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关键词]财富源泉；福利；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牛顿 方法

　　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 经济 学（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的名称。从学科 发展 的情况来看，"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名称更恰当些。财政学的 研究 对象和方法本质上是 历史 的和发展变化的。因此，研究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似乎是"学说史"的任务。要把"对象和方法"截然区分开来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别叙述的方法却是适当的。本文讨论这个 问题 ，目的是想搞清财政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演变的原因、现状和趋势。

　　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财政学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现代 主流经济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的源流发展来看，把经济学转为" 科学 "的第一人是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样被认为是财政学的开山之作。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学说称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的《国富论》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财富"和"怎样国富"的问题。斯密在创立科学经济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属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即" 工业 化"的开始时期。这里的"工业化"是指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工业"从它来到世间就是以"交换"为前提的，但从起源来看，最初的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什么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但从农业经营方式的起源来看，最初却不需要交换。如何把农业纳入交换经济，进而纳入"工业化"的轨道，同样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上述的说明已经隐含了斯密的 社会 发展观：资本主义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因此，在这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可以作为等同的概念来使用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农业人口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斯密时期，全球人口只有8亿（1750），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高达95%[1]（第180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并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话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社会的当务之急，物质产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当时在"制度"安排上却是不利于"工业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于"贸易自由"的制度障碍很多；在不成文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贵金属就是"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占统治地位，严重 影响 "贸易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财富"就是"价值"的著名论点；并指出"市场经济"是"国富"的原因。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但斯密的"价值"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并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是"生产性"的。他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教育 、文艺等部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他的市场经济只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方式。他倡导"廉价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上述表明，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他的财政学是作为他理解的"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他把"国家"拟人化，即把国家行为看作 自然 人一样地理性行为，重点 分析 税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不作为"。这可以称之为斯密传统。

　　西方的"工业化"时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是工场手工业全面转入机器大工业时期（蒸汽机普及时期），也就是斯密"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在欧洲大约起于1750年左右，止于1860年左右，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国，大约在1830年就结束了，而欧洲大陆则要迟30年左右。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研究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与经济学家的民族感情、社会环境、所关注的经济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有关。当时德国相对落后，意识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国的经济学家是反斯密传统的，比如德国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应该说，历史学派在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的时候也没有把"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来看待。

　　"工业化"完成之后，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由"温饱"转入"小康"。社会关注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需求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学说史的角度看，1890年马歇尔发表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宣告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同时，马歇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但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风气在1860年前后就形成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第一卷）、杰文斯的《 政治 经济学 理论 》（1871）、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原理》（1871）、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是明显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马歇尔拓宽了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劳务"也是有价值的，也是"生产性"的。这样，就把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但他同样认为政府部门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同时，马歇尔也注意到"工业组织"的制度变迁，社会分工更为发达，从生产到消费的环节越来越多，经济研究不应该再从"供给"出发，而应该从"需求"出发。他认为，斯密只强调自由竞争是不够的，竞争也有缺点，合作也有优点。不仅如此，"国富"光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远远不够了，需要人们深入认识，自觉"驾驭"。他认为社会发展不像斯密所说的那样"自然而然"，而有"人为"选择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斯密理论中关于"自然工资"、"自然利润"、"自然地租"、"自然利息"的概念是不贴切的，应把"自然"改为"正常"。这个"正常"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正常利润"、"正常利率"等等，甚至在此后发展起来的宏观理论中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也采用"常态"和"非常态"的概念。他认为"纯粹"的经济学只研究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不可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尽管对经济有重大影响，比如政治问题，不属于"纯粹"经济学的范畴。这就是说，"政治问题"、"国家问题"对于"纯粹经济学"来说，只是外生变量。从此古典经济学喜欢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被"经济学"替代。这一切就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新"，并形成"马歇尔传统"，但理论的"本体"仍然是"古典"的。直至今天，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研究被列入"主流"的地位，而且不如此就似乎不正宗。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时期划到1936年，即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那一年。我以为不妥，"新古典"时期的终结年代应该以1950年左右为界。凯恩斯在主流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很高，名声很大。我以为从经济学说的角度看，凯恩斯的"名声"大大超过了他的学术贡献。从学术成就上看，他仍然应该被纳入"新古典学派"，但标志着新古典学派的终结。他的名声之所以那样大，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创立的宏观理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根据。从1930年代以后，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日益加强，导致20世纪40年代发展为"混合经济"。二是二战以后直至1970年，资本主义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1930年代的危机给西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于是人们把"政府干预"以后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凯恩斯。三是凯恩斯是英国财政部的高官，参与重大经济政策，包括国际经济组织的策划。而他的老师马歇尔却是纯粹的学者，凯恩斯可能是开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政治先河的代表人物。这是政治决策发生明显变化的重要标志。凯恩斯以后，英国在经济学方面"原创性"成果最多且领先的地位也结束了。

