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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电影
日本的有声电影始于1931年,而银幕的全部有声化则到1935年才完成,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片是五所平之助导演的《太太和妻子》(1931)。此后,被认为是有声电影初期代表作的影片是田具隆的《春天和少女》、稻垣浩的《青空旅行》、岛津保次郎的《暴风雨中的处女》和衣笠贞之助的《忠臣谱》。在《忠臣谱》中,衣笠贞之助具体运用了爱森斯坦,..的“视觉、听觉对位”理论,成功地采用了画面与声音的蒙太奇手法。
由于有声电影的出现,日本电影界出现了东宝、松竹和1942年根据“电影新体制”而创办的大映公司之间的竞争,形成鼎立局面。
这一时期最初五六年间,是日本电影艺术收获最多的“经典时代”。重要影片有内田吐梦的《人生剧场》(1936)、《无止境的前进》(1937)、《土》(1939),沟口健二的《浪华悲歌》(1936)、《青楼姊妹》,小津安二郎的《独生子》(1936),田具隆的《追求真诚》(1937),岛津保次郎的《阿琴与佐助》(1935)、《家族会议》(1936),熊谷久虎的《苍生》(1937),伊丹万作的《赤西蛎太》(1936),清水宏的《风中的孩子》(1937),山中贞雄的《街上的前科犯》(1935),衣笠贞之助的《大阪夏季之战》(1937)等等。其中《浪华悲歌》、《青楼姊妹》属“女性影片”,被视为这一时期现实主义作品的高峰。影片《土》,是第一部接触到封建剥削制度的现实主义的农民电影。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统治者加紧对电影的控制,禁止拍摄具有批判社会倾向的影片,鼓励摄制所谓“国策电影”。一些不愿同流合污的艺术家便致力于将纯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以抒发自己的良心,并在名著的名义下逃避严格的审查。1938年达到鼎盛。
在此前后,被搬上银幕的名著除了尾崎士郎的《人生剧场》和石川达三的《苍生》外,还有山本有三的《生活和能够生活的人们》(五所平之助导演,1934)和《路旁之石》(田具隆导演,1938),矢田津世子的《母与子》(涩谷实导演,1939),岸田国士的《暖流》(吉村公三郎导演,1939)等一系列影片,维系了日本电影的一线光明。
随着1939年电影法的制定、1940年内阁情报局的设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有影片几乎都被限定配合战争的叫嚣。至1944年,拍摄了诸如《五个侦察兵》(1938)、《土地和士兵》(1939)、《坦克队长西住传》(1940)、《夏威夷•马来亚近海海战》(1942)、《加藤战斗机大队》(1944)等。
在阴云密布的岁月里,能够在创作上始终坚持自己意志和风格的艺术家寥寥无几。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被认为是其中的佼佼者。小津未按照军部的意愿行事,拍出了《户田家兄妹》(1941)和《父亲在世时》(1942)两部体现他独特的澹泊风格的影片,与鼓吹战争背道而驰。前者反映了家族制度行将崩溃,后者是小津作品的永恒主题,即父子问题。沟口健二则有意识地逃避到歌舞伎等古典艺术中去,从而避开现实的战争问题,拍摄了《残菊物语》(1939)、《浪花女》(1940)、《艺道名人》(1941)“艺道”三部曲。此外,稻垣浩导演的《不守法的阿松的一生》(1943)以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生深受观众欢迎。这些作品给处于窒息状态的日本电影带来一股新鲜空气。
为了推行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加强了新闻、纪录电影(当时称为文化电影)的工作,于1941年成立了官办的日本电影社(简称日映),拍摄了《空中神兵》等战争纪录片。但是一批纪录电影工作者却始终坚持摄制科教片,特别是大村英之助领导的艺术电影社,如厚木高、水木庄也、上野耕三、石本统吉等人,选择具有社会性的主题进行创作,拍摄了石本的《雪国》(1939)以及由厚木编写剧本、水木导演的《一个保姆的纪录》(1940)等影片,维护了由无产阶级电影同盟创始的追求真理的创作原则。
在日本电影黑暗的40年代,青年导演黑泽明以处女作《姿三四郎》(1941),木下惠介以处女作《热闹的码头》(1943),冲破种种不利条件脱颖而出。
责编: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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