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

     内容提要: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仅仅依赖于投入驱动的观点,本文首先介绍了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随后提出了四点中国经济存在效率提升的证据。接着在回顾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新兴经济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上要与发达国家不同,并指出了具体方法。
　　关键词: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新兴经济
　一、导　言自从1997年亚洲发生经济危机以后,人们普遍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理由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太低,不足以支持可持续的增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在他的着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特别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
　　尽管他赞扬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的改善。"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就业率和投资比率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难以有显着的提高;另一方面仅仅增加投入,却不提高这些投入品的使用效率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克鲁格曼所引用的研究成果一致认为,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进步的话,亚洲各国的技术进步几乎为零。他通过引用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一项早期成果指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克鲁格曼所说的靠投入驱动的增长类似于前苏联教科书中的"粗放型"增长,即强调增加投入,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他认为能够持续的增长方式类似于前苏联教科书中的"集约型"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比较,应当伴随着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扩张却没有技术和管理的创新,那么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巨大差别并不难理解。但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单纯数量上的扩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四个方面的表现说明了这一点。这四个方面包括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变化,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和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增长。所以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巨大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来源于测算方法的不足。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与增长相关的经济理论;第三部分指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效率提升的证据;第四部分在回顾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测算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二、相关经济增长理论在做具体阐述之前,有必要对相关经济增长理论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现代增长理论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引致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或源泉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成就表现殊异。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出了一系列模型,其中与我们的讨论密切相关的是索洛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
　　1·索洛模型索洛模型(Solow,1956)假定经济中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两种要素可以互相替代,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要素的边际产量随着要素使用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还假定劳动力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储蓄率都分别是外生给定的常数。在这些条件下只有资本是可以任意变动的,因此模型主要关心经济能否最终形成一个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从而使经济稳定在一条均衡的增长路径上。索洛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当经济达到均衡时,资本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将等于劳动力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都等于知识增长率。如果技术进步率为零,则新增加的产量都被新增加的人口消耗掉,人均产量在稳态下就不会变动。
　　索洛模型的基本前提是人口、技术的增长率以及储蓄率外生给定,所以这个模型表达了资本拜物教的的思想,认为只有资本可以在经济增长中起作用。因此当资本面对的是一个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时,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持续了。事实上克鲁格曼在分析亚洲经济时隐含地利用了这个模型的结论。
　　2·内生增长模型索洛之后的经济学家观察到储蓄率和技术进步都不是孤立于经济体的外生变量,由此发展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把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模型(新增长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差异。新增长理论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两个方向的拓展:一个方向是考虑一个专门的知识生产部门,增加对该部门的投入会增加知识产出,最终导致物质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从而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这个方向的工作主要是由罗默(Romer 1986)开创的。另一个方向是对资本概念的拓展,既引入人力资本的因素,这样即使不考虑外生知识增长率的不同,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这一方向的工作首先是由卢卡斯(Lucas 1988)进行的。
　　罗默模型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并强调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个企业的知识资本的增加不仅会使本企业产量增加,也会使别的企业产量增加。知识具有非竞争性,一个人使用某种知识并不影响别人对该知识的使用,知识一经发现,提供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罗默模型认为,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增长路径上,就是由于对知识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够,技术进步率太低。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应该鼓励对知识生产的投资。在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中,人力资本是一个与知识有关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人力资本和知识一样,在生产过程中有正的外部作用。