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招聘考试申论笔记(144)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制定明确、优惠的免税政策。而我国目前对于免税问题政策比较模糊、优惠的额度偏低、程序繁琐，无形中打击了人们特别是企业捐赠的积极性。比如，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法，企业为公益事业捐款，在应纳税所得额的 3％ 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一旦捐赠金额超过 3％，企业还得为所捐款项的超出部分纳税。这就造成企业捐得越多，税交得也越多。对于个人而言，享受免税待遇所要经历的繁琐程序，也让人望而却步。
一遇灾祸，大凡机关单位总是按人头、依职务指派捐款或赠物，捐多捐少都有定数，行政色彩浓厚、缺乏自愿性、独立性和自觉性。一般说，你想不捐或者多捐似乎都是说不过去也是容易被当前“另类”的。捐赠了款物，心里都愿意知道这些款物用在什么地方，是否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由于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公示和监督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造成部分慈善机构缺少必要的行为自律、监督和审计，没有募捐和执行的专业分工，管理上存在漏洞，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大，甚至出现侵占、挪用、贪污捐赠款物的行为，使得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率经常被质疑。
最近，一家媒体专门就唐ft新生代企业家进行了一番“透视”，唐ft的新生代企业家们却大发“好事难做，善门难开”的牢骚。李某自称是个“听招呼型”的捐助者。她告诉记者，自己曾经参与过为地震、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受灾者、失学儿童、白血病患者捐款捐物等多种慈善活动， 但每一次都需要通过街道组织或媒体发起形式实现。而平时想做些善事，总需要到处打听，不免产生了“善门难寻”的感觉。从事珠宝玉器经营的刘先生则属于“扔下就走型”——每次捐款都是扔下就走，从不留姓名。接受来访的他千叮咛万嘱咐不可透露自己的名字，并直言并不是想当做好事不留姓名的活雷锋，而是自己经营的生意本大利也大，免得树大招风，引起社会对自己财富来源的关注，招来麻烦。
在胡润慈善排行榜上列居第五位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花 5000 万资助 1000 名品学
兼优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但是他同时不得不自己再掏 200 万去找真正的受助人。原因是有关部门以往“盖着公章”送来的贫困生中，有一些并不贫寒，还有的竟是领导子女，慈善腐败以及慈善成本高昂是李书福遭遇的无奈，亦可看作中国慈善事业困境的缩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