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英国优势地位与德国商业同盟

 英国优势地位与德国商业同盟  　

　　　德国在最近二十年来方始看清楚，它自己现在是何等样的一个大国，却没有一个有力的商业政策；假使它有了这样一个政策的话，将居于怎样的地位。德国的情况，就象富兰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泽西州的那句话一样，“是一只被邻居们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了”。英国已经破坏了德国大部分的工业，以大量的棉毛织物向德国运销，可是还不满足，它不允许德国的谷物和木材进口，甚至有时还要排斥德国的羊毛。曾有一个时期，英国运销德国的工业品比运到它所竭力称道的印度帝国去的，还要多十倍。然而这个垄断着一切的岛国对待可怜的德国人比对被征服的印度人还不如，它输出德国人所需要的工业品以后，甚至不允许他们用农产品来偿付。德国人低首下心，使自己成了替英国人劈柴挑水的苦工；但是没有用。芙国人对待他们比受统治的人民还要糟。国家就同个人一样，如果让自己被某人欺侮了，其他一切的人就都会看他不起，最后甚至会成为孩子们嘲笑的目标。法国以大量的酒、油、丝绸和女帽运销德国，但是对于德国牲畜、谷物和麻布的出口还非常猜忌。不仅如此，有一个小小的沿海省区，原来属于德国，是德国人的聚居之处，它靠了德国达到了富强地位，一向是靠了德国才能维持的，却用了一套口头上的无聊的诡辩，阻塞了德国的最大河流达十五年之久。作为这种侮辱的补充曾举办无数的职业讲座来宣传一种学说，说是只有靠了普通的自由贸易，国家才能达到富强。过去的情况如此，那么现在呢？德国在繁荣方面、工业方面、国家的尊严与国家的权力方面，都在突飞猛进，十年的过程相等于一个世纪。怎么会取得这样成就的呢？使德国人彼此之间互相隔绝的国内关税废除了、这当然是好的，是有益的；但是德国的国内工业，从那时起如果依然要毫无限制地受到国外竞争，它就不能单单靠了这一点而高枕无忧。怎么会避免国外竞争。怎么会产生这种奇迹的呢？主要是由于在关税同盟下的税则对普通日用品制造工业的保护。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公开说明。鲍林博士已经将这一点明白指出，他说在关税同盟下的税则，并不只是象以前所说的那样以增加岁入为目的的收入关税，税率并不只是象赫斯启森所想的那样以百分之十到十五为限。对的，我们不妨坦率承认，关于日常使用的工业品，德国关税同盟所征收的保护关税从百分之二十到六十不等。   

　　但是实行这样的保护关税有了些什么结果呢？是不是消费者对德国工业品所支付的代价比他们以前付给国外输人工业品时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六十（假使流行学派的理论是正确的话，情形就必然是这样），或者说这些产品全然不及外来的产品呢？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鲍林博士自己也引证说明，这类在高额关税下生产的工业品比外国制造的质量好，代价也低。由于国内的竞争，由于防止了有害的国外竞争，就产生了这样的奇迹；这是流行学派所不了解的，也是它下定决心所不愿意了解的。由此可见，流行学派认为保护关税将使国内产品价格按所收税额提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实行保护制度，在短时期内也许会使产品价格增长，但以任何有条件建立工业的国家的情形未说，国内的竞争不久就会使价格回到容许国外工业品自由输入时的价格标准以下。   

　　在高额关税下，农业有没有受到损害呢？一点也没有。农业是大有所得的；近十年来它获得了十倍于前的利市。农产品的需求有了增长。农产品价格到处有了提高。众所周知，只是由于国内工业的发展，各处地产价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到一百不等，各处在支付着较高的工资，交通运输设备正在备方面改进，有的已经实现，有的正在计划中。   

　　我们的保护制度既已获得了这样的辉煌成就，势必鼓励我们循着这一路线继续前进。商业同盟中有些邦也主张采取相类步骤，但是还没有见诸实施。然而也还有些别的邦，看来它们只是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取消谷物与木材的进口税，想由此获得繁荣；据说也还有些有势力人物依然信从着世界主义，不相信自己的经验，鲍林博士的报告对于这些方面，对于德国商业同盟的情况以及英国政府的策略，都有极重要的说明。现在让我们对这个报告来作一番大致的观察。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写这个报告时的观点。鲍林博士的来到德国，是墨尔本内阁下商务大臣拉布谢尔先生派遣的，与1834年汤普森先生的派他前往法国属于同样目的。到法国去的使命是要借了在葡萄酒与白兰地贸易方面的让步，诱使法国对英国工业品开放它的国内市场；同样的情况，对德国的目的是要借助于谷物与木材贸易方面的让步以取得相类的效果。不过就这两次使命来说，其间也有一个重大区别；英国对法国所提出的让步是不会引起它自己国内的反感的，而对德国提出交换条件时，却首先不能不在它自己国内经过一番斗争。   

