人口密度呈正相关，与第二产业增长率呈负相关。 
　　具体来看，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即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其自有收入中的比率越大，该地方的PPP投资规模就越大。也就是说，各省市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它的财政支出，地方政府需要通过融资来提高地方的经济发展及基础建设，那么该地方就很有可能通过采取PPP的模式，向企业融资。其次，我国省市的第二产业增长率越低，表示该地方的实体产业较为落后，那么地方就更需要通过PPP来加快城市的工业化水平以及城市的基础建设。这也验证了我国近年来PPP项目大多数集中在市政工程的建设上。最后，城市人口密度越大，那么该省市就越需要加快该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以及基础设施的建�O，就更有可能通过PPP项目来融资以达到这些目标。 　　（三）进一步实证分析 
　　在前文的基础上，按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再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对应的是模型2、模型3、模型4。 
　　从表3中可以看到，影响东部地区PPP投资规模的因素主要有财政分权程度、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影响中部地区PPP投资规模的因素主要有城镇化率、失业率、人口密度、地区经济聚集状况。影响西部地区PPP投资规模的因素主要有城镇化率。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人口密度越小的省市，PPP投资规模就越大。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的基本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为了缓解一线城市的人口压力，二三线城市通过PPP项目融资，加快当地城镇化建设，吸引一线城市人口向二三线城市转移。而二三线城市的城镇化率又比较低，这也恰好解释了东部地区城镇化率低的省市，PPP投资规模越大。其次，财政分权程度越大的省市，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财政收入的比重越大，PPP项目投资额的规模就越大。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对财政的需求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更大，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地方政府一可以提高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性，二可以在预算外寻求其他收入来源，以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因此，这些省市很有可能通过PPP融资。而企业在该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还愿意与其进行PPP项目的合作，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强，且信用良好。 
　　对于中部地区而言，与东部地区恰恰相反，人口密度越高的省市，PPP投资规模就越大。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本身并不高，这些省市更希望通过PPP项目的建设，加快城市发展，留住当地的常住居民。经济聚集效应越低，说明该省市的发展水平较差，更需要通过PPP来融资加快城市的建设发展。此外，中部地区的失业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说明在经济发展中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陈志通过实证证明各地区就业增长率的提高对城镇化率增长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因此，中部地区大力推动PPP项目来增加就业机会。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城镇化率越低，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低，该地区的PPP规模就越大。王周喜等通过对PPP 融资模式在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可行性分析，指出PPP 模式可以为政府减轻预算压力和负担，为社会效益突出、经济效益不足的准经营性项目提供融资，加快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叶晓�d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于西部地区多数城市处于偏远地域，自然状况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与缺乏、政府财政积累与投资严重不足，吸引企业去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法律因素。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贵州就出台了若干项政策，为PPP推广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我国西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供给处于较低水平，引入PPP模式可以缓解我国西部农村基础设施长期以来的供需矛盾。因此，在国家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更需要通过引进更多的PPP项目加快地方的农村建设，加速城镇化水平。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利用201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我国PPP投资规模的区域效应。主要结论有：第一，城镇化是推动三大地区实行PPP的重要原因，对三大地区的PPP发展均有促进作用。据估计，若要实现2020年全国城镇化率60%的目标需要投资近40万亿元以上，这与我国目前的财政投入相比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地方政府以往的收入来源于主要是地租收入或发行城投债，但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供给日趋饱和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迅速膨胀，PPP模式迅速在各省市引进，将成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提高城镇化率的重要举措。第二，不同地区PPP投资规模影响因素不同，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政策支持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