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我国生猪产业面临的战略转型

 我国生猪产业面临的战略转型

我们在2009年中国养猪业年度报告中曾经提出，作为养猪业从业者，我们不能只是单一地关注养猪有关的信息和数据。而应该扩大视野，把养猪业发展置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社会的总体变革和全球性环境保护这三大背景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出影响养猪业发展的因素和保持养猪业可持续发展
正如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养猪业发展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整体生产水平低下，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养猪场环保问题凸显，养猪业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生存危机；食品安全事件多发，严重打击消费者信 fl,；生猪饲养能力和屠宰加工能力不匹配：区域布局偏重在我国经济发展最快、人口密度最高、城市化程度最高的东部和沿海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环保投人加大，整体生产成本上升。面临外迁的压力；疫病日趋复杂，流行面扩大。严重影响生猪生产和猪肉稳定供应：种猪依赖进口。国内尚未形成自主育种并可以满足全国需求的育种企业群体。
造成以上问题的核心因素有以下两点：一是我国生猪的生产方式多元化且相互间差异巨大，分散饲养和小规模饲养占据主体地位；标准化规模养殖正在完善提升阶段；大规模养殖企业和集约化生产企业发展较快，但所占比例不足6％ ；养猪合作社处于起步阶段。在全国并未形成规模。在这个“梨形”的生产体系中，各类型的生产方式在生产设施、设备。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融资能力和议价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而衍生出疫病难以根除，食品安全难以保证，环保标准难以执行，资源难以有效利用等严重问题。二是猪肉产品结构失调。热鲜肉占主导地位。高温肉制品品牌形象低下，冷鲜肉消费市场有局限性，且不符合大多数南方消费者的习惯，容易造成全国养猪业布局不合理，长途运输活猪存在巨大的疫病传播风险和运输损失 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需要政府、行业和所有从业者的介入，这是一个需要综合利用法律、行政、经济、行业标准等多种措施的系统工程，也是中国猪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以上随之发生的表象性问题，才能逐渐淡出视野
1 生产方式的多元化及差异化问题一一谁是中国未来的养猪者?
目前我国的生猪生产体系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 基本包括三种现存的主要生产模式：一体化企业／大规模养殖场、适度规模养殖企业(场)、小规模养殖户。据农业部《中国畜牧业统计》提供的数据，我们对中国养猪业的生产方式进行了细分分析 结果显示，一体化企业和大规模养殖企业在设备条件、技术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等方面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小规模和分散饲养，尤其是在西南地区，自食加部分商品化饲养，对市场波动并不十分敏感，饲养的品种多是有地方品种血液的猪种，抗病力强、耐粗饲、成本较低。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反而生存能力较强：适度规模养殖场(户)，在目前情况下生存能力最低，在技术水平、设备条件和生产效率等方面，比不上大规模企业。在成本控制等方面又比不上小规模和分散饲养，综合抗风险能力最弱，生产的波动性较大。因此，农业部制定的重点扶持标准化规模养殖的对象，定位于500～10 000头养殖场(户)是非常正确的决定，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支持和指导，积极鼓励这些标准化规模饲养户结成更大集合规模的合作社，可以有效地控制成本，使生产具有计划性和持续性，进一步缩小系统内的差异。
2009年，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程度最高的省(市)依次为天津、北京、上海、广东、河南、浙江、福建，相对集中在大城市周边和东南沿海一带。除新疆外，其他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地区，规模化养殖程度最低的地区是西南地区，其规模化程度均在45％以下，西南五省的生猪总出栏量达到1，34亿头，占全国总产量的20，69％ 通过局部调查发现，在生猪规模化养殖程度最高的几个省份，小规模和分散饲养退出速度较快，规模化和一体化生产企业发展迅速 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东部地区迅速发展的大规模养殖和一体化生产，加上西南地区中小规模饲养，将构成我国今后较长时期的基本生猪生产体系。
我们在与养殖户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中小规模养殖户对自己从事养猪工作缺乏最基本的信心和自豪感，更多的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此外，通过养猪完成家业积累的家庭，其子女基本都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大多数都宁愿留在城市工作而不愿回家接班养猪 在一种对从业人员缺少认可的社会背景下，年轻的一代中，很少有人主动愿意选择与养猪相关的行业 因此，我们忧虑“未来中国，谁来养猪”。
