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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
中国古代的兵器设计历史久远,早在五千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就已出现了兵器设计制造的雏形。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内部统治和对外自卫与争夺的需要,非常重视兵器的设计制造,组织了高度集中的兵器制造业。经过历代兵器工匠不断的设计实践,创造了许多当时领先于世界的精良兵器,在世界古代兵器设计史上留下了闪亮的篇章。中国古代兵器设计大体经历了石兵器、铜兵器、铁兵器和火兵器设计的四个发展阶段。
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用石块、竹木、骨角、皮革等材料,经过砍削、打磨、烘烤、绑扎,设计制作成刀、斧和弓箭等狩猎工具。在野蛮的部落冲突中,这些劳动工具又被用作战争的武器。随着部落冲突的加剧与升级,武器的设计生产有了专业化的需要,部落里随之出现了专门设计制造兵器的手工匠人,兵器设计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如用于格斗的有石戈、石矛、石斧、石锤等,用于远射的有弓与箭,用于防护的有竹、木藤或皮革制成的盾牌和甲胄等。
进入奴隶社会时期,阶级矛盾尖锐,武力冲突演化为战争,兵器的需求日益增长。随着青铜冶炼与铸造技术的进步,中国古代兵器进入青铜兵器时代。兵器的形制有了变化,性能有所提高,品种也增加了。《考工记》中记载有不同种类青铜兵器的合金比例配方;还新出现有刺(矛)体(戈)联装的戟的设计;剑的长度分上、中、下三等,呈加长趋势;传统兵器的箭头、戈、矛的外形设计都有改进。当时南方吴越地区的铸剑技术冠于全国。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青铜剑已作表面防锈处理,埋藏了两千余年依然锋刃锐利、花纹清晰、光彩照人。北方为了适应车战的需要,已形成了车战成套兵器的设计制造,如远射的弓矢,格斗的戟、殳、戈、矛,护体的剑及防护装备的甲胄等。兵车是综合性的作战工具,自商至春秋晚期,车战是主要作战形式,兵车的设计制造盛极一时。兵车一般为木制,独辕双轮。最初用两马牵拉,后演进为四马,个别有六马牵引。用以攻击、驱逐的称为攻车,也叫轻车;用于设障、运输的称为守车,也叫重车。春秋晚期起,车战方式逐渐被比较机动灵活的步兵和骑兵作战方式所代替。《考工记》中对当时的木车设士十制造技术作了详细的记述。
我国的冶铁技术始于春秋时期,战国以后发展很快,创造厂生铁冶铸、铸铁脱碳钢、灌钢、炒钢等先进的冶铸方法,为铁兵器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至汉代时,中国古代兵器进入铁兵器时代,刀、剑、斧、矛、戟及箭头等各类兵器都已由铁取代了青铜。铁兵器是冷兵器的成熟阶段,在形制设计、种类、性能、战斗力诸方面都较铜兵器进步,其中经过千锤百炼的“百炼钢”兵器堪称锋利无比。曹植的《宝刀赋》中赞它能“陆斩犀革,水断龙舟”。史载曹操曾造“百炼利器”五把,孙权有宝刀三把,刘备令名匠蒲元造刀五千把。已出土的实物有“三十 ”环首钢刀、“五十 ”钢剑及汉灵帝“百 ”钢刀及晋“徐美人刀”等。为了改善兵器刃部的硬度,还发明了淬火技术;如蒲元造刀时必用蜀江之水;綦田怀文造宿铁刀时,常常“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其刃可斩甲过三十札。我国民间习称古代冷兵器为“十八般兵器”,所指并不固定,一般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锐、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等。事实上冷兵器的种类远不止18种。其他如防御兵器的盾、甲、胄和各种攻守器械的设计制造亦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古代战斗中发挥了各自重要的作用。其中许多和其他钢铁冷兵器一样,在火器出现以后仍然被广泛应用。
冷兵器时代的抛射兵器中,弩机和抛石机是中国古代兵器匠设计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威力武器。弩机的设计始于商朝,发展于战国。弩的最大特点是拉弓、瞄准、发射可以分解进行,瞄准时间充裕,命中率高,张弦不止靠臂力,也可用脚踏或腰引。大型弩机甚至可装上绞车,几十人合力拉弦,弓力大,射程远,破坏力强,可以用作攻城利器。汉代的弩机上根据勾股定理设计有“望山”刻度,是世界上最早带标定的瞄准装置。西汉李陵与匈奴作战时已使用了连弩机。三国诸葛亮设计的新式连弩,轻巧灵便,可连发十箭。唐宋时期,威力强大的床弩和车弩成为军队攻守战斗中的重型武器。北宋《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床弩装有二至四张弓,由专人负责瞄准发射,几人或几十人拉绞车张弦,射程达四百至七百步之遥。明清时期,灵巧的小型弩机继续应用于军队中,而构造笨重、机动性能差的大型弩机逐渐被淘汰。抛石机的设计始于周朝,又称发石机、抛车,能将石弹抛出数百步以外击杀敌人,故又称石炮。三国时曹操、马钧对其作了改进,装上轮子,可自由移动,称“霹雳车”,在官渡之战中大显威力,击毁了袁绍的橹楼和战车。北宋《武经总要》中记载了17种抛石机,最大的由250人牵拽,能抛重54公斤的石弹于77.5米远处。元代设计的一种巨型抛石机,又称“回回炮”,改人力牵拽为机械抛发,省力方便,威力巨大。宋代抛石机的瞄准方法已由直接瞄准改为间接瞄准,即由“定炮人”目测定位,口令指挥“炮手”施放,这是世界炮兵史上的伟大创举,比西方要早800多年。
