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

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目标，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即“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纽约，1965，P324）到了70年代，随着“西化”国家的动荡不安，来自社会内部的制约因素受到重视，外界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被置于第二位。

    沃尔特·罗斯托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具备经济上具备自我持续增长的能力的社会。他认为，任何社会迟早都会经历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一般要经过五个阶段：(1)传统社会阶段。(2)起飞前的聚集阶段。(3)起飞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的社会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生产投资率（即当年的工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入的比例）从5%左右上升到10%以上；第二，某个或某些生产部门呈现高速增长，成为先导部门；第三，存在或出现有利于促进现代化的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4)趋向成熟的阶段。(5)高频消费阶段。罗斯托的“现代化阶段理论”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代表性理论。

    埃森斯塔特认为，现代化是高度的结构分化、社会流动及更大规模的、统一的、集中化的制度建立的过程。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心理学家麦克勒兰德认为，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培养儿童的成就动力（achivement motivation），从而形成企业家的能力文化。 成就动力值较高的社会能够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从而推动经济更迅速地向前发展。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人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如果公众没有经历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向现代化的转变，现代化必然会出现畸形或失败。

    政治现代化的标准是政治发展的目标，因此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罗斯托和华尔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只是手段，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力才是目的，民主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民主不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派伊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方面。他认为，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必须处理好五种危机：认同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和整合性危机。他的政治现代化的标准有三个：(1)个人的持续增长的平等；(2)政治系统适应环境的能力增强；(3)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分化（即专业化）。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有三个标准：(1)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的理性化。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传统的、家族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威。也就是政治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合法的公共机构手中。(2)政治功能的分化。即政治系统内部的结构分化，各种专门的职能部门如立法、军事、行政及相关的科学研究都应由专业化机关执行。(3)广泛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社会各阶层或团体的政治参与要广泛地超越村镇层次，并且这种参与必须是制度化的（如政党、政治社团的相关制度）。亨廷顿认为，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必须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国家的适应能力强，能够不断地推进经济改革；二是国家有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制度之内，防止它们演化成制度的反对力量。

    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也就是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制度化包括组织和程序两个方面。任何国家的制度化水平（也就是其组织和程序化的水平）都可以用以下四个指标来衡量：(1)适应性。政治组织的适应能力越强，其制度化水平就越高。政治组织的适应性可用三个标准来衡量：一是时间标准，政治组织存在的时间越长，说明其制度化水平越高；二是交替标准，如果能够合法地解决领导权的继承问题，说明组织的制度化水平较高；三是组织功能，善于适应环境变化，其功能历经变迁而组织继续存在，说明其制度化水平较高。(2)复杂性。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越高。组织不仅在等级和功能上下级单位增多，而且各下级单位也存在分化。这种看法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非常契合，越是简单的政体，越容易被推翻和消灭。因此一定复杂性能够增加组织的稳定性。同时，复杂性增强也意味着自我控制的难度增加。这里所谓的复杂性并不是指人为地把事情复杂化。(3)自主性。一个政治系统能够排除内外干扰而独立地以固有的程序做出决定，其制度化程度就比较高。(4)凝聚力。指一个组织或国家的积极参与者能够达成一致性的认识（共识）。政治的制度化也就是法制化，即人们的行为模式以宪法、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为准。

    布莱克认为，政治现代化有四个方面的表现：(1)决策的统一或政治权力的集中。(2)国家的功能大加强。(3)法律规范增加和官僚制度得到发展。(4)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扩大，即广泛的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