但人力资本并不像知识那样必须以物质资本为载体,而主要是通过学习和教育获得的,附着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因此人力资本具有竞争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不同,对相同知识的使用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收益,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产出的不同。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应该鼓励人们投资于教育和学习,从而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以此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内生增长理论特别是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拓展了索洛模型,更加贴近实际。下面我14易　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们将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经济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三、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证据1·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一元公有制经济,非公经济的比例几乎为零。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下,微观经济效率极为低下,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公经济迅猛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推动改革深入的重要力量。截至2001年末,国有和集体以外的经济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占到了全年的38·50%,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达到56·96%,吸纳了62·69%的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尽管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依然步履艰难,但由于非公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仍持续高速度增长。与公有经济相比,非公经济的产权更加明晰,激励机制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当产权明晰的时候,产权的变化会带来激励机制的变化。因为人天生会为两件事负责---自己的资产和自己的子女,这一点无需监督,非常可靠,从这两点出发基本可以预测人的行为。一方面,如果企业的经营者就是企业的所有者,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很自然地得到了统一,企业的所有者有充分的动力改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如果创新者拥有创新成果的产权从而享有其成果的收益,创新就获得了足够的激励,因此产权决定创新能力。所以当非公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的时候,管理和技术的创新已经被内生地决定了。
　　2·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或者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开发尖端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中国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在引进技术方面,中国充分地发挥了后发优势,而继续发挥后发优势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一环。但同时应当看到,如果采用引进技术的方法来实现技术进步,这种进步通常是与引进机器设备或者购买专利技术同时进行的,从而内嵌在资本投入的增长中。所以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指标难以说明中国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应该是不奇怪的。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出于对资源、财富的饥渴,在学习外来技术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知识产权的存在。这固然降低了中国引进技术的成本,但同时也伤害了中国的相关产业。保护知识产权尽管会降低技术进步的速度,但只要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别存在,超常的增长空间就存在。首先,适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技术很可能在国外已经超过了专利保护期限;其次,即使我们通过规范的手段引进国外在专利保护期内的技术,与我们自己研发相比,也可以大大降低技术进步的成本;再次,在给定技术的前提下,中国的制造业几乎可以提供无穷大的供给,中国生产的手机、电视、DVD等各种制造品的价格一路下滑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财富的增长,中国应该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这既是对知识创造者的尊重,也是WTO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当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者的时候,保护知识产权就有了更加积极的意义。通过保护知识产权,给管理、技术等各方面的创新以充分的激励,将极大地释放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使中国逐渐完成从世界的制造中心向R&D中心的转变。
　　3·人力资本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素质不断提高。1979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102万,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达719万,提高了6·0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为602万,占当时人口总数的0·58%;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152003年第8期已达4571万,占人口总数的3·53%,绝对数提高了6·6倍,相对数提高了5·0倍。(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有212·2万,其中研究生12·1万,本科生91·9万,专科生108·2万,毕业生总数将比2002年增加67万,增幅达46·2%。毕业生中约有50%是理工科的学生(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随着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不断提升,本科或本科学历以下的大学毕业生将很难找到研发性质的工作。当高学历者找不到工作时,这部分人必定会下到生产第一线,由此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此外,中国人相对而言是同质的,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等级观念,这也是促使技术扩散的因素。
　　印度、南美、东南亚等国家由于制度或文化传统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等级鲜明;美国则非常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一个人的成功会被认为是有特别的运气或者有与众不同的能力或禀赋。但在中国,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一个村子或者城镇里,一家富了,其他人会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自己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富裕起来,从而相互模仿。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攀比有时会变为嫉妒,进一步发展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确实能够加快技术的扩散。
