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述评

 摘要：制度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正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目前．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聚焦于金融发展和合约实施这两个制度因素，对一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来源、贸易结构和贸易利益分配所具有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该领域已有文献进行详细梳理，初步解读了金融发展和合约实施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一国国际贸易所具有的影响与作用效应。这对于重新理解与解读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扩张、优势来源以及国际贸易发展效应，应该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借鉴与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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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制度；合约实施；金融发展：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09)01―0068―08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基于劳动力、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差异所产生的，并由此带来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贸易形式以及贸易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然而，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为劳动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这些要素禀赋的差异，事实上，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质量和制度环境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贸易形式和贸易结构很有可能会受到制度质量和制度环境差异的深刻影响。基于这一思路，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许多学者将制度因素纳入到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贸易形式和贸易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重新解读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国际贸易中的种种问题，由此激发了针对制度和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热潮。 
　　 
　　一、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 
　　 
　　大量研究表明，一国的金融发展与其制度环境和制度质量存在密切关系，因此，从包含制度因素的金融发展视角来研究与解读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来源、贸易形式和贸易结构的差异，已成为制度和国际贸易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之一。 
　　 
　　(一)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进展 
　　Baldwin(1989)发展出一个两国家、两部门和一种要素的国际贸易模型，研究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揭示，金融市场发展较好的国家具有更能有效分散来自国际贸易外部需求冲击风险的内在功能，那些生产外部需求冲击风险产品的企业就会具有较低的风险溢价和较低边际成本．因此，金融市场发展较好的国家能够专业化生产这些具有国际贸易比价优势的多样化风险产品。与Baldwin强调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和多样化功能不同，Kletzer、Bardhan(1987)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一国产业发展所需的外部融资渠道视角入手，来探析金融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通过将一个金融部门引人到H-O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一国具有较低的金融信贷市场的限制，那么该国将专业化于需要大量外部融资和流动资金的产业部门，如果一国具有较强的金融信贷市场限制，由于面临较高的信贷配给和外部融资成本，那么该国将专业化于那些较少需要流动资金和外部融资的产业部门。他证明一国金融部门的发展可以促使该国那些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更容易获取国际贸易比较优势。Matsuyama(2005)专门研究了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不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作用，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Ju、Wei(2005)通过对HOS模型引入企业对外部的融资需求，研究了金融制度和要素禀赋两个因素对一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综合影响效应，加深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联系的理解。当一国的金融市场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时，外部融资约束超过资本禀赋约束成为限制该国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短板”，此时Rybczynski法则不再有效，金融体系的发展会促进该国那些依赖外部融资产业部门的产量扩张，而促使其他产业部门的产量下降。此时该国表现出一种“制度约束”(institution-bind―ing)状态。当一国的金融市场处于一个充分发展阶段时，资本禀赋约束超过外部融资约束成为限制该国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短板”，该国表现出一种“禀赋约束”(endowment-binding)状态，此时传统的Rybezvn．ski法则有效。