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分工理论引出的流通命题及其思考

 　摘要：马克思分工理论认为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协同演进，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分工协调问题，而流通具有协调社会分工的重要功能。因此，流通效率的提高可以形成一个发达的现代流通体系，成为实现市场经济秩序和财富增长有机统一的载体。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应以流通效率的提高为核心，寻求构筑现代流通体系的制度基础、技术基础、法律基础和道德基础，联系生产组织和消费行为的结构性变化分析流通组织的演变机理，探索社会分工协调的自循环实现机制。并且，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应结合中国转型和开放的双重背景，借鉴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进展，探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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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分工；流通；转型；开放；贸易理论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09)01―0022―07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流通经济学界关于流通基础理论研究相对不足，更多的学者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商品流通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具体问题。虽然经过流通经济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们的不断努力，流通经济学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范式。流通基础理论的研究滞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难以对现实中的问题提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导致我国流通基础理论研究滞后大致有以下两个根本原因：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体系完备的流通理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流通与商品流通的分析服务于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其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流通本身是被抽象掉的因素。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抽象掉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流通，直接分析供求均衡。固然，出于简化问题的考虑而进行理论抽象可以获得模型的优美，但是，抽象掉“流通”一方面无法对现实的经济图景做出科学的描述，另一方面也无法提供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及其相应的拓扑性质的分析框架。换句话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只能够抽象地分析均衡问题来研究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研究财富增长的理论进路。 
值得一提的是，杨小凯通过超边际分析工具，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其一以贯之的分析方法将市场均衡、组织形成、财富增长、经济周期等问题结合在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之中，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不乏有对流通问题的理论和模型研究，例如商人的出现，批零分工的经济性、城市的分层等。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流通经济学。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分工协调问题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洞见。从而超越“价格机制会自动协调分散的生产者选择生产何种商品”这一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所共同强调的命题。 
本文拟从马克思分工理论切入，从逻辑上推衍出一个流通命题，并且结合转型经济特征和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这一流通理论命题的深化和拓展问题。笔者认为，立足我国丰富的经济实践活动，构建应用于经济转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流通经济学，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和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和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奇迹”，形成系统、科学的判断。 
 
