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广东军队文职考试时政热点：守护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

走过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朝着西北方向前行，10多分钟后，便见一片拆迁后的空地。
“喏，那儿就是汉代的城内大道!”
循着孙勐手指的方向，只见一个深深的土坑：底部是一条南北向延伸的道路，两旁的排水沟依稀可见，一些陶罐散落其间——这里是2000多年前的路县故城遗址。
孙勐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文研所)路城项目负责人。路县故城城址考古已进行到第五年，如今遗址公园规划已编制完成，城墙外一期绿化正在实施。
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北京的每寸土地下面都有好几层故事。步入新时代，北京城市面貌不断刷新：大兴国际机场迎来八方宾客，通州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延庆冬奥场馆呼之欲出……伴随着这些重大项目建设，北京也迎来诸多重大考古成果。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
首善之区，护佑历史文化遗产不含糊。2012年至2019年，配合国家及市级重点工程，北京市完成各类考古勘探工作约2000项，勘探总面积2亿多平方米，相当于把整个北京三环路以内都勘探了一遍。
数据背后，凝结着无数考古人的汗水和心力。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近北京这几年考古的那些人、那些事。
发现
汉代路县故城重见天日，从考古的角度将通州历史往前推进了千年，“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6年2月26日，北京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大地还没有从冬日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考古人员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块上打下了第一个探孔。这是北京新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史料记载，通州自西汉就设置路县。清朝时，古城遗址尚存，其所在地名为古城村。然而，岁月侵蚀，地表上的城墙早已荡然无存。
匆匆从圆明园工地赶来支援的孙勐，被眼前的壮观场景所震撼。这里铺开的，是几十万平方米的考古现场。来自全国的9支考古队、2000多名考古工作人员与探工，身着印有“北京考古”字样的工作服，在其间紧张忙碌着。
经过历时4个多月的地毯式勘探，深埋地下的汉代城墙夯土终于被发现。
“路县故城的北城墙找到了!”北京文研所所长白岩兴奋地给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打电话。
舒小峰马上赶到通州，“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确定故城范围?”当时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正在编制中，如果有重大考古发现，规划可能面临调整，时间不等人。
“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白岩说，考古发掘具有不可预见性。
怎么办?“找城墙先找夯土。”那些天，白岩和孙勐紧盯着探工，将发掘出的夯土放在手心里细碾轻搓，生怕错过一丝信息。“如果有古代的文化遗存，土样中会有红烧土颗粒、炭屑、陶片、骨屑等遗物。”
靠着夯土中的“密码”，东城墙、南城墙依次出土。
7月11日，城墙的西南角被发现，完整的路县故城城墙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
“真是太幸运了!”孙勐至今仍很感慨。
路县故城城内，明清、辽金、汉代三个时期的道路相叠压，大量汉代沟渠、道路、房址、灶等依稀可见，陶釜、铁器、铜钱等散布其间。城外，考古人员发现100多口汉代水井，还出土了6种碳化了的农作物种子。
以城址为中心的周边地区，4000余座墓葬陆续被发现，年代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明清。由此，从考古的角度将通州的历史从隋唐往前推进了千年，填补了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