作者进一步从处于不同金融发展阶段国家的劳动和不同类型的资本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矛盾人手，有如下的发现：当该国处于外部金融约束状态时，将会有部分的资本要素不能被生产部门利用，一方面，金融发展增加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量，降低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从而减少了资本的回报率，增加了工资水平；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放松了企业和产业的外部融资限制，增强资本的利用率(减少未被利用资本比率)。而且，劳动力和未被利用资本的所有者会从金融发展过程中得到福利改善，已被利用资本的所有者的福利将会受损。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如Do、Levchenko(2006)研究表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可以影响到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这是因为一国如果专业化于具有特定比较优势的某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会影响到该产业的对外融资需求，如果该产业在国内所占比重和影响力较大的话，就会造成对该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 
　　 
　　(二)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经验研究 
　　使用65个国家1966-1995年的制造业数据，在有效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逆因果效应(reversecausality)、相互决定性(simultaneity)情形下，Beck(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一国具有较高规模经济的部门要比其他部门从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取更大的收益和发展空间，因此，金融体系发展较好的国家会在具有规模经济的部门获取相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较高的制造业出口比重和较为平衡的国际贸易收支水平。更进一步，利用56个国家36个产业的数据，Beck(2003)从产业层面上验证了一国的金融发展对依赖外部融资产业出口能力的促进作用。使用42个国家27个产业的数据，Hul、Rar、Riyanto(2006)通过实证方法探析了一国金融发展和企业的资产结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考虑到只有在那些法律体系较为完善、金融较为发达的国家中，企业才会得到有效激励进行无形资产投资而且可获得外部融资，而在那些金融发展较差的国家中，企业必须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有形资产来作为抵押担保获取外部融资，因此，一国金融发展和企业资产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该国不同产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和贸易平衡能力。他们研究结果证实这一观点，在那些金融发展较好的国家中，那些具有较少有形资产(较多无形资产)的产业具有更高的出口比例和贸易平衡能力。 
　　Svaleryd、Vlachos(2005)利用OECD国家数据，实证研究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和产业部门的专业化以及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的主要发现是，那些金融体系具有良好功能运行的国家倾向于专业化于那些较高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部门，而且，金融体系的差异要比人力资本差异更是影响 OECD国家产业专业化的决定性因素。尽管这种实证结果可能会由于OECD国家之间人力资本差异较小的原因而造成高估偏差。具体来看，OECD国家银行体系的集中度越高，对较为依赖外部融资产业的专业化程度造成负向影响；对债权人的保护越是完善以及财务报表标准越为严格，对较为依赖外部融资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会造成正向影响。Becker、Greenberg(2007)通过构建测度企业出口阻碍成本(up-front cost)的四种指标：进出口国的距离、进出口国是否为共同语系、同一产业的出口差异程度以及同一产业中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比重，发现当双边国家之间的阻碍成本越高时双边国家的金融发展也越不对称，由此来证明双边国家之间的金融发展程度差异会显著地影响双边国家的出口数量和出口产品结构。Manova(2008)通过对1980-1997年间91个国家的证券市场开放对企业和产业外部融资的冲击影响，重点关注了信用约束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证券市场的开放造成那些较多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部门出口相对高比例的增长，而且，证券市场的开放对那些金融市场较不发达国家的作用更为显著，这说明国外证券资金的流入可以替代那些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国家的外部融资需求，促进这些国家的外部融资型产业的发展和出口。 
　　Carlin、Mayer(2003)从芬兰和丹麦发展实践的对比中发现了金融市场发展对不同产业出口份额和出口竞争力的差异性影响效应。按照传统的HOV(Heckscher-Ohlin-Vanek)国际贸易理论，芬兰由于在森林资源方面的自然要素禀赋，应该比丹麦更倾向于生产和出口资源密集型的木材、家具产品，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丹麦的木材和家具产业却呈现出比芬兰更为迅速的增长态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于较为依赖外部金融市场发展的工具、电子机械设备、塑料和非电子机械设备这四大产业，在芬兰呈现出生产和出口的增长趋势而在丹麦呈现出下降趋势。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与这两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正是因为芬兰的金融市场相对于丹麦发展得更为完善，因此芬兰的金融依赖性产业而不是资源密集型产业拥有了生产和出口竞争优势。而且，这种两国金融发展和产业出口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运用108个国家1970到2003年之间的样本数据，Braun、Raddatz(2005)实证研究了一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不同国际一体化的部门间呈现出的异质性特征。一国非贸易部门的发展会受到该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而得到改善，对没有参与到全球一体化的国家来说，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可以起到拉动作用。更进一步，当一国没有对外实施贸易和资本账户的开放时，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在该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拉动作用存在差异，贸易部门得到更大的增长：当该国已经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该国国内的金融发展则不会对贸易部门产生任何影响。 
