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处理虐童案件中现行法律的缺陷及完善

 　　一、引言

　　2012 年 10 月，浙江温岭蓝孔雀幼儿园虐童案被曝光，当地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施虐者颜某刑事拘留，但最终因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刑事案件，而改为 15 日行政拘留。2015 年 4 月的南京虐童案经当地公安部和许多微博大 V 在网络上关注并转发，再次引发社会舆论，施虐者李征琴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近些年来，此类虐待儿童案件频频发生，在为受虐儿童予以同情的同时，更多人表达了对判决的不满。诚然，我国目前的法律在如何处理虐童案件上还存在着很大缺陷，虐童行为是否该入刑，以及入刑后该如何规制，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的激烈讨论。

　　二、现行法律在处理虐童行案件中的不足

　　我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侵权责任法》《教师法》等都制定有针对儿童的法律条例，《刑法》虽没有单独的虐待儿童罪，但对于情节较为严重的案件，仍会予以刑事惩罚。[1]

　　温岭虐童案和南京虐童案的判处结果不同，在此主要围绕前者展开讨论。笔者认为颜某的行为涉及几项罪名，仅用寻衅滋事罪不能完全概括。例如，其行为中有辱骂、强迫儿童亲吻，显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此案件中，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也涉及到了其他几项罪名。

　　首先是故意伤害罪，颜某施虐主要是因为孩子不听话，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自己取乐。其行为持续了一段时间，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短暂性规定。而且颜某不仅损害了儿童的身体，还摧残到儿童的心理和精神，所以并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其次是侮辱罪，第一，颜某的初衷是教训孩子、自己好玩，而不是败坏他人名誉； 第二，侮辱罪有其公然性的要求，而颜某多是在封闭的教室施虐，且旁观者较少； 第三，侮辱罪针对的是情节严重的行为，但对于严重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第四，处理的侮辱罪，需要被害人或其监护人向司法机关主动提起告诉，后者才能介入。所以，侮辱罪也不合适。

　　再者是虐待罪，这是和虐童行为较为接近且多数网民比较认同的罪名。[2]但按照我国当前法律，虐待的主体主要是被虐者的家庭成员，教师显然不属于该范围之内，所以温岭虐童案也不符合虐童案。最后，还有猥亵儿童罪，以此罪来定性颜某的行为，显然也不适当。

　　不论是儿童本人及其家庭，还是社会舆论，都倾向于必须严惩颜某，然而现行法律对其行为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性，在处理上也明显缺乏震慑效果。而在南京虐童案中，李某不服一审结果，竟还提出无罪的申请。显然，这几年发生的教师虐童、保姆虐童案件，与立法不完善有着很大关系。

　　三、虐童行为应入刑，但不宜增设虐童罪

　　（ 一） 入刑的必要性

　　该案件最终的行政处罚令很多社会人士不满，而面对赔款，儿童家长并不买账，因为这不仅仅是赔钱的问题。部分声音认为，此次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缺乏职业道德和素养，应归于道德领域； 也有声音认为，我国当前的法律已经能够较好地保护儿童。但从这么多案件来看，实际情况远远要比理论更复杂，处理时也面临着许多无奈和尴尬。笔者认为虐童应该入刑，原因如下：

　　第一，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只有行为对社会危害较为严重时，才被认定为犯罪，如果危害性不大，则无必要归为刑事领域。在司法实践中，也要从受害对象、受害程度、施虐者的施虐方式及主观心态几点来判断。颜某的行为已经涉及身体虐待和精神虐待，受虐儿童不但身体被损伤，精神和心智也受到了影响，且对其今后的成长是否会有更恶劣的影响还不能确定。可见，其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然而刑法中虐待罪只适用于家庭成员，所以颜某虽然行为有极大的危害性，但也不能被判为虐待罪。这是现行法律的一大缺陷，为了起到更好的震慑作用，减少社会危害，有必要把虐童行为纳入刑法。

　　第二，应予以刑罚处罚。此处要提及应受刑罚处罚性，这是司法机关定性某行为是否犯罪的关键，也是立法机关将该行为纳入刑法并予以否定性评价的重要标准。[3]

