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

 【 内容 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在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外援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1％到85％。1941年至1945年外援中断，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靠各税收和公营 企业 的 发展 来提供。
【 正 文】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分两个时期，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1941年至1945年主要依靠边区政府的各种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本文就这两个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及与其相关的 问题 进行考查。
　　　　　　一、1937年至1940年的财政来源及1941年发生财政困难的原因
　　抗日战争开始后， 中国 共产党的财政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因此，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1937年，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1938年，46.8万余元， 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 年，755 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 经济 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
　　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这几项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资料。1939年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 ％。（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1940年税收196.4 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 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
　　总之，从上面各项收入的统计资料比较可以看出，1937年至1940年，外援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主要部分。
　　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1939年余8.4 万元（注：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1、45、41、45页。）。但1941年，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567.2 万余元（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注：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峻的形势？
　　第一，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的外援完全中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表现在经济上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和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1940年9月，国民政府就一度停发每月60万元的军饷，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的军饷全部被停发。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在顽固派的军事包围、蚕食政策和经济封锁下，边区的面积缩小，人口锐减。抗战初期，边区总面积为12. 9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被封锁和侵吞之后，边区面积减少到9. 89万平方公里，人口减少到约150万。（注：《陕甘宁边区幅员的说明》1944年， 见《史料摘编》第一编《概述》第10页。）国民党的封锁，使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中断了。
　　第二，非生产人口的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客观原因。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边区脱离生产的党政军人员最多不超过3万人。1938年后，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边区非生产人员增至4 万人。1940年至1941年局势最为吃紧时，从前线调部队保卫边区，使非生产人员达7.2万余人。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加重了边区的财政困难。 就粮食一项来说，除征收救国公粮，缺额部分由财政拨款购粮。1938年购粮款6.8万元，占年财政收入8.3％，1939年购粮款52.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1940年购粮款大幅度增长，款183.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8.86％。（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分别比1938年增长了26倍和10个百分点，比1939年增长了3倍多和10 个百分点。
　　第三，不合实际的财政政策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观原因。1937年至1940年边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过于机械和教条，出现了不合实际之处。一是对外援认识不足。抗战初期，国民党积极抗战的确鼓舞人心，但当人民力量壮大时，它必然要在 政治 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扼杀。尽管当时边区党和政府已经预见到外援不可靠，毛泽东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但"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 农村 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这说明党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级领导人有依赖于外援的思想，没有做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二是狭隘的"仁政"观点。经过一段休养民力，边区经济比之抗战前已有所好转。尽管征粮数额成倍增加，但因农业经济发展而实际征收比例下降了，农民负担相应也减轻了。在当时，政府总是考虑休养民力，总怕群众负担重了，而对战时特殊环境考虑则较少。正如南汉宸所说："各级干部处理一些问题也没有将战争与革命的特点把握住，只是站在怎样减轻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方面去看问题，而没有看到日寇和顽固分子有进攻边区的可能性，忽视了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准备。"（注：财经办事处：《关于财政工作 总结 》，1944年2月， 见《史料摘编》第一编《概述》第74页。）这种狭隘的"仁政"思想造成了1941年的粮荒和财政困难。
　　第四，边区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抗战前，边区农业尚不能自给，抗战开始后，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耕地面积有所增加，粮食产量有了提高，但没有给政府增加多少财源。抗战前边区没有 工业 ，抗战开始后发展起来的工业也很薄弱。据统计，1940年边区共有公营工厂9家，工人434人，资金52.3万余元。生产合作社29个，社员1132人，股金13.5万元，产品种类300个，产值仅有2万元。（注：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廿八一三十年）1941年4 月，见《史料摘编》第一编《概述》第123页。）薄弱的工商业经济无力给政府增加更多的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