　　与以上研究视角所不同，Patibandla(1995)从印度的金融发展和企业出口贸易扩张之间的联系入手，研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歧视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们的发现是，印度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之间。存在资本市场滞后与金融机构政策性扭曲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歧视现象，这种金融抑制与金融歧视的负面作用。特别表现在小规模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工贸易所提供的较为稳定出口信贷和依赖信用证方式的货款回收，缓解了小规模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激励小规模企业的出口动机㈣。他们的研究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可能复杂关系，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和政策含义的独特经验证据。 
　　 
　　二、合约实施与国际贸易 
　　 
　　一国的制度环境与制度质量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合约实施的效率与方式体现出来，基于这种逻辑，许多学者将合约实施作为度量制度质量的核心因素，纳入到制度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领域，并且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 
　　 
　　(一)合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进展 
　　不完全合约分析框架最先由Grossman、Helpman(2002)引入到企业(跨国公司)的“做或卖”(垂直一体化和外包)的选择决策问题。对于垂直一体化的企业面临高的内部治理成本，而进行外包活动的企业面临高的搜寻成本且外包供应商面临由于合约不完全性导致的潜在锁定风险。当企业垂直一体化产生的内部治理成本．大于企业进行外包产生的搜寻成本和合约不完全性产生的锁定风险时，会激励企业的跨国外包活动。Grossman、Helpman(2005)以跨国公司的垂直非一体化外包活动的选择动机人手，将作为发包方的北方国家和作为接包方的南方国家内部由于法律环境差异而导致的合约实施质量的差异，引入到跨国公司选择外包对象的决策模型中，进一步分析了合约实施环境差异对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外包活动决策动机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作为发包方还是接包方)合约实施质量环境的提高都能促进该国在国际外包活动中获取更大的贸易分工利益；在给定接包方数量和北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水平，当北方国家由于初始阶段合约实施环境的提高，会促使外包活动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转移，但是北方国家合约实施环境的进一步提高，则不会造成这种转移效应；当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合约实施环境都得到改善的情形下，会导致外包活动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转移。 
　　Antras(2003)从垂直非一体化的国际贸易活动中，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多数是以市场距离式(arm'slength)的交易方式进行。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则多数是以跨国公司内部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公司内交易方式进行这一现象出发，认为由于合约不完全性所导致的“锁定”(hold-up)风险和剩余控制权问题是造成该现象的关键。对于那些资本密集型产品来说，由于生产它们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当该产品进行垂直非一体化的跨国界转移活动，更容易出现因为投资合约的不完全性而导致锁定风险和剩余控制权问题，因此，此时将中间产品供应和最终产品生产纳入到同一跨国公司内部进行，则可以缓解这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垂直非一体化所带来的合约不完全困境。相反，对于那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说．垂直非一体化的跨国界转移并不会产生较为严重的投资“锁定”风险和剩余控制权问题，因此，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可以外包给具有低成本的国家进行生产，跨国公司以市场距离型交易方式购买可以实现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借鉴Vernon(1966)以及Grossman、Helpman(1991)等人发展起来的产品周期理论，Antras(2005)重新解读由于跨国分工的合约实施环境质量差异所带来的不完全性，对产品不同生产环节跨国转移决策和过程的决定性影响。当某种产品处于开发和发展阶段，由于跨国问的制度不对称(主要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所产生的合约摩擦成本，产品所有生产环节都位于一个国家边界内或一个企业边界内是最优选择：只有当该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变得标准化后才会向低生产制造成本的国家转移。也就是说，当该产品的生产 异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个经济体中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培训可以缓解在那些需要“团队”生产部门的道德风险．工作训练可以使得劳动者在那些需要“团队”生产部门中获取更高收益。所以，当该经济体中那些需要教育才能获取技能的高能力劳动者会自我选择进入“团队”生产部门，而那些低能力劳动者会自我选择进入“个体”生产部门。对于制度不同而导致道德风险存在差异的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活动时，也会进行类似的自我选择。制度发展较好的国家会自我选择“团队”生产部门，而制度较差的国家则会自我选择“个体”生产部门。当一个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与另一个制度较差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制度较为完善国家的教育会呈现二元分化现象，具有高技能且从事“团队”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因为能从国际贸易分工活动中获取更高收益．所以有激励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而从事“个体”生产部门的低技能劳动者则没有激励进行教育投资，从而直接导致该国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在制度发展较差国家中，这种激励效应的作用是相反的．可以缓解该国收入不平等。 
