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媒介形式影响的研究趋势

媒介形式影响的研究趋势

媒介形式影响的研究在大多采用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他们的研究大多都是在建立宏大的理论结构，也提出了很多的断言和结论，这些观点看似突兀和极端，而且反例也不胜枚举，因此也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不过媒介形式研究贡献了一个新的考察视角，即从传播媒介技术本身的角度来媒介对整个社会及历史的影响，来研究媒介的形式对于历史的演变、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这一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和研究社会历史变迁的新视角。传统主流的传播学实证研究学派主要是关注具体的传播内容及其这些内容对其受众产生的影响，而另一主流学派——批判学派指向的是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霸权，独独媒介形式的研究盯上了媒介本身的深远社会影响。媒介形式影响的分析无疑抓住了社会发展的一些显著特征和趋势，也为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流行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1]

虽然从传媒形式出发研究传媒的影响，目前还处于传媒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中的夹缝中的尴尬位置，但目前有些研究中已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媒介形式影响研究的影子，虽然可能这只是无意透露中，并没有可以要去用这种理论或视角进行研究或得出结论，但是可以看出的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所谓的媒介技术决定论者仍然对于媒介的研究影响深远，尤其是电视媒介以及新媒介（诸如互联网、博客、虚拟空间、手机媒介等）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印刷媒介如报纸的影响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了传统纸质媒介与电视以及新媒介的比较，这在大众传媒的研究中也被视为“渠道研究”：即研究是否有一种传播媒介，不管它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在传播这个信息和影响受众方面，比其他的媒介更有效？是不是在传播某种信息活着产生某种影像方面有一种媒介是更好的？这些不仅是研究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对于教育工作者、宣传人员和广告客户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如果目的是尽可能地传递事实性的信息，那么，讲演、印刷品、电影和录音带是否更有效呢？如果希望改变受众的态度，使用电视、招贴画、广播记忆其他一些媒介是否更好呢？对于某些受众，是否有一种媒介比其他媒介更能发挥影响力呢？这些研究主要是通过实证的调查及实验的研究来论证不同形式的媒介的影响力是否相同，这些研究的实证性及科学性在某种程度是对历史批判及理论建构的媒介形式研究的一种补充和论证。这种“渠道研究”，对于不同的媒介形式的是否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一的论坛上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不同的认知。

第一种观点便是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作用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就是媒介形式的影响是不重要的，相反在某些时候传媒内容的影响才是重要的。戴维·纳赛和威廉·麦克尤恩比较了一批接受实验的人能否充分回忆出由三种媒介（电视录像带、只有声音的描述、印刷材料）所传播的思想。他们精心准备了传播内容，使三种传播形式的内容都与对华贸易有关。实验很简单，若干大学生分成三小组，做3种不同媒介的受众，他们分别视、听或读各自的讯息，然后进行讯息回忆测验。这个试验的基本发现时，用数据表示的三种媒介的效果没有明显的差别。这个实验对那种认为电视必然比其他媒介更有威力的论断提出了挑战。[2]

同样也有学者通过实证性的研究证明传播的内容事实上比传播的形式的影响更大，媒介的形式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重要。Kenneth Newton在研究媒体隐忧与政治动员之间的关系时提出，有的理论家认为媒介隐忧是由于媒体传播的内容所导致的，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媒体形式所导致的，尤其是电视。[3]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发现目前很少有证据能证明后者的观点。他发现读全版印刷的报纸和政治动员之间常常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看电视与其他媒介相比和政治动员之间的联系并不太强。读小报和观看一般的电视节目和媒体隐忧之间的关联也不大。与媒体的形式相比，在媒介隐忧与政治动员的关系中，媒体传播的内容更重要。[4]

相反，另外一种观点则是认为与不同的媒介的形式的确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即媒介形式的重要且必要的影响。研究学者卡伦·布朗进行了一次同上述戴维·纳赛和威廉·麦克尤恩类似的研究，但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让一组人看一部有关俄克拉荷马法律诉讼的纪录片，而让另一组人看相同内容的文字材料，他注意使两组人员的文化程度相当，并降低阅读材料的难度(相当于七年级的水平)。结果表明，靠阅读来接收信息的一组试验者比通过看电影来接收相同信息的另一组人记得更多。这一队用数据表示的差别就很明显。[5]之所以出现明显的结论差别的原因在于卡伦在研究时严格地控制了讯息的内容及受众的类别，可以说比戴维·纳赛和威廉·麦克尤恩的研究更具科学性，也为不同形式媒介具有不同的影响的观点提供了有效地实证数据。Ofer Feldman and Kazuhisa Kawakami《在媒介作为政治行为的预言工具——以日本为例》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不同形式的媒介对影响日本大学生的行为、兴趣起到了不同的影响作用。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他们试图观察媒介对政治知识、行为和日本青年一代的兴趣的影响，他们使用了一个从日本4个大学抽样得到的由1100名大学生组成的样本，分别讨论了对报纸和电视的接触、注意和信任的测量。这项结果显示，在日本青少年中，相比于电视这一变量，对印刷媒介的注意和接触是预测知识、行为和兴趣的最有力的因素。[6]同样David H. Weaver在研究选中新闻报道的接触与选民政治兴趣、投票率之间关系中发现，新形式的媒介诸如广播和电视脱口秀，与选举人获取政治信息之间的联系较少，而传统的报纸接触相反使得选民获取政治信息的联系要更强一些。[7]这些实证的研究证明，不同的媒介的影响并不尽相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媒介形式研究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但是由于实证研究在这方面本来就存在不同的观点，因此并不能断定媒介形式影响的重要性，传媒形式的影响也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