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司法廉洁、安全与税收道德

 　　[摘要]税收道德衡量的是纳税人的态度，而公众价值观调查为我们度量税收道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进而能够使税收道德成为一个因变量来方便我们进行分析。通过对OECD国家的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税收道德与税收遵从之间正相关，而司法廉洁、安全与税收道德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腐败行为将严重损害公民的税收道德，随着严重犯罪的增加，公民的税收道德随之下降。 
　　[关键词]税收道德；税收遵从；司法廉洁；安全 
　　 
　　一、引 
　　言 
　　 
　　如何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程度是一道困扰着世界各国政府的难题，其根本问题在于公民为什么要纳税?一种解释是政府运用威慑政策来迫使纳税人纳税。Allingham、Sandmo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将这一思想形成了一个 经济 学模型，它将逃税行为视作纳税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风险决策。后来许多研究者对纳税人是超道德的效用最大化者进行了批判，并进一步指出，随机的观察表明，并非所有纳税人都想逃税。的确，有逃税机会的纳税人很可能会逃税，但大多数纳税人都会诚实纳税，一些纳税人根本没有设想去逃税，也不会去寻找逃税的方法。另外，保证目前的税收遵从程度所需的阿罗一帕拉特风险度量指数与实际的风险度量指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以美国为例，人们实际的阿罗一帕拉特风险度量指数在1－2之间，但这个指数只有在达到30时才能解释目前的税收遵从程度。在瑞士，根据Frey、Feldt对瑞士一些州的考察，阿罗一帕拉特风险度量指数要达到30.75才能解释这些州目前的税收遵从程度。但人们实际的阿罗一帕拉特风险度量指数同样仅在1－2之间。 
　　此外，在各国所开展的税收遵从实验中大多数也报告了比威慑模型预测更高的税收遵从程度。由此看来，仅仅从威慑与经济因素的角度出发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现实中的税收遵从行为。 
　　 
　　二、税收道德的度量 
　　 
　　税收道德如何定义，如何度量?在本文中我们将其定义为促使纳税人付税的内在动机，它是纳税人自觉支付税款的意愿。与逃税不同的是，税收道德衡量的是纳税人的态度，而我们必须找到适当的工具来衡量这种态度。 
　　公众价值观调查通过在世界范围收集人们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变化，以反映社会、文化以及政治 等诸多方面的改变。该调查不定期地在40个以上的国家进行，目前已经进行了4次。第一次是1981－1984年进行的欧洲价值观调查，第二次调查在1989－1993年进行，第三次调查在1994－1999年进行，第四次在1999－2000年进行。每个样本国家中，至少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在被调查者家中采访1000个以上的被调查者。①本文将利用第四次公众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 
　　由于公众价值观调查在不同的国家中都要问被调查者同一个问题，因此，它允许进行跨国或跨年度的比较研究。一些学者已经将公众价值观调查数据用于其研究中。如Knack、Keefe副利用1981年和1990－1991的公众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关于被调查者对逃税的看法作为公民道德的一个替代指标，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公民道德、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的研究显示，公民道德、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公众价值观调查中，与税收道德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逃税在多大程度上为公民所接受。具体问题是如果有机会就逃税，对于这种行为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备选答案为1－10，其中1表示完全接受，10表示完全不接受，2－9表示介于完全接受与完全不能接受之间。公众价值观调查为我们度量税收道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使我们能够将税收道德作为一个因变量进行分析。 
　　与税收规避相比，逃税⑦与这个问题的联系更为紧密。由于逃税将产生更高的道德成本；而税收规避则被广泛地作为减轻税收负担的一种合法手段。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公民税收道德水平的高低，因而，在本文中用其代表一个国家公民的税收道德水平。考虑到对该问题的回答在4－10之间的差别很小，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将0－10合并成0，1，2，3；其中4－10合并成0，用3表示逃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值越大，所代表的税收道德水平越高。 
　　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来度量税收道德，原因在于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来表示税收道德水平具有以下优点。首先，它可以避免构建税收道德指数所带来的复杂性及构成税收道德指数的各项目之间的相关性等问题。其次，公众价值观调查的实施在各个国家均由一些权威机构来进行，且有一套严格的措施来保证调查的质量，因而调查结果具有相当的可靠性。最后，公众价值观调查的内容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等诸多方面，而不是一个专门针对逃税的调查，在调查中间的是受访者对逃税的看法，而不是问受访者是否有逃税的经历这样一类敏感的问题，受访者在回答时相对比较客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将被调查者对逃税的看法合并在对其它问题的调查之中。更具体地说，在形式上不是一个专门针对逃税的调查往往更为客观，样本量大的调查往往更为客观。而公众价值观调查就是一个这样的调查，它调查的样本量大，而且在调查问题中仅有少数几个问题与税收相关，因而能够较好地反映税收道德。但也应注意到，这样的度量方法也存在局限性，受访者可能过高地表达其税收道德水平，因而，本文度量税收道德的方法并不是没有偏见的，但在许多国家进行大量调查将显著地减少这种偏见。尽管如此，在使用本文的结论时，还是应保持一定的谨慎。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各国公民在税收道德上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纳税人的行为，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税收遵从程度。一个合理的预期是，在一个税收道德水平越高的国家，逃税的普遍程度将越低。换言之，在税收道德与逃税的普遍程度之间存在一个负相关的关系。基于获取数据的方便，在此以OECD国家为例，对这一关系进行检验，并试图验证税收道德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第四次公众价值观调查中所有的OECD国家，本文用地下经济规模来代表税收遵从程度，一个对地下经济规模最全面的研究由SchnEider完成，其中包括OECD的21个成员国。根据表1的数据，用SPSS11.0软件对税收道德与地下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从表2、表3可以看出，当指定的显著性水平为0，05时，地下经济与税收道德显著负相关，其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为－0.506，回归系数检验统计量t=－2.274，相伴概率p< 0.05，说明回归系数与0有显著区别。回归方程为sE=0.378－0.101TM，税收道德每提高1个单位，地下经济的规模减少0.101单位，可见税收道德与税收遵从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所选择的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纳税人的税收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