二、由马克思分工理论导出的流通命题 
 
一般说来，任何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都是由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组成。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强调了分工的极端重要性，“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提出了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i31304。马克思把劳动的社会分工称作“第一类分工”，把工厂内部的分工称作“第二类分工”。劳动的社会分工是劳动在社会内部的物质变换，表现为不同的商品所有者彼此交换商品。工厂内部的分工则是劳动在工厂内部的物质变换，每一个工人只是一个局部劳动者，并且其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表面上看，这两类分工相互对立，但是根据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的分析，这两类分工相互作用，协同演进。“很清楚，(1)这种分工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只是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的分化，不同的劳动部门才互相分离，使每个特殊部门从事专门劳动，在这种专门劳动的内部又可以分为几个部分。(2)同样也很清楚，第二类分工又必然会发生反作用，扩大第一类分工。”马克思把社会分工和工厂内分工相互作用的关系称为“分工导致了进一步的分工”。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曾指出资本家利用社会分工制度获得不变资本的节约。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分工制度是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通过市场交换和竞争机制形成的。由此可见，正是企业之间横向自发行为的互动形成了外在于经济主体的社会分工制度。由此，在马克思看来。市场应被理解为社会分工中并立的、不同部门的生产活动间的相互联系。这些部门通过商品交换共同构筑了整个社会再生产、并通过竞争和供求规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社会内部的自由的、似乎是偶然的、不能控制的和听凭商品生产者的任意行动的分工同工厂内部的系统的、有计划地、有规则的、在资本的指挥下进行的分工是一致的，而且这两种分工是齐头并进向前发展的，通过相互作用而相互产生。”由此可见，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内核是劳动的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劳动分工的协同演进。 
随着分工的发展，产品结构日趋复杂，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并且随着制度与技术的发展，“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流通组织经营活动在提高消费者福利的同时更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强度。这种外在的竞争机制必然会引起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结构的相应调整。当社会分工系统演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时，企业内部分工结构的调整主要体现在资本家和工人议价能力变动带来的技术创新投资和雇佣劳动决策的变化。例如，这种议价能力的变动会带来就业的变动，进而影响到财富增长。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并没有展开充分的分析。因此，需要结合社会分工系统演进的不同历史阶段，详细地考察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对企业内部分工的影响途径与现实表现，进而深入研究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体系的矛盾及其相应的协调机制。 
社会分工的横向自发性决定了市场经济体系不可避免地出现非均衡状态。“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两种趋势的不断相互转化，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企业之间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内在地要求发达的流通体系进行协调。由于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同、所在的区域不同、产品销售出去的时间不同、扩大再生产的决策不同等等，没有流通组织的协调，生产者与消费者无法在时间、地点、偏好、价格上达成一致，产品实现和利益实现必然受到影响。只有通过组织和发展商品流通才能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理分工。这里流通组织的协调，除了由客观上连接生产和消费的功能属性决定以外，还有流 通主体的一种自觉行为。由此衍生的结论是，流通组织的演化和创新本质上是众多生产者、商业者与消费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流通制度创新、流通技术创新和流通组织创新，传递了消费者的偏好信息以及生产者的产品信息，有效地协调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矛盾以及生产之间的社会分工。 
根据经济思想史，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要素的方法，并把社会再生产分为互为媒介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马克思的这种动态分析的方法，克服了四要素分析法这种静态分析所带来的弊病，全面把握了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及其实现形式，揭示了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性。因此，分析商品流通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必须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运动，将其放在“生产一流通一消费”这一动态的总体关系中去考察。生产专业化和消费多样化的矛盾运动，形成了丰富的流通发展实践，而其背后必然蕴涵着一些尚待揭示的经济规律。一方面，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表现为生产的单一性无法很好地适应消费的多样性。这意味着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流通承载着协调生产和消费、实现产品价值的使命。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劳动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大大增加，从而生产单一性和消费多样性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生产集中化和消费分散化也是生产和消费矛盾加深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城市化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生产和消费矛盾的加深，强化了流通过程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甚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过程逐渐建立在流通过程的基础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马克思说：“生产过程如果不能转入流通过程，看来就要陷入绝境。”由此可知，一个发达的流通体系正是实现市场经济非均衡与均衡互补性的载体。 
在市场经济体系非均衡与均衡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企业组织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必然会对这种调整过程做出相应的反应。企业组织内部要想实现与外部社会分工结构相匹配的分工协调，必然会涉及到企业内部劳资关系、权力结构、组织形式选择的一系列的调整。由此我们可以对现实经济中出现的企业与工人的讨价还价、企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纵向分解或整合决策、企业生产的空间组织方式等问题提供相应的理论解释。“财富的增长源于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这一经典的斯密定理似乎可以这样拓展为如下命题：流通效率的提高可以推动企业内劳动分工与企业问社会分工的协同演进，从而形成市场经济内在秩序与财富增长的有机统一。因此，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是这一命题的内在要求。 
纪宝成教授认为社会分工扩展中不同利益主体所追求的利益不是一种简单的静态利益，而是在分T、合作和创新中所实现的动态利益，因此利益的均衡不是体现在一种简单的零和的利益分配，而是体现在一种正和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之上。笔者认为，这种正和的利益创造反映了财富的增长，而正和的利益分配则反映了市场秩序的本质。在本质上，上述命题与这一思想是内在一致的。显然，本文此处提出的命题仅仅是关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分工与流通一般性规律的抽象描述，需要进一步的展开分析和论证。任何流通活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商品流通的发展处于经济转型的进程之中；从空间维度看，我国商品流通的发展又处于对外开放的格局之中。转型与开放的双重背景和实践活动给上述命题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材料和相应的分析基础。 
 
