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

 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

一、关于文艺与抗战关系以及抗战文艺公式化、概念化问题的争论。

　　梁实秋：散布“与抗战无关”论。他把抗战初期群众性、小型化的抗战题材创作视为“抗战八股”。到这个时候他还是坚持超阶级的人性论，主张文艺远离政治。梁的观点，得到沈从文的呼应。

　　罗荪、张天翼、巴人、郭沫若等人对梁实秋、沈从文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批驳。他们主要强调特殊历史时期对文学的某种合理需要，但文学本身的立论基础却比较薄弱，批驳显得有点情绪化、简单化。

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

　　“战国策”派并不是一个纯文学或以文学为主的社团，它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相统一的一个综合性社团流派。它们的主要成员是当时在西南一带的教授、学者、作家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它们的主要阵地是昆明的《战国策》、重庆的《大公报·战国》副刊。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尼采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他们的历史观则标举战国历史形态。他们的文学主张是：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作为他作的“三道母题”。宣扬以反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强调“心灵”的表现，提倡超阶级的民族文学运动。代表作家是陈铨，主要作品是《野玫瑰》（戏剧）。

    “战国策”派的理论和创作都受到了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化界的批判。认为“战国策”派是反理性的法西斯主义文艺。批判“战国策”派的极端天才论是对的，但把“战国策”文艺直接与法西斯联系起来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三、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问题。争论的正方是向冰冰，他强调创造新民族形式主义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并认为新文学是“以欧化东洋化的移植性形式代替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畸形发展形式”。争论的反方是葛一虹，他坚持形而上学的观点，全盘肯定五四新文学，完全否定民间形式的有可继承的合理成份。

    比较中肯的是郭沫若，他认为：中国新文艺“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因素，又成为旧有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综合统一”。

    这个问题最后由毛泽东的《讲话》作了结论。

四、关于“唯政治倾向”和“非政治倾向”的讨论。

　　这个问题是1945年前后围绕茅盾的《清明前后》和夏衍的《芳草天涯》展开的。两剧1945年11月在重庆演出，反响热烈，《新华日报》组织了讨论。《清》剧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艺术性不足；《芳》剧恰好相反，艺术上有特色，而思想性不足。

    于是，王戎等人著文否定《清》剧，认为这是“唯政治倾向”的表现。《讲话》发表后，何其芳、邵荃鳞又开始批评“非政治倾向”，批评《芳》剧。

    这是一场在国统区展开的对《讲话》精神领会的讨论。冯雪峰反对将“政治性”与“艺术性”割裂，认为：“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价值”。而何其芳则根据《讲话》精神对他进行了驳难。

五、关于现实主义与主观论的论争

　　《讲话》传入国统区后，引起文艺界对文坛现状与文学理论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其中有关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格外引起关注。胡风从30年代起就坚持认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产生根本上是由于教条主义扼杀创作个性与创造精神、忽略了创作中的主体性因素。40年代，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问题。胡风关注的焦点在于创作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方面，特别是作者的主体性因素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这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论”。1948年他进一步认为，现实总是主观体验过的现实，作家视野中的现实是“感受现实”，另外在作家心目中还有一个“理应如此”的“观念现实”。创作就是这两个世界“相生相克”的过程。而能促成这一过程的就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的理论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