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免除农业税后的三农问题及解决机制

 　　摘 要：三农 问题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国的 现代 化 自然 要求农业也要实现现代化,8亿农民的增收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实现小康 社会 的最大障碍。全部免除农业税后，虽然表面上会直接减轻农民的负担，但由于这涉及到了我国的一项基本农业制度，废除之后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这又有可能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使三农问题更为严重，所以要从根本上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以便对今后我国的新 农村 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也许充分 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 是治本之路。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业税；效率

　　一、三农问题产生原因及免税后不良反应 分析 
现代 经济 是生产力增长的经济，是农业小部门化的经济。农业小部门化的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农业增长对整个经济系统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二是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系统总产出的份额不断下降；三是农业获取社会生产所需的稀缺资源的能力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 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25年间下降了一半， 目前 已降到不足15％。 
同时，受报酬率递减 规律 和恩格尔定律的 影响 ，农业的比较利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受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农业资源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而外部资源却很难依靠市场的力量进入农业领域。特别是中国农业发展还有特殊性，在可预见的将来，农业发展面临三个"不可逆"：一是人口增长不可逆，二是土地(特别是耕地)减少不可逆，三是农产品(粮食)需求增长不可逆。这三个"不可逆"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发展面临的矛盾。 
 
税费改革以来，各地因减免农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予以补助。200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5亿元，2004年510亿元，2005年用于这方面的支出将达到664亿元。税费改革尽管有乡镇机构、农村 教育 的配套改革，但财政缺口仍较大，乡村两级的财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正税除费"改革时，由于税率提高，农业税增加的部分留给了乡镇，受到冲击的主要是村一级。而免征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则彻底拆除了收费的平台，凸现出来的两大问题为乡镇和村两级自身的财力匮乏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足。 
 
税费改革前，要完成农业税和非农业税费的"搭车"征收任务，单靠有限的基层税务征管人员，无法实现全面征收，乡村干部成为征税收费的主要力量。如果把他们算上的话，中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收税队伍，也是税收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国家。如果仅仅是减轻税赋，仍保留税种和税收任务，征税成本难以减少，乡村干部也得不到解放。免征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牧业税这几个税种，也就铲除了"搭车"收费、加重农民负担的根基和平台，免除了征税成本，把乡村干部从这一"中心工作"中解放出来，为城乡统一税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创造了条件，这一举措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免征农业税后，许多乡镇和行政村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这加重了它们对上级的依赖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以前各地普遍推行"村账乡管"，现在则进一步提出"对一般乡镇，都要大力推行'乡财县管'的财政管理方式"。2005年6月初召开的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中央再次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乡财乡用县管"的改革试点。既然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然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是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那么现在这种由"上级"单位来管理"下级"财务的情况，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与提高自治程度相反的举措。这种"反自治化"或"去自治化"的倾向，反映出在乡镇和村这两级的本级层次上有效制衡机制的不足。 
(三)农产品价值链中高利润环节被垄断，免税后利益流向其它环节 
 
许多地区都先后取消了农业税，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乡村两级收支不平衡，当年支出缺口巨大，这是农民负担反弹的当前压力。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并不大，但这使得农业附加税征收没了根基，"三乱"得到了有效遏制。如果算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乡村两级每年可支配收入比农村税费改革前减少了约700亿元，而乡村两级的年支出有增无减，缺口可想而知。乡村债务越来越大，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所需经费严重不足，这是农民负担反弹的潜在压力。新乡村建设所需大量配套资金，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是农民负担的重复压力。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农村制度创新和"三农"新政策的动力，我国新乡村建设事实上已由下而上广泛展开，但其资金必然要由农民负担一部分，这也增加了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农民负担反弹在免征农业税后有强大的反弹压力,如果国家不及时对相对应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有可能免税后的农民的境遇还不如之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会是十分可怕的。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把钥匙 
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长期被阻滞在政策议程和政治制度建设之外。"三农"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凸显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诸如农村落后、农业停滞和农民贫穷问题更是从建国不久就已经显现，梁漱溟就指责城乡差别已经如同"九天九地"。但就因为特定的政治经济原因而未能进入政策议程或者未能列为优先地位，才导致解决"三农"问题长期没有进入高层视野。三农问题从制度的根本方面看主要是下面这三个问题。 
(一)公共决策的价值取向 
 
建国以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对效率表现出了强烈的偏好。从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到70年代的"洋跃进"，再到90年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贯穿始终的都是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成为社会的主导性逻辑之后，对公平的追求就完全淹没在效率优先的呼声中了。即使被誉为社会良心的学者也非常欣赏把蛋糕做大的说法，认为只要经济总量上去了，所有目标群体都能得益；即使农民群体获利较少，但社会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却在增加。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也多专注于GDP的增长，忽视了对公平的维护，主观上忽视了弱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