　　4·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及官方储备的增长总体上看,自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透露:到去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或德国马克)、日元、韩元和泰铢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17·0%、58·1%和78·7%。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据测算,到去年8月末,人民币相对上述五种货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7·0%、48·1%、65·3%、47·3%和66·8%。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从1994年1月到去年9月,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加权平均汇率指数(即名义有效汇率)提高了13·9%;考虑物价变动因素后,同期的加权平均汇率指数(即实际有效汇率)提高了21·5%。目前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化较小,但相对于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化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持续增长。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势头。
　　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我国实行的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并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当人民币存在较大的升值压力时,中央银行将吐出基础货币同时获得外汇储备。所以,人民币汇率的不断走高和官方储备的持续增长,意味着至少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之和为顺差。事实上,自1994年以来,除去1998年的资本和金融项目是逆差以外,中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一直保持双顺差。贸易是经常项目的主要部分,因此经常项目顺差的大部分来自于贸易顺差的贡献。贸易顺差可以证明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可以说明市场认可中国的16易　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投资回报率。既然市场认同中国的发展前景,很难想象这样的经济体不存在效率的提升。
　　四、新兴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1·一个矛盾应该说,无论是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或是中国的技术进步状况抑或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都应该在全要素生产率上体现出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强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的良好势头。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得出中国几乎没有技术进步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提到,克鲁格曼以及他的书中所引用的关于亚洲的文献一致对亚洲包括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持消极的态度。他在书中引用了刘遵义(Lawrence Lau)的结果,用他的方法测算,亚洲的经济体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率的增长。同时该书援引了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其中的数据显示,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零附近,甚至为负值。与之相对,在索洛1957年的论文中,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美国在20世纪前50年的绝大部分单位产出增长。克鲁格曼的书中还提到,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发现各个工业化国家间的增长率差异,如英国的缓慢增长和日本的高速增长,也主要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来解释的。对比美国惊人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为零,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正在经历边际报酬递减之痛,随之而来的增长停滞甚至衰退似乎难以避免了。这个结论明显和本文前一部分提出的证据矛盾。
　　2·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为了阐明矛盾的来源,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在估计总量生产函数后,通常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后的余值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在1957年发表的这篇文章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但他的方法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不仅过于简单并且存在着缺陷,因此大大高估了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索洛的主要的理论缺陷来源于以资本存量代替资本服务。对于资本投入的度量,理想的情况是用年资本服务值,但由于资本的使用者往往是资本的所有者,因此,不存在一个市场化的资本租赁价格对资本的实际使用进行准确的度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以资本的存量数据代替资本的流量数据。这种处理方法的误差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新实物资本和旧实物资本的使用效率是不一样的,新实物资本的效率显然高一些。其次,闲置的资本也被统计在资本存量之中,但这部分资172003年第8期本实际上没有参与生产过程,不应该包括在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使用数据中。由于这两点,必然大大低估资本投入对增长的贡献,从而高估全要素生产率。
　　随后进行的关于增长的实证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建立在对索洛的完善和扩展的基础上的。从根本上说,这一工作试图改善数据质量,把资本和劳动序列按类型汇总。丹尼森(Edward F·Denison1962)在索洛的基础上做了扩展,从而得出与索洛截然不同的结论:在1929-1957年,美国的实际国民收入年增长率2·93%中,32%是由全要素生产率提供的。而戴尔·乔根森等(Dale W·Jorgenson etal·1987)用一套更加复杂的方法度量了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他们的结论是:在1948-1979年间,美国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3·4%,其中近76%是要素投入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有24%。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李京文等对利用中国1978-1995年的数据进行了测算,他们的结论是,在这18年中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6·2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在《2001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分析结论是,近20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可以说,对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的方法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即使是对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因此,比较不同国家用不同模型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引用了阿尔温·杨(AlwynYoung,1995)的一篇文章《数字的严酷》(The Tyranny of Number)。事实上,在杨的文章中亚洲各国和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是很低的。下表是杨测算出的各国(地区)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的摘录。
　　杨测算的各国(地区)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国家(地区)时间TFP增长率国家(地区)时间TFP增长率香港新兴经济的特殊性那么,如果用完全相同的模型测算出的结果是否可以相互比较呢?我们认为如果是把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的话,采用完全相同的模型也是不够的,必须对数据做不同的处理。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外部环境,所以用同样的方法收集的数据其内涵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主要体现为两点。