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以硝、硫、炭为基本成分混合而成,称黑火药。我国在公元3世纪与4世纪之际已发明了火药,但迟至唐朝末年才应用于战争。约在公元10世纪的北宋初期,中国进入了火兵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最早的火药兵器是火药箭,仍然是弓箭的形式,箭头附火药,点燃引线后射向敌方。随后又在石炮的基础上创造出火炮,即是把火药包点燃引线后用抛石机抛出。北宋《武经总要》中描述了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等多种火药兵器的制造方法。早期的火兵器主要用于燃烧、发烟、放毒,随着火药质量的提高,促进了火药兵器设计的发展,逐步过渡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为主。13世纪初,金人在与蒙古人作战中使用了铁火炮“震天雷”,以铁壳代替了纸或布壳、皮壳,爆炸威力更强。公元1132年南宋的陈规设计了竹竿“突火枪”,利用火药燃烧产生的强气压使“子窠”(原始的子弹)自动射出去。突火枪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近代的枪炮就是由这种管形火器发展而来的。元代设计出了用铜或铁铸成的筒式火炮,称“火铳”。现存历史博物馆,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造的铜火铳,号称“铜将军”,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管状火器。明清时期火炮技术更趋成熟,不仅用于陆战,也被搬上舰船用于海战。到16世纪,国外的鸟铳、佛朗机铳和红夷大炮输人中国,推动了管形火器设计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明代还设计发明了自动爆炸的地雷、水雷和定时炸弹。宋元之际出现了与现代火箭发射原理一致的火药箭。明《武备志》中有多种这样的火箭图,并有可同时发几十上百支箭的各类筒装火箭。如可同时发射10枝箭的“火弩流星箭”,发射32枝箭的“一窝蜂”,发射49枝箭的“四十九矢飞廉箭”,发射100枝箭的“百矢弧箭”、“百步齐奔箭”等。《武备志》里还记载了具有一定爆炸或燃烧破坏力的雏形飞弹,如“飞空击贼震天雷炮”、“神火飞鸦”等。明代有一种火箭名叫“火龙出水”,已经是一种雏形的两级火箭。
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古代兵器设计在技术、性能、种类等诸多方面都优胜于西方,尤其是火药和火兵器的发明、设计和传播,推动了世界兵器设计史乃至世界史的近代化进程。18世纪中叶以后,注重利用新技术的西方兵器设计迅速超越了固步自封的中国清朝兵器。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落后的古代兵器抵御不住西方列强近代化的“坚船利炮”,使中国被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古代设计文化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许多重要的设计创造传播到世界广大的地区。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列举了龙骨车、石碾、提花机、弓弩、风筝、罗盘针等26项中国向西方传播的设计发明后指出:“我写到这里用了句号,因为26个字母都已经用完了,可是还有许多例子,甚至还有重要的例子可以列举。”另外,在近代欧洲,还曾流行过一种仿效中国古代设计的“中国风格”(Chinoiserie)。所谓中国风格,是“指17和18世纪西方室内设计、家具、陶器、纺织品和园林设计风格。”是由“17世纪初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工匠开始自由仿效从中国进口的橱柜、瓷器和刺绣品的装饰式样”而逐渐形成的设计风格。“20世纪30年代,在室内装饰方面曾再次流行。”然而,成就卓著的中国古代设计,到了腐朽没落、僵而不死的封建社会晚期,也陷入了停滞不前、原地踏步的困境。大约从18世纪中期西方兴起的工业革命开始,除了部分传统手工艺设计以外,中国的封建主义设计很快就被西方的资本主义设计超越并远远抛在了后面,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19世纪法国作家雨果就曾指出:“像印刷术、火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鲁迅也曾痛心地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对于中国古代的设计,我们今天的设计师既应从其曾经辉煌的历史中获取信心和灵感,也应从其后来落后的原因思考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责编: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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