　　受害者及其家属在情绪上往往会有很强烈的不满，只有以同样的方式报复施虐者才能使其情绪得以缓解，而这样势必又涉及到犯罪行为。所以，为了防止虐童事件愈演愈烈，必须对虐童行为予以刑罚处罚。

　　（ 二） 不宜增设虐童罪

　　广大民众多数支持增设虐童罪，从我国法律现状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入刑，但目前不宜增设虐童罪。

　　原因如下：

　　首先，与刑法罪名的概括性相违，且今后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新型的犯罪形式，若每出现一种，就要增设一项单独的罪名，无疑会破坏已有的刑法体系，且在司法实践中容易混乱。

　　其次，除了法律缺陷，虐童行为还涉及政府监管、师德、教育等问题，刑法不是社会管理法，社会舆论的愤慨可以理解，但作为法治社会国家，必须保持理性。

　　而且，在虐童案之外，这些年国内也发生过其他案件，而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刑法依赖综合症",这对法制建设十分不利。

　　此外，儿童、老人、残疾人和妇女都属于弱势群体，法律应该从长远效果和整体考虑，而且处罚或防治虐童案件，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增设虐童罪并非是唯一的方法，两者不构成必要条件。所以，关键不在于是否再浪费立法资源去增设虐童罪，而在于如何完善现行法律体系。

　　四、虐童行为刑法保护的完善路径

　　（ 一） 完善虐待罪

　　首先，针对当前虐待罪只适用于家庭成员的缺陷，必须在施虐主体上进一步扩大范围，除了家庭成员，还应包括有看管、监护以及救助等义务关系的人员。[4]具体如教师、护士等，若有虐童行为，也应同家庭成员一样接受刑罚处罚，以防再次出现颜某此类尴尬的处理。

　　其次，虐童行为危害较为严重，可能会给儿童造成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对其家庭也影响很大，若不加以制止，必然会破坏社会稳定。而虐待罪的处罚力度偏轻，起不到震慑作用，甚至可能会引起施虐者更残忍的报复。所以，为了有效防止虐童案频频发生，刑法必须加大刑罚处罚力度，体现其严厉性和震慑性。

　　同时，对虐童行为在概念上要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应降低入罪门槛，而不是只有情节较为严重者才能入罪。

　　此外，诉讼方式也要修改。目前的缺陷是不告不理，即受虐者及其家属不主动提起告诉，司法机关不会主动参与。

　　这种陈旧的观念并不能保护儿童，也不利于今后法制体系的完善。笔者认为，在出现的虐待儿童、虐待老人、虐待残疾人案件中，有些受虐者不具备起诉的能力，而且也不能否认会出现受虐者被恐吓威胁的情况。所以司法机关应该改变"民不告，官不理"的现象，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尽量做到法理和情理结合。

　　（ 二） 刑法保护的配套完善

　　虐待的报告制度化有利于及时遏制虐待行为的发生。公众所熟知的虐童事件通常都是由媒体报道或者网络传播而得知的，但是如果制定并实施强制报告制度，知晓虐待行为的人有义务报告，那么就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有效制止。[6]

　　相关部门在接受了控告检举后，可设立专门的调查和处理制度并建立一个专项服务机构，负责详细调查虐待儿童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对于被虐者的心理及身体的救助，可以由专门的心理医生定期为他们服务。

　　五、结语

　　虐童行为不但给受虐儿童造成了身心双重伤害，还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由于法律的缺失，在真正判决时并不能起到太大的实际作用，社会舆论也难以平息。对此，应将虐童行为纳入刑法，并通过不断完善虐待罪及配套法律来防治这一恶劣行为。

　　[参 考 文 献]

　　[1]刑晨，赵宁。 浅析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J]. 青年与社会，2014,（ 8） : 109.

　　[2]石奇鲁。 浅议用刑法规制虐童行为---以温岭虐童案为视角[J]. 华人时刊，2014,（ 1） :143 -144.

　　[3]杨雪非。 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D].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2014.

　　[4]何剑。 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 2） : 49 - 56.

　　[5]李文军。 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及其立法完善[D].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4.

　　[6]刘美蓉。 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立法完善之探析[J]. 法治与社会，2014,（ 22）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