　　因此对法与对德这两个报告的旨趣，彼此在性质上势必大不相同。关于英法间商业关系的那个报告是专为法国人写的，在报告里必须说明科尔伯特的保护制度并没有获得什么美满成就，必须使人们相信伊甸条约是对法有利的，拿破仑的大陆制度以及现行的法国禁止制度是对法极端有害的。总之，这里与亚当·斯密的理论必须密切一致，对于保护制度的一切良好成就必须切实地全盘加以否认。但是另外一个报告的任务却没有这样简单，这是同时向英国地主和德国政府两方面进言的。对前者必须这样说：你们看，现在有这么一个国家，由于实行了保护制度，在工业上已经有了巨大发展，它具有循此前进的一切必要手段，正在加快步伐从事于独占它自己的国内市场，进一步在国外市场与英国相竞争。上院的保守党员们，下院的乡村地主们，你们看看，事体就是你们搞糟了的。这就是你们那个不合时宜的谷物法所造成的；由此使德国的食粮与原料价格以及劳动工资得以保持于较低水平。德国工业家，与英国工业家对照下就居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你们这些傻子，赶快废除谷物法吧。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使德国工业家受到双重或三重的损害。这是因为：第一，粮食与原料价格以及劳动工资在德国将提高，在英国将抑低；第二，德国谷物对英输出增加以后，英国工业品对德输出即将增加；第三，德国商业同盟已经声明，如果英国对德国谷物与木材的进口给以便利，它也打算相应地降低一般棉毛织物的关税。这样我们就万无一失，可以再度粉碎德国的工业。但是时不可失。工业家在德国商业同盟中的势力年年在增长，如果你们对于谷物法的废除稍有迁延，就要为时太晚了。局势的变化是不会过迟的。不久德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后，对于它本国农产品的需求将积极提高，以致使德国将不再有剩余谷物可以运销国外。为了要诱使德国政府对它自己的工业采取行动，不让工业家为他们本国人民来纺纱织布，不让他们侵占你们的国外市场，那么你们对德国政府到底愿意作出哪些让步呢？   

　　所有这些，都是写报告的人不得不向议会中的地主们谈清楚的。英国的行政体制不容许作秘密的政府报告。鲍林博士的报告是一定要公布的，报告的译文或节略是一定要给德国人看到的。因此在措辞中不可稍露痕迹，使德国人觉察到他们自己真正利益的所在；因此在说服议会时所使用的一切说词，不能不兼顾到有以解除德国政府方面的顾虑，防止在这方面发生不良影响。这个报告必须竭力说明，由于实行保护制度，德国的很多资本已转向到不适当的用途；在这个制度下德国农业将受到损害。就农业方面来说，它所应当注意的只是国外市场；而农业是德国绝对最重要的生产事业，因为德国四分之三的人口以此为业。那种保护工业的说法简直是胡扯，工业本身只能在外国竞争下发展，德国舆论是拥护自由贸易的。德国社会的一般智力非常之高，因此不会抱有实行高额关税的愿望。如果英国降低谷物与木材的关税，德国最开朗的人士是赞成降低普通棉毛织物的关税的。   

　　总之，在这个报告里我们听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调，就象是对立的两方彼此在辩难。哪一方应当认为是代表报告者的真意的——是向英国议会说话的一方呢，还是向德国政府说话的一方？要确定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鲍林博士所说的一切，凡是要想劝告议会降低谷物和木材进口税的，都有统计资料和根据数字的推算作证，凡是要想劝德国政府不采行保护制度的，都只是一些空洞的说词。   

　　鲍林博士向议会证明，对于他所指出的德国在保护制度下着着进展的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英国势将无可挽回地丧失德国这一工业品市场，现在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在这方面的论点。   