三、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实践特征与流通命题研究的深化 
 
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具有以下显著特征：其一，经济活动不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展开。其二，由于转型是用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置换计划经济的规则体系，因此，从发达国家借鉴的经验或者说先进的制度面临与本土非正式制度集合的耦合问题。其三，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由计划调节转向市场调节。其四，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选择需要结合自身特殊的体制和文化背景并且借鉴国外先进的组织模式。 
因此，必须综合考虑上述四个显著特征深化转型经济下的流通理论命题。首先，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制度安排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由于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之间的交易需要在一个交易费用相对较低的制度环境中展开，流通与制度的共生演化必然是朝着降低经济运行的摩擦力的方向运动。因此，需要研究流通发展促进转型经济中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契约制度的形成机制。其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问题决定了流通协调社会分工过程的机制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非正式制度是指影响人们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的道德、传统、习俗。它会形成一种社会规范，嵌入到经济交易活动之中，影响着企业投资决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等。显然，发展中国家一般有着自身独特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从而使得流通协调社会分工的机制有着某种特殊性。再次，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由计划调节转向市场调节。这要求商品、要素自由流通形成一个发达的市场体系，而这必然会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因此，需要联系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分析转型经济下统一市场的形成机制。最后，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受到自身特殊的文化背景影响意味着流通效率提高并不一定促进分工的深化，特别是纵向产业链分工的深化。一体化协调与分散化协调的效率高低需要结合特定的条件加以比较，从而为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选择提供理论参考。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维系市场交易的关系型契约逐渐被规则型契约替代，非人格化的交易极大促进了流通效率的提高和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促进了分工深化，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诚然，在当下的中国，规则型契约远未真正确立，企业的“大而全”现象依然存在，从而制约了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的协调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了利益创造和财富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存在的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无法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从而影响到企业内部分工结构的调整：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制虽然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的竞争促进了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商品市场分割。更为重要的是，“中央一地方”的财政分权制与“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制度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很难在市场化进程中得到有效协调，由此而引发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则严重限制了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通，从而无法实现规则型契约的真正确立。这样，企业之间的分工无法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得到协调，价格和竞争机制无法充分地发挥作用，造成区域间产业雷同、重复建设，流通无法真正发挥促进市场体系内在秩序形成的功能。上述分析表明，转型经济过程中国家要想真正发挥流通实现内在秩序与财富增长的有机统一，必须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打破地区分割，消除区域间的市场壁垒，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初期的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技术水平落后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用平衡的发展战略。笔者认为，非平衡的发展战略首先是一个产业优先发展问题，必须将产业发展战略制定 提高到促进分工协调的理论高度上，而这需要以产品的市场实现为基本前提。产品的市场实现需要两个更为基本的条件：一是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二是发达的流通体系。从实践来看，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历史的眼光看，当时国家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弊端也显现出来：扭曲了微观经济环境，导致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过重，影响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能力的形成。与此同时，该战略也造成了城乡分割、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无法形成发达的流通体系，从而无法通过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通实现社会分工的协调。企业在社会分工结构严重失衡的系统中无法在企业内部实现劳动分工协调，造成了企业无法形成自生能力。从这个视角看，国有企业改革除了要剥离政策性负担之外，更为重要是塑造一个健全的制度环境和构建一个发达的现代商品和要素的流通体系。 
 