“一座城市，只有当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过去，才能更好理解它的现在，并展望它的未来。”一位考古学家在充分研究古代都城考古的基础上提出，元大都是古今重叠型城市遗址的代表，而路县故城则是古今沿用型城市遗址的典型。前者位于老北京城，后者处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城东西并峙相对望，共同守护着北京这片古老的土地，传承着首都的文化根脉。
几乎同一时期，北京南部大兴区，北京文研所张智勇团队在大兴国际机场工地上发掘了353座墓葬，出土各类文物800余件。
北京西北部延庆区，北京文研所戢征团队在世园会工地上发掘出1160座西汉至清代墓葬，出土了多块刻有“太康六年”“上谷”“阿秋侯君”等字样的铭文砖，以及银质龟纽“偏将军印章”。
“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没有一个是容易的，但我们都在全力推进。”白岩说。
2019年，北京文研所开展考古调查371项，完成考古勘探218项，勘探面积1765万平方米，考古发掘113项。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完成考古勘探22项，大兴机场完成考古勘探13项。
付出
田野考古，听起来有几分浪漫色彩，但少不了那些风餐露宿的日子
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最紧张的时候，孙勐就租住在附近的召里村，整整3个月没有回家。
院落里，最好的正房存放文物，配房是饭厅，桌子一拼可以画图，晚上拉个帘子又成了卧室。孙勐就睡在一张旧床垫上，上面码堆着《商周彝器通考》《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等一大摞书。
“我住得还算不错，有窗户通风。”孙勐说，有8名队员挤在约20平方米的屋子，还没有窗户。
虽然条件艰苦，孙勐却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做城址考古。几乎所有新的考古技术和方法，都得到了实践检验。比如，过去勘探只是人工用洛阳铲去探，现在则有探地雷达辅助。”
北京土生土长的郭京宁，当初进入北京文研所有自己的“小算盘”。“留在本地工作最好不过了。”结果，郭京宁发现自己失算了，有时候想回趟家不比在外地工作的人容易。
田野考古听起来带有几分浪漫色彩，实则艰苦异常。一旦开工，双休日、节假日都不能停工，考古人员也不能离开现场。一方面是工作节奏使然，另一方面也是防范心怀不轨的人窥伺文物。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北京段考古发掘时，郭京宁的住所就在距现场不足百米的地方。
不出所料，有文物贩子盯上了这里。
“那是一个年轻男子，每天准时出现在挖掘现场。车停一边，就站在警戒线外观看考古人员工作，不时还能说出一些文物的门道。”郭京宁回忆，那个年轻男子不仅格外喜欢打听出土文物的估价，而且还用光盘挡着车牌号。
见他行为可疑，考古队员们更加警惕，最后发现果然是个前来“寻宝”的文物贩子，“后来可能觉得出土的都是陶片，就没再来了”。
夏季发掘时，为了避开酷暑并获得好的摄影光线，第一班工作时间是凌晨4点至早上8点，晚班则是下午4点至晚上9点。当大多数人在酣睡或休憩之时，郭京宁不是在大山深沟爬到梯子上照相，就是在荒郊野外下到墓穴中清理。
在延庆的那次考古发掘时值正月，从驻地到工地要爬2个小时的山路，郭京宁只能带饭上山。在外风餐露宿干了10多天后，蓬头垢面的他回到单位，保安一时没认出他，不让进门。
别看戢征三十出头就负责世园会工地考古项目，算起来，也是一个“老考古”了。
2002年，北京文研所刘风亮、董育纲两位老师带队，在大兴青云店镇研究辽代壁画墓。得知消息后，当时正上初三的戢征骑上自行车跑去工地转悠。也正是那会儿，他心里埋下了学考古的念头。
尽管父母希望他当老师，高考分数也比首都师范大学录取线高出一大截，戢征还是坚持报考了考古系。
2016年9月结婚，婚假没休完，戢征就去了世园会工地。“在事业单位工作，咋每天灰头土脸的，鞋上还全是泥?”岳父母纳闷。
妻子钱月倒不奇怪。“谈恋爱时他就带我去过工地，让我看看什么是考古。”
钱月在首师大附中当历史老师，上学期开了门“考古学探秘”选修课，戢征提供了不少资料和图片。“他呀，手机里几乎全是考古的照片。”
“做自己喜欢的事，其实挺幸福的。”戢征的想法很单纯。
紧张的挖掘之后是漫长的整理过程，有时需要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北京文研所通州临时考古站，一间集装箱搭成的逼仄小屋里，大大小小的陶片摊了一地。把杂乱的陶片拼对出一个个器物，再想方设法复原，这是58岁的技师张继发的工作内容之一。
“很枯燥，不过拼出了罕见的器型，心里还是挺高兴。”他粗糙的手在陶片上摩挲着，“等博物馆建好了，你再来看看。”
到那时，张继发或许已在安享退休生活。而他修复的器物，将穿越千年与我们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