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

 [提  要]本文论述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 时代 南海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和广州贸易的特点。着重探讨广州华商资本的 发展 及其卷入世界市场的情况。指出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豪商．已同其印度、荚国商人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 网络 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荚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荚各地。 
  
[关键词]海洋时代  商业扩张时代  南海贸易圈  广州 
由于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和东方航线的开通，揭开了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海商的东来，传统南海①水域的贸易网络，已经西越印度洋，延及大西洋，东通太平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陆，初步形成世界性的海洋贸易圈。 
如果说16世纪是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形成的时代，那么18世纪则是全球化商业扩张的时代，是一个商业竞争趋向激烈的时代。这一新世界贸易格局的出现，对于作为传统海贸中心的广州，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在全球化商业扩张时代形势下，广州贸易所作的回应。 
  
一、             南海贸易格局的变化 
  
    广州古来就是 中国 海贸的中心(除元代一度为泉州所取代外)。明代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置市舶提举司。明确指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流求，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就是说，广州被指定为南海各国朝贡贸易的港口，所管辖的范围也最为广阔。南海贸易局势的变化与广州贸易息息相关。探讨广州贸易时，当应从南海贸易谈起。 
环列南海的"南海诸蕃国"，已为华人所不断移居，明代更成为中国商民出没的地方。华侨在东南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海商于是16世纪先后前来，改变了南海政治 与贸易的局势。 
首先，中国与南海诸蕃国间传统的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华商的贸易网络受到冲击、削弱和破坏。葡人于1511年攻占满刺加(今的马来西亚，明末称麻六甲)，是西方势力东渐的滥觞，也是宗藩关系受到冲击和破坏的开始。作为明帝国的藩屑国满刺加，陷落达十年之久，明朝廷才得知。明帝国也曾严词申斥葡人．责令其退出，返回故土，并下诏谕近邻暹罗(今的泰国)诸夷救援，但未曾取得任何效果。从此起，明帝国与南海诸蕃的宗藩关系日渐式微，在南海的政治势力逐渐退出。尔后南海渚藩先后陷为西方的殖民地。 
    葡人继而前来中国沿海活动。先是勾同中国的海商、南海诸蕃的一些商人在杭州湾外的双屿岛建立国际性的市场(1548年明朱纨发兵捣毁)，继而以租借占据澳门作贸易据点。并建立东亚与欧洲的贸易网络。 
    继葡人之后，西班牙人于16世纪中叶占据菲律宾，以马尼拉为贸易基地。16世纪末，荷兰人(16世纪时其领土包含今日的比利时、尼德兰、卢森堡和法国北部法兰德斯一带)也来到吕宋(菲律宾)，由于遭到葡、西的抵制，于是荷兰国内的各公司联合起来，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并配有强大的武装舰队，以加强其在南海的竞争力。它极力排斥葡、西势力，甚至进攻其贸易殖民基地。17世纪初营建巴达维亚城(雅加达)，作为为殖民统治的据点。继而侵占锡兰，并从葡人手中夺取麻六甲。又占据 台湾 ，以大员(即今安平)作为贸易据点(1662年为郑成功所驱逐)。巴达维亚和大员两据点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奥援。继葡萄牙人之后称雄于东亚海域。 
    英国1600年组织的东印度公司，也前来加入南海水域的商战。由于其资本和武装力量处于劣势到17世纪20年代，把重点转移到印度和波斯。唯留下爪哇的万丹作为在南海的基地。 
    前来南海水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贸易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而且有本国政府作其政治与 经济 的坚强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他们凭借其船坚炮利，一方面主张公平的贸易，另方面遇到失利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他们在南海地区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一改东亚海域由华商独领风骚的传统贸易局势。再是，西方各国海商的先后到来，导致出现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此时南海贸易的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各国间都需要交换各自的产品。荷兰人说："中国人需要我们的白银，正如我们不能没有他们的商品一样。"②可以说，16、17世纪的世界已经开始趋向一体化。 
    如果说16世纪是海洋时代，是世界趋向一体化的开端，那么，18世纪是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也是世界一体化加深而出现的贸易重新改组的时代。 
    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是伴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取得成功而出现的。产业革命为市场制造了愈来愈多的产品，迫切需要推向市场。从英国1700年至1800年一百年间的出口商船吨数、输入额和输出额成倍地增加中，可以看到产业革命带来的后果-- 工业 产品对市场需求的迫切性。据统计，离开英国港口的商船吨数，1700年为31万多吨，1800年增至192万多吨，增加了五倍多；商品输出额，18世纪的首10年，为6至7百万磅，1800年却达到4187万多磅，增了约6倍；商品输入额，]8世纪初为4百万磅，世纪末已增达约3千万磅，增加了6倍多。如果置于坐标图上，可以看出，这三项指标都在扶摇向上，世纪末的20年间更是几乎直线上升③。18世纪的南海贸易，除老牌的葡、西、荷等国商人相互竞争外，又增添了英商这一强劲的对手。跟踪而来的还有欧美其他国家的商人，如法国、丹麦、瑞典和刚刚建国的美国等。此时，南海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化，而且更加带有疯狂性与倾轧性。 
商业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后盾的，国家实力的消长，直接 影响 商业的竞争力。自重商主义流行以来，商业扩张的胜利就是市场、资本和政治权力结盟成功的结果。商业资本的张缩是与其国家权力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从西方各国海商在南海势力的消长与其国家实力的隆替相一致，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取得产业革命成功的英国日益强大，其在南海贸易的地位也随之而与日俱增。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创立伊始，就以印度为掠夺对象进行蚕食。18世纪30年代起占据了马德拉斯等三个管区，并在其他地区建立了商栈。18世纪末，印度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有了印度作基地，更可以加强对南海水域作掠夺性的贸易活动。1756年，英商的通译员洪任辉(James Elint)秉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旨意，乘武装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等港口，提出诸多横蛮无理的要求。基于 历史 上"双屿岛"与"澳门"由洋人引诱而聚集成市的历史教训，洪任辉的举动引起了清朝廷的惊惕。为了"防微杜渐"，又顾及广州僻处南疆，其出海孔道的黄埔、虎门，"在在设有官兵"，可以保证安全，所以于次年，亦即乾隆22年(1757年)，下诏令："将来止许在广州收舶交易"④。从此，只允许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一个口岸通商，不准再往其他三口(厦门、宁波、上海)从事商业活动。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规定广州为"独口通商口岸"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