　　马歇尔有两个著名学生：一个是庇古（1877-1959），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一个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们不迷信老师划定的经济学研究范围，一个把社会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另一个把宏观问题请进经济学的殿堂。但在对市场经济的"本体"认识上仍然是"斯密"的；在经济分析方法的"本体"上仍然是"马歇尔"的。因此，把他们列入"新古典学派"是适当的。

　　这就是说，新古典学派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领域。在"效率"方面，把斯密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市场经济"拓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盈利性部门。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领域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三条主线，没有统一的理论模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有一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味道。凯恩斯学说确实名噪一时，主流派甚至一度认为微观问题已经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社会的注意力几乎主要被宏观问题所吸引。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在主流研究中，"效率"是市场机制的事情，即"市场经济"的事情："公平"和"稳定"是政府的事情，即"非市场机制"的事情。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政府却只是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并没有从微观上研究"非市场"的"机制"问题。但社会关注的问题不是理论研究的全部，真正的理论家需要以他对社会进步的思考、以他独特的知识积累、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以他超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来"捕捉"和"研究"有关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当时社会所"不关心"的，但仍然有一批真正的理论家在"耐得住寂寞"状态下进行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1937年发表" 企业 的性质"一文，仅比凯恩斯的《通论》迟了一年，可是在很长时期"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40年以后才名声大噪，被誉为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科斯的论文实际上把"企业组织"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回答了"企业组织"的"性质和原因"。在传统的"效率"研究中，"企业组织"历来是作为"价值"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科斯却把它内生化，并提出"交易费用"的著名观点，从而确立了"企业组织"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科斯关于"交易费用"的发现，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是当之无愧的。我以为这与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在经济分析中显然缺乏相应的一套办法，运用的广泛程度远远不够。这个问题涉及到对"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重新认识，需要另文专门讨论。

　　与此同时，另一批美国经济学家对"国家组织"进行微观研究。1938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发表"公共经济的自愿交换理论"，提出税收和政府公共商品供给之间的"自愿交换学说"；1943年鲍温（BowenH.R.）提出公共商品的需求和投票理论；1949年布坎南（BuchananJ.M.）提出政府财政的纯理论，开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先河。财政研究的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往，英美经济学家研究财政问题时，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即把"国家"拟人化，当做自然人一样进行行为分析，财政理论实际上只是税收理论。因此，布坎南批评马歇尔的理论只是价格理论而已。在1930-1950年代的研究，则把税收和财政支出结合起来一块考虑，并且在政治程序上探索"政府行为"的根源，打开了政府行为的"黑箱"。值得提起的是，对"国家组织"本身进行研究最先发端于北欧学派（瑞典学派）。魏克塞尔（WicksellK），熊彼特称其为"北欧的马歇尔"[2]，早在1880年就开始把财政经济纳入交换结构进行分析，把财政支出和税收结合起来一并考虑，并且把公共部门决策作为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来看待，学术成就是原创性的。这实际上暗含了经济学要研究"政治需求"的问题，即"动机问题"。而这类动机问题在马歇尔看来应该是 哲学 家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此后，北欧学派林达尔（LindahlE）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公共商品供需均衡的模型，即"林达尔均衡"。但英美经济学家认为，北欧的理论差不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译成 英文 流传的，因而他们的发现是"独立"完成的。学者是有民族感情的，是不是北欧的"环境"（包括文化）和美国的"环境"类似，因而可以相互"独立"地发现"同样"的" 规律 "，则是属于另外应该专门研究的问题。这里只是套用主流派的观点来阐述研究对象的变迁问题。研究风气的转变大大拓展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支出问题和决策问题成为普遍关注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获得飞速发展，并且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学科发展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财政学家就更喜欢采用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名称，这可以认为财政学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54年，萨缪尔森（SamuelsonP.A.）在鲍温的投票理论、布拉克（BlackD.）的小组决策原理（1948）、阿罗（ArrowK.J.）的集体选择的逻辑（1950）和社会福利函数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商品的需求理论，建立萨缪尔森模型。1962年，布坎南和吐鲁克（TullockG.）把集体选择、决策规则和投票程序结合成公共选择理论，发表著名著作《同意的算术》（ The CalculusofConsent）。与此同时，道恩（DownsA.，1957）、吐鲁克（1965）和尼斯卡能（NiskananW.A.，1974）展开对政党、官僚的微观行为分析。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对财政学的研究也产生重大影响。科斯的发现是从"为什么要有企业"这样的问题入手的。据此，同样可以问："为什么要有国家？"而且，既然企业制度存在交易费用，那么国家制度同样存在交易费用。按照现代财政理论的角度来看，"制度安排"是由"公共选择"决定的，目的是提高效率。但效率不仅取决于价值生产，而且取决于交易费用。这对于公共商品的供给理论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如果考虑到交易费用，那么市场失败的商品未必一定要选择公共供给。

