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指导：赵文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宋元之际，江西庐陵出现了一个以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为代表的诗文流派，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流派，才成就了刘辰翁在诗文史上一时宗主的地位。元代欧阳玄曾说：
　　江西诗在宋东都时宗黄太史，号江西诗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后杨廷秀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虽杨宗少于黄，然诗亦小变。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点校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1] 
　　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欧阳玄认为，刘辰翁乃继北宋黄庭坚、南宋杨万里之后江西诗之宗主。元代大儒江西人吴澄在《刘志霖文稿序》中也说："近年庐陵(按：《四库全书》误作"齐陵")刘太博以文鸣，沾丐膏馥者不少。"[2](宋曾授刘辰翁太学博士，未赴)说明这一派在当时影响还相当大。这一流派的中坚人物有赵文，他上承刘辰翁，下启刘将孙、刘岳申、刘诜所谓"三刘"等，有较高的理论与创作成就，并对流派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所以，吴澄《刘志霖文稿序》又说："太博之后尚有嗣其响，仪可分其光，而又有志霖焉。"赵文(1239-1315)，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是元代前期南方文坛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诗文作家。在宋为国学上舍生，曾冒姓宋，名宋永，从弟名宋安，字功可，兄弟以文章齐名，号二赵先生。文尝三贡于乡，由国学上舍仕南雄府教授。后入文天祥幕抗元。入元曾隐居不仕，后出为东湖书院山长，寻授南雄儒学教授。著作除《青山集》外，有《史记纂》，佚。《宋史》、《元史》均不立传，生平见程钜夫《雪楼集》卷二十二《赵仪可墓志铭》、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十九《赵青山先生墓表》及《宋季忠义录》卷十六。 
　　尽管赵文在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上均有极可称道的成就，但因文集散佚，后人对他没有多少了解，更说不上研究了。赵文诗文集初名《青山初稿》，又名《青山稿》，编定后名《青山文集》。同时人刘《水云村稿》卷十一有《与赵仪可书》，云曾"得《青山初稿》一帙"，"亟篝灯熏香以读，读一二，惟恐其尽。一读竟，又反复读，至夜分，读不忍休。"稍后之吴澄答《赵仪可书》亦云早年曾得见《青山初稿》，后"继又有见焉，而又有加于初"[3]。此集佚于明末。清代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重编为八卷，前卷六为文，卷七卷八收古近体诗及词。清人顾嗣立等编《元诗选》，二集收赵文《青山稿》一卷，收诗17首，乃据《天下同文集》、《乾坤清气集》、《元诗体要》、《石仓历代诗选》等书辑录而成。 
　　从有关文献可知，赵文是当时有影响的诗论家和诗文作家，在元初庐陵诗文流派的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上承刘辰翁，下则影响刘将孙等"三刘"。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说："吾庐陵巽斋欧阳先生，沈潜贯穿，文必宿于理，而理无不粲然而为文。繇是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与青山赵公相继，今四方论文者知宗庐陵，而后进心胸耳目，涵濡依向，无不有以自异。"[4]可见其地位之重要。而吴澄《答赵仪可书》则说，当宋亡入元，科举废，"读书人以《青山初稿》售，乃知向之逐时好者，又转而追古作矣。"[3]又可见其在元初风气转变之际的推动之功。刘辰翁论诗论文敢立异论，赵文比刘辰翁更大胆、更激进，他在宋元之际是一位激进的反理学文论家，明曹安《谰言长语》云："宋真西山集古之诗文曰《文章正宗》，其于诗必关风教而后取。庐陵赵仪可讥之曰：'必关风教云乎，何不取六经端坐而诵之，而必于诗?诗之妙正在艳冶跌宕。'"在当时无疑是惊人之论。他自称："余畸人也。畸人之言，率与时左。"[5]足见其性格之特立。但他的文集在散佚之余，今所存者，以卷数看仅为原书的四分之一，已经很难得知其全部成就了，只能就现存文献加以评述。 
　　 
　　一 
　　 
　　赵文诗论的纲领是"性情说"，其"性情说"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之论，他说："诗人本非大圣大贤之称，古之田夫野老，幽闺妇妾，皆诗人也。"[6]我们不要误解他的意思，他这里既不是贬低诗，也无意贬低诗人。他只不过要摘掉那些自称为诗人而又俗不可耐的功利之士头上的光环，还他们同时也还诗歌以本来面目。所以，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写诗，所有的人都是诗人。 
　　要理解他这一口号的含义，先得了解他之所谓"人"。他有一个很能显示其独特见解和思维个性的说法，叫做"今世诗多而人甚少"，无疑，这里所谓"人"有特定含义。在《诗人堂记》中，他谈了宋亡科举废后，原来攻四六时文以应举的人都作起诗来，于是诗歌创作一时大盛。但这些写诗的人都是什么情况呢?赵文对他们是鄙视的，说： 
　　近世士无四六时文之可为，而为诗者益众。高者言《三百篇》，次者言《骚》、言《选》、言杜，出入韦、柳诸家，下者晚唐、江西。而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马队之间者鲜矣。是虽山林介然自守之士，忍饥而长哦，抱膝而苦调，未尝无之，然终不能胜彼之多且雄也。故今世诗多而人甚少。其少者必穷必祸，虽有高古之诗，且将流落散逸，泯焉以无传，甚可痛也。……有能为诗以咏歌其情性，谓之诗人可也。[6] 
　　那些随时改化，只知追求一己之富贵利达而无介守的人，也即易代之后为图进身而随蒙古贵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俗、生活方式的人，或者身在山林心想朝市的人，尘污俗染已经失去应有操守的人，是被他排除在"人"之外了。于是他之所谓"人"，只指在漫漫红尘中尚能"介然自守"的人，这些人以其高尚之怀，自然有"人"之情性，这其中，"有能为诗以咏歌其情性，谓之诗人可也"。 
　　在有了以上的认识铺垫后，我们再来看他"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之论。其《萧汉杰青原樵唱序》云： 
　　萧汉杰出所为诗号《青原樵唱》示余。或曰：'樵者亦能诗乎?'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何独樵者?彼樵者，山林草野之人，其形全，其神不伤，其歌而成声，不烦绳削而自合。宽闲之野，寂寞之滨，清风吹衣，夕阳满地，忽焉而过之，偶然而闻之，往往能使人感发兴起而不能已，是所以为诗之至也。[5] 
　　与这些形全神完的山林草野之人相对的，是那些随时改化、望尘于城东马队间的所谓"诗人"，他们尘污俗染，世虑尘想，已经失去了完整和独立的人格精神，因而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加之他们作起诗来，又不是自我情性的自然流露，"拘拘于声韵，规规于格体，雕锼以为工，幻怪以为奇，诗未成而诗之天去矣。"[5]则人既已非人，诗也算不上诗。那些无功利目的、无富贵之求、人格完整、孤介自守的高尚之士，无意为诗而自然兴会，"往往能使人感发兴起而不能已"。这样的诗是真诗，这样的诗中，才有诗人真实的自我，才是诗人真情性的自然流露。这应该是赵文"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这一口号的真实含义。既然作诗并非圣贤之事，人只要有真性情便可为诗，则诗也不过为众人之用，在赵文看来，作诗也不过为"适意"："人生贵适意耳，使吾吟常得句，即常适意。"[5]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