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生猪生产国 2006年，美国55％的仔猪由合同农户繁育，66％的育肥猪由年出栏1 000头以上合同农户生产 农场数量由1976年的85万个减少到8万个，平均存栏规模从83头／场增加到1 064头／场以全球第七大猪肉生产商美国荷美尔公司为例，该公司存栏5-4万头母猪，其中3万头母猪的后代由公司自己的农场饲养，其它的母猪后代由合同养殖公司和合同养殖户饲养。
欧洲是世界上人均猪肉消费量最大的洲，其生产主体是个体养殖户和由养殖户组成的养猪合作社 欧洲最大的两个肉类加工企业—— 丹麦皇冠和荷兰VION，均是由本国的养猪合作社投资建立的，其中，VION公司是一个由18 000名养殖户组成的养殖合作社进行投资的。
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依靠大规模的养殖企业和一体化的生产企业，无法撑起一个国家稳定的生猪生产和供应体系 我国的情况比发达国家更加复杂，我们更需要相对多元化的养殖模式共同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养猪业的生产主体，除大规模的养殖企业和一体化的生产企业之外，还应包括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养殖的养殖户，以及由养殖户结成的养猪合作社。同时，政府和技术推广机构还有责任对这些养殖户进行技术培训和适当的设备补贴，以降低这个群体在技术、设备、管理和生产水平上的差异性。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从事养猪的农户数量将越来越少，单体饲养规模逐渐扩大：区域性合作组织也将大大提高生产的计划性和有效性。以强化和保障我国生猪生产的稳定性；或是自上游至下游扩展产业链，或是由上游养殖者通过持有股份等方式参与下游屠宰加工企业的运作，以协调和均衡产业链各方的利益。
从养殖场(户)细分分析还可以看出，小规模和分散饲养户大量饲养中国地方品种猪或是含有地方猪血液的杂交品种。中国地方猪种具有五大优势，耐粗饲、抗病力强、适应性强、肉质好、适合种养结合的生态养殖方式。如果能在政府指导和扶持下，实施“中国地方猪种开发利用计划”，重点扶持各地有基础的地方猪养殖企业，由他们带动周边小规模饲养户进行合同饲养，既可利用小规模饲养户在土地获得和种养结合方面的优势，又可提高小规模饲养户的经济收益和生产稳定性。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生猪生产体系应以大规模养殖企业和一体化生产企业为核心，以标准化规模养殖户及由标准化规模养殖户结成的合作社为主体构成 这个生猪生产体系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生猪产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必须认识到，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通过规模化企业的快速发展而轻易达到，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限制散户饲养。需要制定区域化和区别化的政策措施，由政府、行业和养殖参与者共同努力完成
2 创建合理的猪肉食品形态和结构
北京交通经济管理学院林自葵、汝宜红等人发表的“我国肉制品物流与销售现状及发展对策” 一文中提到，2010年我国的肉制品产量预计为1200万吨，根据这个数据计算，我国肉制品产量占到当年我国肉类总产量的15-3％，生鲜冻肉类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84，7％ 。根据2009年2月发布的“我国肉制品市场调研报告”(刘潜)，在生鲜冻肉类产品中，冷鲜肉和冻肉的比例大约为20％ ，热鲜肉占80％。我国猪肉产品细分也基本体现这个结构，即热鲜肉占67，8％ ， 冷鲜肉和冻肉占16，9％，肉制品占15，3％。而欧美国家的比例是肉制品占50～60％ ，其次是冷鲜肉，热鲜肉的消费量极低。
我国以热鲜肉为主的猪肉食品结构，一则造成了我国猪肉消费量难以继续提高：二则从根本上造成了我国生猪产业的布局没有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状态。
世界猪肉食品的发展趋势是更加方便化和功能化，因此，标示每份产品的营养成分，推荐烹调方法的猪肉制品和半成品成为吸引消费者的主流产品 潘耀国先生曾说。提高中国消费者肉食消费的一个方 是早餐吃肉。早餐吃肉吃的是高、低温肉制品等适合家庭简单加工的肉食产品，而不是需要耗费烹调时间的生鲜冻产品 因此，热鲜肉主导的猪肉食品结构不利于猪肉消费量的增长。
热鲜肉的加工、销售要求用最短的时间屠宰加工后批发到集贸市场进行零售，因此屠宰加工厂要求建立在城市周边，而生猪饲养集中区又远离城市，必须大规模、长距离运输活猪。一是容易造成疫病的大范围传播；二是造成生猪运输途损增加。据统计，每运输100千米，活猪平均减少1％的体重。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是极不合理的，造成了资源短缺情况下的资源浪费。