　　Anderson、Marcouiller(2002)使用重力模型来实证研究双边国家的制度质量是如何影响双边贸易。他们首先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高收入、资本密集度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比重，要显著高于低收入、劳动密集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比重?他们认为，高收入的国家由于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减少了这些国家之间国际贸易交易活动与贸易安全相关的交易成本，激励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利用WEF(WorldEconomic Forum)收集的数据，他们有如下的实证经验发现，一国的透明和公正指数提高10％，其进口量就会增加5％。这些研究结果就为高收入、资本密集度的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扩张，是由于这些国家更为完善的制度质量所导致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Rigobon、Rodrik(2005)较为系统地实证研究了法律体系、民主、收入和开放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的一些重要发现是，一国实施对外贸易开放有利于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不利于民主体系的完善：而决定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开放的最主要因素是诸如与赤道的距离、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等这些地理因素，约占贸易开放决定因素50％的可被解释份额；收入因素是决定一国贸易开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民主和法律体系这两个测度制度的重要因素却对一国对外贸易开放造成负面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从历史事件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5)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公元1500年到1850年左右西欧国家兴起的国际贸易，是如何直接影响国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变化。他们发现，公元1500年始的大西洋贸易使得那些偏好于制度变革的国家从国际贸易中获取相当大的贸易利益．这些贸易利益促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力量偏离原有的君主专制体制平衡状态，诱致了这些国家建立诸如产权保护的这类重要社会制度变革。Schuler(2003)借助于前苏联解体近似“自然实验”的历史机会．实证研究了前苏联地区在解体以后贸易结构和贸易数量所发生的变化。他发现，在前苏联地区的计划经济体制解体后，合约密集型产业的出口量要比那些较少依赖制度质量的非合约密集型产业出口量显著下降更多，这为制度是如何影响一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和出口结构变化提供了来自“自然实验”层面的有力证据。 
　　 
　　四、总结性评论与展望 
　　 
　　国外学者对于制度对国际贸易所具有的影响作用以及内在作用机理的研究当前正处于一个兴起阶段。目前的研究中心主要着眼于与一国制度较为紧密相关的金融发展和合约实施两个方面。而且，基本上所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确认制度是影响一国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不同国家所具有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贸易结构、出口形式的差异，提供了来自制度层面因素的独特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的分析虽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还有不足之处，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其一．主要研究视角还是聚焦于发达国家立场，认为好的制度是促进发达国家以公司内贸易和外包方式的国际贸易扩张的内生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与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不同，大多数处于转型时期发展中国家中的某些“特殊”制度因素，会对企业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出口动机决策和出口方式造成复杂影响，这是西方学者并未关注到的。在发展中国家，由劳动力禀赋或某种自然资源条件决定的生产成本优势。被广泛认为是促使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出口贸易活动的比较优势来源。但是，这些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异质性特征(如规模、所有制、创新能力)企业的出口行为差异时，却显得无能为力。生产成本只是决定企业产品价格、竞争优势与出口行为决策的一个方面，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特殊”制度因素所包含的制度质量，作为一个特定比较优势因素，显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和微观企业的贸易模式与出口动机决策产生影响。例如朱希伟等(2005)发现国内市场分割对我国企业出口贸易扩张的影响：张杰和刘志彪(2008)发现了社会信用体系和知识产权制度缺位两种制度因素对我国不同技术能力和不同规模的本土企业是选择出口还是内销、是选择代工还是选择自创品牌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因此，深入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制度因素，应该是今后该研究领域的拓展方向之一；其二，缺乏对制度作用国际贸易内在机制的细致分析，多数文献的注意力集中于制度是否影响了一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对于制度因素是如何对国际贸易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和机理分析得不够深入；其三，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并没有在各种制度因素的系统综合作用框架下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可能造成研究结论的局部性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