四、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理论与流通命题研究的拓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生产的分工跨越国界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将世界经济连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Feenstra[~2]认为贸易的一体化、生产的非一体化是开放条件下一种典型的经济特征。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研发实力、生产技术水平和品牌和服务处于价值链的高端，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价值链底端。因此，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动。与此同时，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新贸易理论。贯穿始终的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动态性和内生机制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企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得贸易理论家的视角延伸到产品和企业的层次，并且其代表人物应用企业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产品生命周期、跨国公司的生产组织方式选择、贸易结构、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及其内生机制进行了模型构建和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将原来的CES偏好假设放松为异质企业的假设，并且运用企业层面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Baldwin将关于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这一理论将分析变量进一步细化到企业层面，研究企业层面变量，从而开拓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新的前沿。新新贸易理论有两个分支：一是Melit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另一个是AntrO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主要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会从事出口贸易而有的企业则不从事出口贸易；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主要解释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选择不同的组织形式，例如公司内贸易、市场交易还是外包形式进行生产。由此可见，关于企业理论的研究成果是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础。不同的企业理论对应着不同的关于国际贸易实践的解释。根据Barbara J.Spence的看法，关于企业边界的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激励系统理论和权威授权理论都可以相应地解释由于企业组织形式选择所带来的外包决策。 
Melitz提出异质企业贸易模型显示贸易能够引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国际贸易使得资源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贸易利得表现为整个产业的总体生产率的提升。这是传统贸易理论没有解释过的重要问题。进一步地，Melitz和Ottaviano进一步研究了市场规模、生产率和贸易的关系，认为不同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是由该市场中企业的数量和平均生产率水平内生决定的，市场规模和贸易会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异质企业的市场决策。该模型对于研究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以AntrOs和Helpman为代表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从单个企业的组织形式选择角度切入，将国际贸易理论、企业组织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结合在一个统一框架下探讨企业的异质性对企业规模边界、国际化外包以及本地化外包战略的选择的影响，为研究跨国公司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Antras将G-H-M(Grossman-Hart-Moore)的企业产权理论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一产权模型”来分析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和控制决策。Antrhs模型界定了跨国公司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定位，并且能够对企业内贸易的类型进行相应的预测。进一步地，Antrhs和Helpman又将契约制度质量差异引入异质企业跨国生产组织决策，并将模型一般化，内生化了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在均衡状态下，契约制度质量的差异会带来企业的生产率差异及其相应的所有权结构差异和供货商区位选择差异。 
综上可见，新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来源不仅仅是基于传统的要素禀赋差异，而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企业所处产业的制度质量差异都可能带来不同的比较优势，影响着国际分工的格局和贸易利得的产生以及分配。这种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事实上与马克思分工理论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开放条件下，社会分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展开，企业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反映了企业内分工方式和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流通系统的变革，例如，流通渠道的分化、整合与空间延伸。因此，上述流通理论命题需要进一步拓展，分析流通国际化发展中碰到的新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学者，例如Usree，Jin and Zeng，Mulraine已经将流通部门引入到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些学者的建模方法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萨缪尔森意义上的“冰山成本”(把流通成本看作是最终产品或其效用的部分扣除)。这些学者应用Bencourt(1992)所开创的方法，将流通服务看作是家庭生产函数的固定要素投入，并且认为流通服务使得消费者面临着较低的最终产品价格，因而是增加消费者福利的手段。例如，Usree将流通部门纳入到国际贸易的分析中，构建了一个李嘉图模型。结论表明，相比较流通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比值，消费者关于流通服务的需求弹性对于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程度更大。Mul―raine建立了一个带有流通服务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校准技术复制79％的实际汇率波动。本质上看，这些模型构建都是基于关于流通组织理论的已有成果。由此可见，流通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样可以应用到丰富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分析。 
因此，在开放的条件下应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拓展流通理论研究：(1)分析流通渠道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动机理。(2)国际贸易中内生的纵向市场结构、行为及其对竞争政策的影响。(3)一国流通部门发展与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4)国际分工的新趋势对流通系统变革的影响及其对策。(5)国际范围的技术进步和消费结构变动对流通组织演变的影响。 
 
五、结语 
 
总之，本文认为，流通基础理论的研究应以流通效率的提高为核心，联系生产组织和消费行为的结构性变化分析流通组织的演变机理，探索社会分工协调的自循环实现机制，并且结合转型和开放的双重背景，寻求构筑中国现代流通体系的制度基础、技术基础、法律基础和道德基础。通过完善的产权制度、契约制度，降低商流费用：通过流通技术的进步和革新，降低物流和信息流费用；通过健全的法律体系，治理市场秩序的紊乱；通过道德建设，形成社会资本，扩展社会分工。此外，在中国建立流通经济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依赖的唯物史观分析范式，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寻找对经济运行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经济变量，形成能够解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相对完备、具有创新的理论体系。本文的研究思路，仅仅是作者关于流通理论发展思路的一些设想，其不成熟性显而易见，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