　　从 目前 已有的财政理论来看，称之为"公共部门经济学"也是名不符实的。马斯格雷夫是现代财政理论的集大成者，1959年发表《财政理论》一书，此后多次再版，成为权威教科书，和经济界长期采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入门的教科书一样著名。"财政学"和"经济学"一样，只是把各种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并没有形成统一、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且也并没有把"公共部门经济"说清楚，这主要是在基础理论方面缺乏有力的证明。

　　"价值"是经济学说，包括财政学说的理论基石。斯密提出"价值理论"，并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是"价值"的三个来源。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整个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三个来源"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的主要分歧之点。不讨论这一问题就难以理清经济学说，包括财政学说的源流变化。这个问题将在下面有所讨论。

　　二、财政学的研究方法

　　财政学科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似乎"应该"适合财政学。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认为，经济学的方法有两种：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前者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开创实证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马歇尔，把经济研究纳入可"验证"的轨道，也就是马歇尔所说的"牛顿方法"。开创规范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庇古，把经济研究纳入"伦理"的轨道。但不论是实证还是规范，都与研究对象有关。

　　1687年，牛顿出版了代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创了划 时代 的力学体系。牛顿采用可验证的方法来回答"自然哲学"的问题，而且这种验证可达到数学表达的精确程度。牛顿的"自然哲学"问题是："运动的性质和原因"。牛顿的回答是：运动的性质是"力"；原因是"力的作用"。牛顿方法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很快传遍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且延续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说，牛顿的发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可能是最先引进牛顿方法的学科。斯密的《国富论》实际上也是牛顿方法，尽管斯密自己并没有那样说。斯密提出的经济哲学问题是："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斯密的回答是：财富的性质是"价值"；原因是"价值创造"。题目何其相似！但斯密对牛顿方法的运用是不全面的，他并没有把"价值"达到可用数学表达的程度。这在斯密看来可能认为不需要，因为他认为只要让价值规律自发起作用，就可以像"自然规律"一样实现"国富"的目标。因此在斯密的经济学中，使用一套"自然"的概念，例如"自然利润"、"自然利息"、"自然地租"等等。牛顿的研究前提是：事物都是运动的，至于事物为什么都是运动的，则不是牛顿理论体系本身要回答的问题。斯密的理论前提是"交换"，"交换"是"人"的本性，正如"运动"是事物的本性一样。"运动"的本性能不能实证研究我不清楚，可能迄今为止尚没有。但"人"是历史的，"人"的本性如何来的问题显然是可以而且应该研究的。但"交换"本性的实证研究成果，至今可以说还没有！

　　在"交换"的总前提下，斯密进行了"经济人"的假设。斯密"经济人"的本性是追求物质利益极大化的，或者说是追求价值（财富）极大化的。但斯密"经济人"所处的"环境"是解决"温饱"问题，即解决"食、穿、住"的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斯密的著作中，对"穷困"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与此相适应，斯密的"财富"也只是指物质产品，即只有物质产品中的劳动才具有价值。斯密实际上是"物质生产论"派。斯密认为，只有把稀缺资源尽可能多地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只有让"经济人"自由选择，才能达到"国富"的目的。斯密构想的"'经济人'自由选择"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以价值为核心的"自由竞争"制度，"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比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提出的"生存竞争"理论早了将近一个世纪。而且，斯密认为这一切像自然规律一样地"自然"。斯密理论中的"人"是"经济"的人，但斯密本人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人。从斯密构想的理论看，那种制度是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那种竞争的残酷路径是解决穷困问题的惟一选择。因此，那些问题只是隐含在斯密的生产论中，并没有表达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