　　他说德国人民是以克己、耐劳、俭约、聪明见称于世的；全国人民普通受到教育，优良的工艺学校使技术知识的传播遍及全国。   

　　德国在设计技术上的造诣远非英国所能企及。德国的人口，它所畜养的牛羊，尤其是羊，逐年有巨大增长，说明它在农业上已经有了多大的成就。（报告里却不提到地产价值的高涨，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没有提到产品价值的增长。）在工业地区，劳动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德国有大量的水力现在还没有利用，这是在一切动力中成本最低的。它的矿业，在国内各地部比以前有了更大发展，它的原棉的每年输入量，在1832到1837年间，从十一万八千生丁纳增加到二十四万生丁纳，棉纱输入从十七万二千增加到三十二万二千生丁纳，棉织品输出从二万六千增加到七万五千生丁纳。普鲁士的织布机从1825年的二万二千架增加到1834年的三万二千架，生羊毛输入从九万九千增加到十九万五千生丁纳，这一商品的输出从十万增加到十二万二千生丁纳，毛织品输入从一万五千增加到一万八千生丁纳，这一商品的输出从四万九千增加到六万九千生丁纳。   

　　麻布的生产，因为在艰难的情况下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高额关税作斗争，所以没有增长。但麻纱的输入则从1832年的三万增加到1835年的八万六千生丁纳，大部分是由英国输入的，输入量还在继续增进中。靛青的消费从1831年的一万二千增加到1837年的二万四千生丁纳，这是德国工业进展的一个显著证明。陶器的输出，在1832到1836年期间增加了一倍以上。石器的输入从五千减少到二千生丁纳，输出则从四千增加到一万八千生丁纳。瓷器的输入从四千减少到一千生丁纳，而输出则从七百增加到四千生丁纳。煤的产量从1832年的六百万增加到1836年的九百万普鲁士吨。普鲁士1816年有羊八百万头，1837年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头。   

　　在萨克森1831年有织袜机一万四千架，1836年增加到二万架。从1881到1837年间，这个地方的毛线厂厂数和锭数都增加了一倍以上。到处都兴起了机器制造厂，其中多数情况都极为发达。   

　　总之，德国工业的一切部门，按照所受到的保护程度，都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显著的是一般使用的棉毛织品，这类商品由英输入已经完全停止。鲍林博士根据他所听到的可靠意见，承认“普鲁士毛织品价格的确比英国的低廉，有些染色比英国最上等的颜色固然要差些，但是其他的颜色简直完美到无以复加，在纺织以及一切操作过程方面，德国已经完全可以与英国媲美，只是在最后一道修整工序上显有缺点，但这种缺点不久也会消除的。”   

　　英国议会听到了这样的说词以后，会终于接受劝告，废除作为针对德国的一种保护措施的谷物法；这一行动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德国同盟方面，眼看到实行保护制度以后已经获得了这样大的进展，怎样就会听受这个报告的劝诱而放弃那产生了这样良好效果的制度，这却是我们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鲍林博士告诉我们，德国工业是在牺牲农业利益下受到保护的，他要这样说也好，这是他的说法，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农产品的需求、产品的价格、劳动工资、地租以及地产价值处处都在高度增长，而农民对于他所需要的工业品无须付出较高代价，我们根据这样的情况，对于他的说词怎么能信以为真呢？   

　　鲍林博士给我们一个估计，说德国从事于农业与工业的人数是三与一之比，这件事做得很好；但那个说法使我们相信，在德国从事于工业的人数与从事于农业的还没有取得适当比例。现在英国有些工业经营者所消费的是英国的而不是德国的衣产品，他们的出品所供应的却是德国市场，德国对于本国的这类工业应当加强保护，使它们逐渐发展；要纠正上述的不平衡现象就得从这一点着手，除此以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纠正方法。鲍林博士又说，德国如果希望扩充农产品销路，必须全力注意向国外发展，这也说得很好。但是要使农产品的需求有巨大增长，只有使本国的工业有了充分发展，这个愿望才能实现，不但英国的已往经验这样教导我们，而且鲍林博士自己对这一点也是默认的，因为他在报告里说，英国对于谷物法的废除如果再迟延下去，德国将不再有剩余谷物或本材可以运销国外，他对这一点表示忧虑。   

　　鲍林博士说，在德国占主要地位的依然是农业，这句话当然说得很对；但正是由于农业还占着主要地位这个原因（象我们在前几章里所提到的，，所以必须发展工业，使工农两者处于适当比例关系，因为农业发展这一事实本身所依靠的就是与工业取得等比关系，而不是它自己对工业保持优势。   