2011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再次凸现，这次出现质量问题的是国内最大的几家肉食加工企业，其负面影响和对肉食品行业的破坏力都远大于以往。加之长期以来肉制品品牌形象低下，冷链系统建设不完善。导致猪肉食品消费的主流产品一肉制品和冷鲜肉在猪肉产量中的比例一直较低，而热鲜肉由于消费者可以进行自我感官判断，获得心理预期放心消费，其主导地位更加稳定，从而严重阻碍我国养猪业产业的资源最优化布局，并衍生其他疫病传播和资源浪费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时，冷鲜肉市场开始萌动，进入市场发展期：人均GDP达到l 500美元时，冷鲜肉进人推广期：人均GDP达到2 000美元以上时，冷鲜肉进入大众消费期 而我国2010年人均GDP已达到4 361美元，大城市、二线城市和部分三线城市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冷链设施并出现接受冷鲜肉的消费者群体。消费市场拓展的关键是生产企业的品牌建设、安全生产的形象树立和冷鲜肉消费的引导和推进。
如果能突破热鲜肉占猪肉消费主导地位的瓶颈，建立肉制品和冷鲜肉消费为主的合理猪肉产品消费结构，我国生猪产业就具备了根据资源优势进行合理布局的基本条件 未来发展的布局可以在交通便利、饲料粮产区、土地资源丰富的生猪养殖优势区建立养殖区和配套的屠宰加工网点，利用冷链运输体系，直接将冷鲜肉和肉制品运输到大中消费城市。
3 从生猪供应短缺到人均消费量名列世界第四— — 从粗放的数量增长到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质量型增长
据农业部统计，从1979年到2010年，我国生猪出栏和猪肉产量分别增长了255％和406％，出栏率和胴体重分别从1980年的62，1％和53，4千克增长到2010年的141，9％和76千克，出栏率增长了79，8个百分点，胴体重增长了42％。2010年，我国猪肉表观消费量达到5126，1万吨。人均年猪肉表观消费量达37，4千克。居世界第四。、从分时期的生猪生产情况看，2000年是我国猪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1999年的猪肉产量比1997年增长4倍，年均递增11，3％ ：2010年比2000年猪肉产量增长127％ ，年均递增2，3％ ，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从生猪的单产水平看，胴体重在1993年达到75，6千克／头后。18年来仅仅增加了0，4千克。而1993年比1979年胴体重增长了22，3千克，增长41，6％ ，每年平均增长1，59千克 出栏率从1980年的62，1％到1999年的123％ ，增长了61，1％，每年平均增加3％ ，2000年至2010年出栏率一共增长了22％，平均每年增长2％。
在过去30年间，我国养猪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但我国的生产效率一直不高，突出表现在生猪出栏率低、平均胴体重不高等方面。以2010年为例，我国在2009年末生猪存栏量(相当于期初存栏量)为46 996万头，约占全球生猪存栏总量的59，51％，但我国猪肉产量仅为5 070万吨，约占全球当年猪肉产量的49，29％ ，生猪出栏率仅为141，9％，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近10％，平均胴体重为78千克，比全球平均水平低9，9千克；与此同时，美国的生猪出栏率为174，7％ ，以全球8，22％的期初生猪存栏量，生产了占全球9，90％的猪肉，其平均胴体重为89，9千克。因此，生产效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养殖业的发展，今后应着重于提高我国养猪业的整体生产效率。
经过32年的发展，中国养猪业已经完成了从全面短缺时代向供应充足、产品极大丰富时代的转变。在完成生产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带来了单产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养猪设施设备落后，饲养和经营管理水平低，实用技术研发推广不力，生产组织的低效和饲养者技术水平普遍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生猪生产没有继续之前的发展势头。另一个因素是在短缺经济时代。生产是根据当时的资源可利用状况进行有计划地生产发展，无论是全国的生猪生产发展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年度发展计划，还是各个省市制定的本区域发展计划，都能在合理利用资源的情况下，推进生猪生产的发展。在猪肉生产达到基本供求平衡后，随着竞争的力度、范围和生产经营自由度的增加，发生了频繁的供求失衡，价格起落。因此，原有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去推动生产发展的方式必须进行改变，方向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我国生猪产业的战略转型
4 未来中国猪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f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从效率角度考察，生产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从本质上讲。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f地区1为了摆脱贫困、落后和发展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
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
据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副教授陆丁的计算，1987年至2001年，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的比重平均在30％左右，但自1994~ 以后这一比重呈现下降趋势，1994年至2001年，该比重平均在20％上下。中国猪业需要依靠效率的改善，进一步推进技术研发和推广，逐步形成规模效应，来提高猪业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力度。
