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师:刘萍萍 / 谢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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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国家是否和如何被认为正当是政治合法性讨论的核心议题。在前一章关于“政治权力”的讨论中,我们已经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秩序是以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那么,作为权力主体的政治统治者和作为权力客体的被统治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如何被认可的?一般说来,人总是希望选择做统治者而不愿意选择做被统治者,那么,为什么“你”有权力命令“我”来服从?如果要避免“你”“我”之间的决斗或战争,仅仅靠展示“你”的暴力来压制我是不够的,因为暴力可以被暴力所推翻。“你”还必须提供让“我”服从的更加充分的理由。这就是政治合法性。
韦伯的理论
那么,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因素使愿意当统治者的人自愿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对这个问题最有权威的解释还应该归于马克斯·韦伯。他考察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治秩序,认为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秩序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1)客观因素:服从的习惯或习俗以及强制性的法律的存在;(2)主观因素:被统治者形成了对统治者的服从义务。他划分了统治体系的不同类型,并指出每一种通知体系都有其赖以建立的合法性基础。他构建了三种理想的或理论的模型来说明高度复杂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服从的基础。这三种模型是传统权威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每一种模型都有其自己的合法性资源,这些资源也就是服从一个政权的理由。他们的特点分别如下:
合法性类型 |
政治服从的基础 |
适用范例 |
传统权威型 |
已经确立的习俗或习惯 |
世袭的君主制 |
个人魅力型 |
政治领袖的非凡人格或超凡感召力 |
革命型的领袖和政权 |
法理型 |
合理的规则和程序 |
现代官僚制 |
传统权威型:传统权威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长期形成的传统风俗和习惯的基础上。这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历史沿袭,从来如此。先辈定下的规矩,早先形成的秩序,今天自然也应该得到遵守。传统习惯不需要得到证明,“服从我,因为我所代表的秩序是传统沿袭下来的”。传统权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部落统治、家长制下的小群体统治以及村落中的老人政治。它往往与权力或特权的世袭制有密切关系。古代的世袭君主制以及现代世界幸存的王朝统治(如沙特、科威特和摩洛哥)也属此例。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和荷兰)虽然不能归结为传统权威型,但它们政治文化中的传统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
个人魅力型:个人魅力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某个人的非凡个性和超凡感召力(个人魅力)的基础上。个人魅力型权威表现为政治领袖作为英雄和“圣人”引导和召唤追随者的能力。这种类型的政治统治建立在领袖个人权威的基础上,“服从我,因为我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尽管现代政治生活中个人魅力依然起着重要作用,政治领袖如戴高乐、肯尼迪和撒切尔也都尽力通过个人能力激发政治忠诚、扩大其权威,但是,他们的政权统治并不能被视为个人魅力型统治,因为他们的权威主要还是来自于正式制度下的权力职位。惟有像拿破仑、墨索里尼、希特勒、霍梅尼、卡扎菲等人的政权才被视为个人魅力型统治。个人魅力型权威往往出现在社会危机和剧变时期,并通过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得到强化。但是,假如一个社会的秩序主要建立在个人威信的基础上,那么,往往有两个后果难以避免:(1)因为领袖权威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规则和程序的基础上,所以,个人权威几乎无所限制;领袖被看成是救世主,他的权威不可置疑,大众只有跟随和服从;(2)政权过于依赖个人权威,其统治秩序的期限很难超过奠基人的自然寿命。所以,完全依靠领袖个人权威所建立的政权往往是短命的,除非权威领袖能够将自己的个人权威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制度或职位的权威。
法理性:法理型权威建立在一系列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根据韦伯的观点,法理性权威是现代国家典型的权威形式。总统的权威、总理的权威以及政府机关的权威最终都是由正式的宪法的规定所赋予的。这些规定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官员和机构的行为。在这种权威形式下,“服从我,因为我的权力是根据法定程序产生的”。法理型权威最好的例子是现代官僚制,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服从法律不是出于恐惧,不是因为风俗传统,也不是由于对某一个人的忠诚,而是因为觉得法律和秩序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所必要的。人们承认的是法律的权威,而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力。法理型权威优于其他两种权威形式的地方是,它的权威寄托在规则、程序和制度之上,而不是寄托在个人之上,所以,它较少被滥用,也不容易引起严重的不正义。如果某一个官员的行为超出了自己的权限,人们可以拒绝服从。法理型权威实行的是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统治,而且通过合理的分工来促进效率。它的不足在于,随着官僚组织形式的扩张,社会环境的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非人性化(in humanization)是其高效率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韦伯的分析基本上是中肯的,但也有局限性。首先,他关注了政治制度和统治体系的合法性,但并没有分析一个不受欢迎的政策或失信于民的政治领袖和政府所导致的政治权威危机的原因和环境。韦伯的理论并没有考虑政治合法性为什么会消失的问题。另外,他也没有解释这些合法性的信念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因而也没有明确回答什么权力会转化为权威的问题。
责编: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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