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化大众”与“大众化”:基于互动的马克思主义出场行为和出场路径

《大众哲学》之谜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究竟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中，《大众哲学》处在何种地位?评价当然要依据大众化的规律。在创建为民理论、传播为民理论、实现大众为理论主体等三个阶段上，《大众哲学》成为开创中国大众化传播之路、消除疏离感的经典之作，具有标志性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成为创建理论时代在阶级立场、理论创建领域消灭思想与大众疏离感、异化状况的开创者。理论在立场、本质上消灭了物质一精神二元对立，使头脑成为大众的头脑，使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注重向工人阶级、大众传播自己的理论。恩格斯晚年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传播与工农大众结合，造就革命实践，成为第二国际、苏俄革命的主要任务。在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早年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问题是:传播者必须要懂得大众，要在传播中放下身段、平等交流，在传播中消除疏离感及与大众关系的异化。艾思奇《大众哲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简言之，艾思奇《大众哲学》是开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真正消除了传播关系中的疏离感和异化状况的杰出代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的产物，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革命与实践中，这一思想却被长期遮蔽，没有认识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别于任何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品格。原来是先验的理论直接套用在中国现实，现在更大的问题是，虽然大众逐步在社会实践与理论实践中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但是权威仍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方式固化，这就意味着本来是大众精神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背离大众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居高临下，大众则处于弱势地位，是被"驯化"的对象。这在本真意义上就不是"大众化"，而是"化大众"。"化大众"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出场者的行为方式和出场路径。所谓"化大众"，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知识化约为通俗易懂的、大众普遍能够接受的体系而在大众中传播，从而实现用理论武装大众的目的。而"大众化"则承认大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也是理论的创造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主体是大众，大众才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我们反对主观上的"化大众"，但是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化大众"的历史意义。"化大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经历史阶段，"化大众"开启了"大众化"的历史序幕，直到大众成为真正的理论创造主体，"大众化"的过程才是真正的开始。所以就存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大众化"和"化大众"的互动关系问题。"化大众"是过程，是手段;"大众化"是目的，是结果。之所以说"化大众"是手段，是因为"化大众"这一马克思主义行为方式是必要的，是"大众化"不能逾越的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脱胎于传统社会，上升到自觉自为的阶级还需要一个在思想上逐步成熟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化大众"行为方式的历史意义在于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催生其思想的自觉性，并逐步塑造属于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在客观上，"化大众"和"大众化"是相互促动的过程，权威传播者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发展也促使了权威传播者身份的转化。权威传播者一方面可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也在和大众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中国问题、大众问题，是权威传播者了解大众心理与实际需要的一个必要渠道。就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作品，无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大地用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激发大众的革命斗志，完成了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众哲学》确实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发斗志的作用，成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精神武器，这也启发着权威传播者要转化身份，关注大众的所思所想。

对于当代中国，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大众化"总是被"化大众"所置换，大众何以可能成为理论的创造主体?这就需要对大众生活的历史背景与历史结构做出反思。对于旧中国来讲，农民是大众的大多数，由小农经济决定的文化知识背景使得大众的理论创新能力受限，而且大众脱胎于传统的封建国家，言说权力又受限。当大众的言说能力与言说权力受限的时候，权威传播者就"代位出场"，充当了唤醒大众的角色。然而，这是一个主体不断觉醒的时代，是新旧历史结构交替的时代，权威传播者逐步被大众传播所取代。在培育创新性大众的空间平台，铺天盖地的信息经由自媒体转发、传播，数亿计的网民可以互相交流，表达自己，权威不仅在大众面前失去了"威严"，而且还要接受大众的评判，"微知识化"群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强大。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行为方式，在今天或者将来某天终究会行不通，要认真考虑充分体现大众言说地位的新机制，将理论创造的主体与动力还原于大众，努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新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环境。

因此，在新的历史结构和历史条件下，重新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不能只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阶段，不能再停留在"权威传播者"的"教化"阶段，而是要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创新机制，培育理论创新主体的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