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中国工艺设计思想

 中国工艺设计思想

英国历史学家R·C柯林伍德认为：“历史的过程不是纯粹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人类自从有了造物和为造物而进行的设计，便同时产生了对设计、造物的认识和思考。无论中外，工艺设计思想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内涵，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工艺设计实践的发展与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工艺美术”、“设计”等专用名词，但实践中却进行着同样重要的归纳与总结。在古汉语中的“工”、“百工”、“工巧”、“艺”、“纹”、“样”、“造物”、“制器”、“尚象”、“巧思”、“意匠”等概念，都与西方的同类概念相似，甚至产生得更早。而与这些名词概念相联系的中国古代工艺设计思想对人类文化建设仍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古代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文人土子，曾留下了很多专著和笔记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各个时代工艺设计的思想及理论认识。这些工艺设计思想作为整个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它折射出整个社会思想意识和哲学思想，带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伦理的色彩，积淀着那个时代特定的价值观和造物的理性思考，对当代的设计艺术而言仍有其可资借鉴的价值和启示。

(一)技艺相通

在中国夏、商、周时期，技术与艺术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器”的概念是物质生产的产品，器的制造包含了生产技艺与艺术创造。“技艺相通”的观点，最早见于庄子《天地篇》中的记载：“能有所艺者，技也”。古代把“大工”称为“木工”，“工”字在这里与“匠”字的意思相同，意味着“巧妙”、“工艺”、“意图”等。综合这些意义，又说成是“工匠”；“工作”、“巧丁”、“巧匠”、“匠人”等。在《魏书》中，也有“百工技艺”的记载。所以，技艺一词，不仅指工匠的技能，也指艺术活动的技巧。古代的技术通常主要表现为手工的技术及个人的技术，是人的手艺、技巧、技艺和技能的总称。技术的“术”字意味着“技能”、“手艺”。但是，通过“术语”等词来表达，则具备了专门的制作方法的意义。韩愈在《师说》里讲到“术有专攻”，就是将技术作为某种专门工作来理解。也可以是“道”，这当然是应该掌握的“方法”和“手段”。

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关工艺设计的经典著作《考工记》说：“审曲面孰(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在古代掌管营造、车服、器械的官职最早称作“百工”。工艺是技能，工艺是“技”之工艺。没有好的技艺，就不可能有优秀的器物。所谓百工之艺，反映了百工制作器具，首先要进行“艺术设计”，既体现了艺术性与技术性的统一，也体现了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反映了古代对造物设计的本质认识。

(二)材美工巧

《说文》云：“工，巧也，匠也，善其事也。凡执艺事成器物以利用，皆谓之工。”又云：“工，巧饰也。”

“巧”即“巧妙”，起源于“安排”、“计划”，意思为灵巧的手。在器械造物方面，中国古代造物讲究工巧，所谓工巧，实际上包含了意匠之巧和技艺之巧，而意匠之巧更为重要，并成为中国人典型的造物思想观。战国时《荀子·荣辱》中就有“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的名言。

《考工记》不仅记录了先秦时期官府手工业的设计成就、制造工艺和制作规范，更重要的是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观念。如“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工匠就已意识到，任何工艺设计的生产都不是孤立的人的行为，而是在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各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天时乃季节气候条件，地气则指地理条件，材有美为工艺材料的性能条件，而工有巧，则指制作工艺条件。一件优秀的工艺品，必须考虑季节、气候的因素以及物理性的影响，包括对材料的选择和人的做工技巧，四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才能生产出合乎要求的、精良的器物。这是立足于阴阳五行观的文化背景下所提出的设计思想，反映了古代人系统的设计观念。天、地、材都是自然因素，也是造物的基本条件，而工巧则指人的主观因素，包括劳作、创造、技艺。

“材美工巧”所体现的系统观，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兼利万物”的哲学思想影响和人的宇宙观，从而在设计上反映出以自然为尚，以人工为本，以及与“天地相宜”相一致的物／顷自然，合乎天道的思想观念。

(三)物以致用为本

古代造物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器用，即器物必须具备一定的实用价值，其首要任务应当是实用价值的设计。

先秦诸子强调的“以用为本”、反对雕饰的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科学求实精神的反映。如墨子最早提出功利主义原则，极力强调工艺物态生产的实用性。他认为：“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烯络之中，足以为轻且凉，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这些言论，指出了实用为要，无须华彩灿然、雕琢刻镂的道家思想。韩非子也指出“玉卮无当，不如瓦器”，说明再贵重的盛酒玉器，如果没有底连水都不能放，其价值还不如普通的瓦器。

子贡云：“用力甚寡而见功多”，指出了好的设计就是在人使用器物功能时，便捷、宜人。

西汉刘安在《淮南子·齐俗训》中云：“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在这里“器完而不饰”意为不作多余无谓的修饰、不虚饰无用之物，目的是提倡朴素平实的民风，他是从国家治理方略层面探讨“器”与“饰”的关系。

重功用的工艺思想可以说综观于整个工艺发展史的全过程中。汉代王符在《潜夫论笺》就有“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的著名言论。宋代的欧阳修云：“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王安石云：“诚使适用，也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雕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清代的李渔云：“使适用美观均收其利而后可。”

在中国美与善始终是统一的，即荀子所谓的“美善相乐”，人们高度重视把美的社会价值与善的合目的性联系在一起，把实用功利观与审美之间联系起来正是善的观念。墨子在议论木鸢时云：“巧为鲵，拙为鸢。”这里拙与巧的差别，不是两者制作技艺的差别，而在于“巧者”巧于实用，因而是善的，也就是美的；“拙者”在于无用，必然是不善的，因而是丑的。评定巧拙的尺度是实用功能，区别美丑的标准也是实用功能，善是美与巧、拙与丑的中介和杠杆。这些强调物之为用的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体工学的原理与工艺造物关系的关注，甚至是自觉。从陶器、青铜器、漆器、灯具和家具等生活用品的尺度来看，基本上与人体的各种尺度和需要是相适应的。这种尺度的适宜，在工艺造物中，反映了艺术造物中追求的科学精神。

(四)文质彬彬

在工艺设计中，用与美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文与质的统一，作为工艺设计的原则，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被人们所认识。“文”一般指文饰、文采、花纹装饰、文章。所谓“文章”也是针对那些精美的装饰而言，由此引申为人的品貌。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关于文与质的论争，反映在工艺设计上，正是功能与装饰性的论争。

荀子认为：“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指出只有装饰与合目的性才能再现质的美。设计中的装饰是人类借助物质创造形式来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和手段，它与“质”本质上是一致的。文与质的关系在工艺美术范畴内就表现为装饰行为的肯定与否定的选择关系，也就是对自然与雕饰之间的选择关系。

如韩非子认为：“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洋洋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他的观点是重质轻文，好质而恶饰，与老庄推崇天然之美，主张自然朴素，反对雕削取巧的工艺观有相通之处。包括墨子提出的“先质而后文”等与儒家思想所倡导“文质彬彬”的美学主张相比，均显得十分片面。

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质彬彬，是文与质、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也是工艺美术的本质追求和设计原则，它反映了人类造物的根本要求和终极目标，并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造物领域还可引申为功能与形式并重的思想。而这一点同西方现代设计史中沙利文强调的“形式追随功能”以及之后包豪斯所提出的“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口号是不谋而合的。

所谓“美善相兼”、“尽善尽美”作为先秦诸子重要的美学思想，对古代设计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式各样的器物无不感性地证实了文质兼备、美与善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