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隐蔽税收的涵义动因及计算

 一、显性税收与隐性税收的内涵

纳税人根据税收规则承担的税款支付，会造成企业的现金流出，是企业承担的显性税负。有时，政府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考虑，对某些特殊行业或地区实行税收优惠待遇，如免税、减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的结果导致不同投资资产承担的法定税负有差异。理性的纳税人通常会选择低税负的资产进行投资，从而导致造成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使得低税负资产的价格被抬高，其税前收益率低于非优惠资产，也就是说，有税收优惠的资产以取得较低税前收益率的形式间接支付了税收，这部分差额形成为企业的隐性税负。

二、隐性税收的产生的动因

隐性税收是由于税收优惠资产可获得的税前投资收益率低于非税收优惠资产可获得的收益率而产生的①。如果的两种资产提供相同的税前现金流，但一种资产的税前现金流比另一种资产的税前现金流享受更优惠的税收待遇，那么理性的纳税人就会竞价购买税收优惠的资产，导致两种资产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税收优惠资产的价格就会被抬高，而因为两种资产的税前现金流相同，结果造成税收优惠资产的税前投资收益率将低于非税收优惠资产的税前收益率。在重要而特殊的情况下（如完全竞争市场下），它们的价格持续变化，直到所有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都相同。也就是说，在没有更多的税收规则约束和市场摩擦的情况下，税后收益率的平均化是市场均衡的一个必要条件。从纳税人的角度看,降低的这部分税前收益相当于缴纳了部分税收。它不一定交给政府,供应商、消费者都有可能成为隐性税收的受益者。隐性税收的最终归宿是跟市场结构相联系的,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隐性税收归宿于不同的对象。

三、隐性税收的计量模式

税收优惠待遇会导致投资者哄抬税收优惠资产的价格，从而降低这些税收优惠资产的税前收益率。税收优惠资产待遇导致纳税人较低的显性税收和较低的税前收益率，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之为隐性税收模型。隐性 税 收 的 量 化 模 型 主 要是 美 国 学 者Scholes和Wolfson于1992年提出的S-W模型。 S-W模型明确指出企业承担的总税收应该是显性税收与隐性税收的和。 S-W模型引入了"基准资产"的概念，基准资产是一种经过风险调整后所获收益每年按一般所得税率全额课税的资产，即按最高的法定税率来征的，基准资产仅承担显性税收，不享有任何税收优惠，如完全应税债券。有了基准资产，就可以把其他享有税收优惠的资产的收益率跟基准资产做比较，并借以确定这些资产的显性税率、隐性税率和总税率。任何一个资产的隐性税收等于基准资产和已调整风险的备选资产（如有税收优惠的债券）之间税前收益率的差额。比如，2006年6月1日发行的三年期免税国债利率为3.14%，同期三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为3.24％②，存款的"利息税"为5%，则5%是纳税人投资存款项目所承担的显性税收，免税国债虽未直接因税收原因支付现金，但由于国债投资所获较低的税前收益率，因而相对承担了一定的隐性税收，其隐性税率为0.1%，即3.24%减3.14%，而银行存款项目的隐性税率为零。假设a为税收优惠资产，b为基准资产，ta为税收优惠资产承担的隐性税率③，Rb为基准资产的税前收益率，Ra为税收优惠资产的税前收益率，则投资该项税收优惠资产a的隐性税收为Rb-Ra。在无摩擦的市场中，由于税收套利的存在，各项投资资产的税后收益率必然相等，即Rb（1-ta）Ra，因此，隐性税率的公式如下：

Scholes指出，在没有税收约束和摩擦的完全竞争均衡状态下，所有资产已调整风险的税后收益都应当一样④，因此，任何投资者支付的税收总额都应是显性税收与隐性税收的总和。用r*表示这个共同的税后收益，则总税收可表示为：

然而实际经济生活中，市场远未达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市场摩擦（经济学上的摩擦是指在不完全市场下，买卖资产而发生的费用和相关信息成本。 ）与税务约束（税收筹划的约束，也就是税收规则约束，是国家通过立法施加的、阻止纳税人利用各种方法，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减少纳税义务的一系列限制。在不完全市场经济环境下，税收规则约束是普遍存在的约束条件,具体就是现行的各项税收法规。 ）无处不在，套利的困难和昂贵的成本，使得S-W模型中隐性税收的计算结果应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的隐性税收远远低于其理想值。S-W模型在实际经济中难于推广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基准资产并衡量其预期的税前收益率。Callihan and White（1999）则对S-W模型进行了扩展研究，提出了如何运用企业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来评估隐性税收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如何利用财务会计的数据衡量隐性税收的各项指标。 C-W模型公式如下：基准资产（完全应税资产）的税前收益率Rb=[（PTI-CTE）/（1-t）]/SE，基准资产（完全应税资产）的税后收益率rb=[（PTI-CTE）/（1-t）]/[SE（1-t）]，备选投资资产的税前收益率Ra=PTI/SE；备选投资资产的税后收益率ra=（PTI-CTE）/SE；式中：Rb为已调整风险的完全应税资产的税前收益率，PTI是企业的税前所得（账面价值），CTE是企业目前的税收支出，SE是企业的股东权益，t是最高的法定税率。根据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完全应税投资资产所获得的税后收益率与其同风险的备选投资资产的税后收益率相同，则