一是效率改善。前提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以及养殖场设施设备的标准化和普及化
二是使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前提是国家建立完善关于畜牧业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合理的研发、推广体系。在欧洲有句话叫：“法律法规是创新的原动力”。例如2013年将在欧盟内部正式实行的动物福利法，严格规定了不准使用母猪限位栏，禁止笼养蛋鸡，并给予业界l0年的时间来调整和适应。因此，我们看到过去10年里欧洲的设备制造商们调集全部研发力量。根据法律规定。为未来的生产研发制造设备，其进程和结果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关于研发和推广体系建设，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依靠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来进行基础研究和实用研究，由政府技术推广体系进行一定范围内的推广 而从事大规模养殖生产的企业才是实用技术需求和应用的主体 合理的研发推广体系，应该是建立在国家支持专业院所从事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成果对行业开放，从而支撑企业层面的实用技术研发。企业要建立实用技术研发机构，关注基础研究成果，结合生产实际和本身条件，研发适合的实用技术，并在企业内部试验推广：政府技术推广体系重点规范和推广普遍性和基础性的实用技术，如人工授精、生物安全措施建立、清洁生产和废弃物处理技术等。目前。我国的研发推广体系还有两个明显的弱点，企业的研发机构没有真正达到应有的设计目标和基础研究进展缓慢，没有更多的成果支持企业的研发工作。
三是形成规模效应 规模应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单体的规模，即一个养殖场(户)的养殖规模；集合的规模，即集合多个规模经济养殖户的合作社的整体规模 前者是饲养规模达到一个生产单元的经济规模和执行相应的标准化设施、管理，关键词是扩大规模和执行标准，是点状发展模式：后者的关键是集合多个达到经济规模的生产单元，形成具备更大的议价能力，分工更加明细，整体发展更经济、更高效率的集合规模合作社，关键词是组织的有效化，是矩阵式发展模式。
5 中国养猪业的平衡政策目标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0年发布的“粮食及农业状况一畜牧业协调发展”一书中提出，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农民生计、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四个因素协调发展情况有不同的具体体现。其中，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畜牧业协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模拟绘制。
根据《中国畜牧业统计》，2009年我国共有6713，7万个生猪养殖场(户)。其中年出栏50头生猪以下的养殖场(户)有6459，9万个，占总生猪养殖场(户)数量的96，2％。生猪养殖对于这些农户是一个重要的生计来源，不仅增加了农户的现金收入，还保证了自给自足的猪肉消费。因此，单纯从产业发展角度提出消灭散户的说法是过于武断和不切合实际的。应该对散户品种、饲养、饲料、防疫和粪污处理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相应地制定区域化、区别化的政策和措施，协调规模化发展与散养的关系。
前面提到，我国未来生猪养殖体系应以大规模养殖企业和一体化生产企业为核心，以标准化规模养殖户及由标准化规模养殖户结成的合作社为主体构成。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着重鼓励大规模养殖企业和一体化生产企业发挥核心作用，通过引进新理念、新技术和新产品，在提高生产效率、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出表率和典范，促进小规模养殖户的升级和持续发展。其间。政府应制定区域化和区别化的产业发展政策和扶持措施，针对产业链中的关键点给予重点指导和扶持 如由政府监控执行的全国强制免疫工作，是否可以改变为只针对年出栏1万头以下的养殖场(户)，而允许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养殖场自行制定免疫程序和自行采购相应疫苗产品：在养殖集中区域由政府投资建立公共粪污处理厂和病死猪处理厂，或政府投资支持当地大型养殖企业建立覆盖一定区域的粪污处理厂和病死猪处理厂，解决养殖业环境污染和病死猪处理问题。
总之，政府应本着产业协调发展的原则，制定平衡的政策措施，通过长期的督促执行，逐步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协同发展。主要通过引入新理念、新技术和新产品，以市场调节逐步替代行政手段，集中政府资源强化涉及公共健康、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产业链重点环节。（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2010年中国养猪业年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