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邵飘萍系列

 邵飘萍系列

1）新闻活动

邵飘萍是民国初年到20年代极有声望的进步记者。他毕一生精力办报，后以身殉报。

1912年，邵飘萍应杭州《汉民日报》社长杭辛斋之聘任该报主笔，从此正式投身新闻界。1913年因发表反袁言论被捕。获释后东渡日本，就读于政法学校，并与人创立“东京通讯社”。1915年回国，应邀为上海《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撰写时事短评。
    1916年，他受聘为《申报》驻京特别通信记者。两年时间里，共写通讯251篇。他的专电与通讯，以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引起国人强烈的反响。邵飘萍也因此饮誉新闻界，成为继黄远生之后的一代名记者。到京后，邵飘萍创办了当时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
    1918年，创办《京报》，自任社长，兼做记者。1919年《京报》被军阀查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期间，被大阪《朝日新闻》社聘为顾问。后重返北京，复刊《京报》。邵飘萍在新闻教育与研究方面也很有造诣。1918年他与蔡元培、徐宝璜共创“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23、1924年相继受聘于北京平民大学和国立法政大学讲授新闻采访学。他结合实践，著述并出版了《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部著作，前者为我国第一部新闻采访专著。在政治上，邵飘萍远比黄远生进步，他反袁反军阀立场坚定。1936年4月，邵飘萍遭军阀杀害。
  2）业务技能

邵飘萍才华出众，在采访和写作上，均表现出特殊的才能。他的通讯以重大社会为主要内容，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和时代感；他的短评指陈时事，行文俏皮，尖锐泼辣，言简意赅，体现出作者对时局所持鲜明立场以及干预直抒胸臆的无畏精神。邵飘萍尤精于采访。他非常善于捕捉信息，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定穷追不舍；与采访对象交谈时，他善于把握对方心理，随机应变，因此常能得到一些惊人的独家新闻。此外，他广交友，重承诺。这也是他常能获得不少独门消息的原因之一。
  3）新闻思想

⑴邵飘萍认为，报道新闻是报纸的第一任务，而记者在报道新闻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⑵报刊评论，应当从新闻事实出发。这个观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⑶重视社会新闻的采访。邵飘萍认为，“欲知一国社会程度之高下，观其报纸所载社会新闻之意向，即或洞察其大概。”这一观点，对我们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⑷新闻记者应注重业务素质的培养。邵飘萍认为“品性为第一要素”。此外还包括:懂得新闻价值，善于在最短的时间识别、捕捉新闻；善于作周密的观察，能探索新闻的真相，且能够作逻辑判断，有推断能力与联想能力；应具有机警敏捷的作风；记者要对报纸负责，要忠于就职的报馆，抛弃个性；要保护新闻来源等。

⑸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研究的关系问题。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中论述，新闻学的研究与新闻事业是“形”与“影”的关系。新闻事业必须有完善的新闻理论来作指导，新闻从业者应当掌握新闻理论知识，方能促进新闻事业的良性发展。

⑹新闻立法问题。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中，尤其强调了新闻立法的问题。他主张使新闻纸享有“法律上充分自由”的权利。

⑺强调新闻界不应当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5、刘少少：先后担任《湖南新报》、《公言》的杂志编辑。北京《亚细亚日报》初创时，一度任主笔。后来，拒绝担任上海《亚细亚日报》主笔而被通缉。一生在政治上趋于保守，然其为文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有报界“怪杰”之称。

6、徐彬彬：名凌霄，与黄远生、刘少少一起，被誉为“民初三大名记者”。在政治上认同改良，先后任上海《时报》和《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他长于文学，娴于经史，因而他撰写的通讯文笔优美又富有情趣，深受读者欢迎。也是著名的剧评专栏作家。

7、林白水：先后担任《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北京《公言报》《社会日报》的编辑、记者或主笔，并为《苏报》撰稿，苏报案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和新闻。他撰写的新闻和评论，挥洒自如，辛辣尖刻，又通俗浅显，颇能吸引读者。但因好议个人长短，故积怨于军阀，1926年触犯当局被杀害。

8、胡政之：1916年，担任王郅隆时期的天津《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1918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的惟一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在天津新记公司《大公报》任经理兼副总编缉，成为报界名人。

9、张季鸾：1905年留学日本，任《夏声》杂志编辑，1910年任上海《民立报》记者，1913年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披露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合同而被捕入狱。后任上海《新闻报》驻京特派记者。他在新闻界享有盛名是在担任了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之后。

三、报纸的企业化与商业性大报地位的上升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同初年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实行报纸企业化方针的报刊，大多是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其中以《申报》和《新闻报》最为著名。

《申报》在企业化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大力开展广告业务；二是加强报纸发行；三是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更新技术设备。

虽然商业色彩渐浓，日渐失去舆论指导精神，但是它们在经营管理和新闻业务改革方面的经验，却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