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第四次传播革命的本质意义

 第四次传播革命的本质意义

对每个人来说，互联网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点、可以发布任何信息。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传播的权力。

此前，我国主要有三种传播模式。就大众传媒而言，是政府下达指令给媒体，媒体将政府的指令传达给受众；在组织传播层面上，是领导做报告，小组以讨论的形式通过领导的报告；人际传播方面，则是上级找下级谈话，提出批评或给出意见建议。以上三种传播模式中，政府控制了传播的信源、渠道、对象等各个环节和领域，掌控了传播的主导权。

而互联网出现之后，政府主导一切的局面被打破，政府、资本、公众三方博弈的格局正在形成。在这一格局中，政府掌握公权力，资本家拥有资本，而公众的优势在于人多势众，并以非政府组织为基础对抗政府。三方争夺的焦点是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权。而传媒本身也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它既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又需要市场（资本和受众）的支持。政府和市场在不同媒体中的力量对比存在差异，这从不同媒体的不同态度、不同立场上可见一斑。

我们可以看到，在传播格局上，从过去宪法给我们的权利真正变成了每个公民都可以拥有的一种传播的权利。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是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过去任何传播的主导权，在中国基本都是政府掌握着传播的主导权，而现在传播的主导权是政府权利的资本的公众的。

在舆论格局上，过去所有中国的舆论都是人工制造的，所以叫大造特造舆论。而现在舆论的主导权，我们可以说在每天每时政府资本、公众，造成全新的舆论格局。过去有句话，民不聊生，现在官场会听到一句话叫官不聊生。延安出一个车祸，死了这么多人，是原生态的事件，两车相撞死了这么多学生游客，是这么痛心的事情。但最后人们只关心局长脸上的微笑，官场上现在都不戴手表了，这是一些笑话。新的舆论造成的社会影响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上，现在产生了新的权利阶层，就是新意见领袖，这种新意见领袖对社会强大的动员能力。哪个人有一呼百应的动员能力，这是由于互联网带来的驱动性化互联网，是个性张扬的东西，不再承认任何权威。但是在如何庞大的信息海洋里，每个个人不可能处理这么多的信息，所以一定要委托心目当中认为信得过的人帮他处理信息。而他的委托者就是新意见领袖，所以每个意见领袖背后都有十万、二十万、一百万、上千万，我们只要想一想中国最大的报纸的发行量350万，如果一千万，像姚晨1600万的粉丝群，她的一条微博1600万人看。有些人的微博有一亿人看，这有多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国家在社会结构上的改革，产生了一个新的权利阶层，这个新的权利阶层对我们国家的整个政治、文化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不可估量。

在商业上，现在由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整个商业营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举行第四次传播革命，下次在上海可能举行大数据时代的营销模式，我们正在筹建。

第四次传播革命在本质意义上是权利的重新配置，当然新传播革命，我从来不觉得互联网能决定一切。我们会想到一个基本问题，最早发明印刷的是中国唐朝，活字印刷是中国宋朝毕生，但谁能记得毕生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我们仅仅知道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所以互联网的产生能在现在产生巨大的影响，它的背景在于两个东西，是两个基本的支撑点。全球化和个人化，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基本的特点就是全球化和个人化。由于全球化和个人化这两个基本特点是依靠着互联网把它们勾连起来，把它们联络起来，所以每个个人都是在全球化里生存，全球化又把每个个人的事业和生活模式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

案例：

2012年8月26日，陕西省包茂高速安塞段发生特大交通事故。一张新闻图片拍摄到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面带微笑出现在事故现场，引发网友愤怒声讨，网友又“人肉搜索”出杨达才佩戴名表的各类图片。之后，陕西省纪委对杨达才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

　2013年9月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杨达才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受贿赃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赃款依法没收上缴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