C-W模型克服了S-W模型的难点，首次运用企业的财务会计数据对衡量企业的隐性税收问题进行了尝试，而不仅仅限于S-W模型研究个别投资资产的隐性税收问题。 C-W模型中隐性税率的转化形式表明，衡量企业的隐性税收负担可以只考虑企业最高法定税率与有效税率之间的差异，而可以不用基准投资资产税前收益率估计企业的隐性税收。 C-W模型虽然运用财务会计数据对衡量企业的隐性税收问题进行了尝试，但其应用前提依然是完全竞争市场，且仅针对企业隐性税收的衡量，而不是某个方案承担的隐性税收，因而限制了其在税务筹划方案选择中的运用。我们不妨对S-W模型作出一定的放松假设，在税务筹划时，把享有税收优惠的方案视作优惠资产，把不享有税收优惠的方案视作基准资产，从而可以计算出享有税收优惠的方案承担的"相对隐性税收"，帮助企业税务筹划时全面衡量方案的税收负担。同时，要考虑到筹划时的摩擦和税收约束。假定企业税务筹划时面临两个方案的选择，享受税收优惠的方案A税前收益率为Ra，无税收优惠，或较少税收优惠的方案B的税前收益率为Rb。同时，设c为市场摩擦率，s为税收约束率，在阻碍税收套利的进程中，摩擦占的权重设为θ1，税收约束占的权重为θ2，m是市场摩擦和税收约束的函数，即m=f[c（θ1），s（θ2）]。 m取决于不同投资资产的交易摩擦程度和税收约束程度。则非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税收套利的均衡结果应该是：

通过放松假设，我们得到了"相对隐性税收"的数值，虽然尚不够精确，但把其放入筹划方案，弥补了筹划单纯考虑税收收益的缺陷。同时，我们发现隐性税收的高低与市场的摩擦程度、税收约束程度密切相关。市场摩擦程度越低，税收约束越松散，隐性税收越高，当市场无摩擦与税收约束时，m＝0，则公式（5）和（1）一致；反之，市场的摩擦程度越高，税收约束越紧，隐性税收越低。在不完备市场中，市场摩擦程度与税收约束是隐性税收量化的关键因素。

四、税务筹划中隐性税收分析工具的引入

在讨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时，忽略隐性税收的不仅有政府有关部门，而且许多学术研究机构，纳税人本身也忽略了隐性税收。忽略隐性税收的原因大抵是由于隐性税收难以准确量化。隐性税收的计量是一个难点，因为，衡量税收对税前收益影响的最直接办法就是观察风险完全相同的几项资产的税前收益，然而这样的数据难以准确找到。即便如此，鉴于隐形税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隐性税收和显性税收一样，同样会影响现代企业的投资、融资及日常的营运管理活动，所以，尽管其计量上存在困难，税务筹划中仍然需要隐性税收分析工具的引入。早期的税务筹划理论仅考虑显性税收，有效税务筹划理论认为，企业所承担的总税收应为显性税收与隐性税收之和。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减轻的税收负担不仅包括显性税收，同时也包括隐性税收。政府颁布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时，由于隐性税收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国家按照既定的产业政策给予某些产业的税收优惠并不能被该产业完全得到。隐性税收的存在，将抵消一部分税收优惠带来的收益，但这种抵消并不同于交易成本对税收优惠的抵消（其实质是市场摩擦导致的一种无谓损失），隐性税收起到一种税收利益的转移作用。在没有市场摩擦和税收约束的前提下，有着相同的税后报酬是市场均衡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在理想状态下,税收优惠完全与企业无关，并不影响企业的决策。但是，由于存在市场摩擦，即存在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结构的不对称情况下，结论就大不一样。因此，企业在决策时，要考虑的是综合税收，而不仅仅是显性税收，实现总税收负担（显性税收与隐性税收负担之和）的最小化才是理想的。在税收优惠政策出台的早期，因为资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增加或缩减，税收优惠的受益企业的确获得了税收优惠。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开始税收套利，社会资本向该产业流动，其资产增值速度趋于缓慢，隐性税收随之产生。换句话说，税收优惠刺激了税收套利，税收套利导致了隐性税收。任何投资都需要一个时间周期，预见性比较强的企业就能够抓住投资的最佳时机，既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又可以在投资额的高峰期到来之前也就是税收优惠资产提高价格之前充分享受高税前收益率。因此，企业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正确的预测能力打好时间差，尽量避免隐性税收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