　　(1)新兴经济国家(地区)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挥其"生产力"。但发达国家的投资期已过,已经不再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设施现在正在发挥"生产力"。所以如果不扣除这部份因素,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资本服务的变化率将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被大大低估。我们认为,为了扣除这部分因素,必须把"在建工程"作为一个单独的投入要素核算。"在建工程"是指正在安装或建设而没有投入使用的机器设备等。发达国家由于投资期已过,其"在建工程"
　　项目应当主要包含设备重置的部分,因此无论是在投入要素中所占的份额还是变化率都应当很小或为零。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则不同,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无论是"在建工程"在投入要素中所占的份额还是变化率都应当是可观的。所以,如果把这部分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对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18易　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率的影响会很小,但会显着而合理地提高计算出来的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
　　(2)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技术,从发达国家购买设备。通过购买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或有偿地引进技术,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但这部分支出都作为资本存量体现在数据中了。根据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等),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等费用,作为无形资产的实际成本。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但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实际成本。
　　所以,当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引进技术购买设备的时候,所支付的价格就包含了发达国家的R&D支出,并支付了其"创新利润"。事实上,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生产力的效益转移到了发达国家,而成本转移到了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由于引进的技术设备所支付的价款包含了技术进步的成分,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相同技术设备的账面价值,因此用这样的数据估算出来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很有可能是负值。而发达国家,在出售技术的过程中收回了成本,增加了收益。
　　并且由于资本的账面价值相对小,因而残差部分相对大,可以计算出一个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了更准确地估计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必要把引进技术、设备价格中的"技术购买费用"扣除出去。对于引进的专利或非专利技术,作为无形资产可以直接从资本存量中扣除。这一部分理所当然地是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技术进步。对于有型的资产,建立资本存量的统计数据的一般方法是"永续盘存法"。永续盘存法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At=∑∞τ=0dτIt-τ其中,At是t年的资本存量;τ是役龄,即资本使用了多少年;dτ是权重,它是关于资本使用相对效率的一个数列,表示资本使用τ年的相对效率;It-τ为t-τ年的资本投入量。
　　权重dτ是一组十分重要的数列,它反映的是不同年代资本品的相对效率。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固定资产由于磨损所致,在其整个服务寿命期限的各个阶段上,所提供的相对生产能力或效率是下降的。dτ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即:
　　d0= 1;　dτ≤dτ-1;　limτ→∞dτ= 0最常用也最接近实际的相对效率下降模式是几何递减模式,比率为δ,即:
　　dτ= (1-δ)τ　(τ= 0,1,…)为了能够把引进设备的"技术购买费用"扣除出去,对dτ合理的取值应当为:
　　dτ=α(1-δ)τ　(τ= 0,1,…)其中,参数α是该设备在发达国家的原账面价值与新兴经济国家(地区)支付价款的比值。
　　由于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引进的设备有可能是发达国家市场上随处可得的商品(比如购买了一批先进的计算机处理器),支付的价格就是在发达国家的商品价格,因此这种估算方法仍然没有完全剔除资本存量中的技术进步因素。所以即使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低估。与此同时,为了求得每一种引进设备的α值,所需要的信息量十分巨大,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从公开的数据中获得的。除非能够得到充足的数据完全剔除新兴经济国家(地区)上述两方面的影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通过衡量这二者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别而得出一个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
　　五、结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怀疑来自于否认中国的经济存在效率的提升。或者说,由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太低了。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微观主体的转变,中国技术进步的状况,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以及不断走高的人民币汇率和不断增长的官方储备都说明,中国经济的效率几乎没有提高的判断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的来源是没有考虑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应该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而其最根本的是没有认识到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有所不同,这二者的技术进步机理也不同。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后的余值,实质上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随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变得越来越精巧,这一余值越来越低。用不同的方法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不能比较的。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测算出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没有考虑这两种经济体技术进步机制的不同及投资方向上的不同也是不能比较的。
　　最后,由于中国目前对产权的保护没有到位、法制不够健全以及政治上存在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使我们不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懈可击。但从以上各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持乐观态度。
　　参考文献保罗·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W.乔根森,2001:《生产率》,李京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
　　戴维·罗默,1999:《高级宏观经济学》,苏剑、罗涛译,商务印书馆。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1997:《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费方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京文、钟学义,1998:《中国生产率分析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林毅夫、蔡、李周,2002:《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目、赵先信、钟凯峰,1998:《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改革》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