　　报告的作者还有一种错误论调，他说，就德国工业本身而言，在德国市场上的外国竞争是必要的，因为德国工业等到能够供应德国市场以后，为了出售剩余产品，就必然要与别的国家的工业相竞争，这时只有产品价格低廉才能经得起这种竞争；但是低价产品的生产是与保护制度不相容的，因为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在于使工业家能维持较高价格。   

　　这种论调是荒谬透顶的。鲍林博士不能否认这一点，一个工业家越是有机会多生产，就越能按较低价格供应他的产品；因此能够独占本国市场的工业，就能够在国外贸易中供应价格较低的产品。在他所发表的关于表示德国工业发展的数字里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因为这类数字表明，随着德国工业对它本国市场的占有程度，它的产品输出量也同时增进。由此可见，德国最近的经验与英国过去的经验一样，说明工业品价格高涨并不是保护制度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现在德国工业离开能完全供应国内市场的情况还很远。要做到这一点，关于目前由英国输入的棉织品一万三千生丁纳，毛织品一万八千生丁纳，棉纱、棉线、麻纱五十万生丁纳，就首先必须要能由自己来制造。但是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原棉的输入就须比以前增加五十万生丁纳，就须与热带地区进行更多的直接贸易，对于输入的原料，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大部分，要能够用自己的工业品来偿付。   

　　鲍林博士认为德国人民自从商业同盟成立以后，对于英国人一般所理解的所谓“自由贸易”这个名词获得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曾这样说，“自从那时起，德国人民的情绪已经由侧重虚无缥缈的希望与幻想的领域脱离了出来，转向于实际的、物质的利益”，因而断言德国舆论赞成自由贸易。我们对于这样的见解必须加以纠正。他说德国的教育非常普及，一般人民都有知识，这句话说得很对；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民现在已不再沉溺于世界主义的幻想中。这里的人民现在由自己来进行独立思考了；他们相信的是自己作出的结论，是自己的经验，是自己的健全常识，而不是与一切经验相违反的一面之词。当初伯克曾私下向亚当·斯密说，“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针决不能以世界主义为依据，所依据的应当是从深思熟虑中了解了的关于他们国家特有利益的知识”；伯克为什么这样说，这个道理他们现在明白了。那些说客的话往往进一句出一句，反复无常；德国人民现在不相信这一套了。有些人在地位上是德国工业的竞争者，当这些人对德国人民表示关怀，提出忠告时，其间究竟有多少真正价值，他们也已懂得怎样来作正确估计了。总之，每逢在谈论中的是英国方面所提出的建议，德国人就会提高警惕，就会把希腊人赠送木马那件人人知道的故事记在心里。   

　　由于这些原因，说是德国有影响的政治家们果真要迎合这个报告的作者的愿望，就是说，为了能够把少许的谷物和本材运销英国，为了取得对方这样一点渺小得可怜的让步，就甘愿放弃它的保护政策，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无论如何，德国舆论总不会把这样的政治家看成是有深谋远虑的。在今天作为一个德国政治家，要当得起这样一个尊称，单单精通世界主义学派那些肤浅的措辞和论点是不够的。人民对于一个政治家所期望的是，他不必把心机枉费在学说理论方面，他要彻底懂得什么是国家的权力和要求，要能够发展前者，满足后者。假使一个政治家不懂得使一国的工业提高到象德国工业现已达到的阶段，其间需要多大的努力；不能够在内心里预见到国家前途的伟大；只是使德国工业阶级对政府所抱的期望和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使国家的企业精神深受摧残；对于一个第一流工业国家所据有的崇高地位与只从事于输出谷物和木材这样一个国家的劣势地位，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谷物与木材的国外市场来说，即使在平时也是极度不稳定的，关于对方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让步是极容易被推翻的，一旦发生了战争或敌对性的商业政策使贸易中断时是会引起极大动乱的，在这些方面都没有足够才智未加以估量；最后，别的强大国家是怎样依靠了自己的在一切部门都得到发展的工业，使国家获得了生存、独立与权力，对于这些已有的例子也没有能吸取教训——假使是这样一个政治家，那他就表明了关于什么叫作国家的权力和要求这一点，他是完全无知的。   

　　这个报告的作者在他报告的第二十六页里说，他认为德国商业同盟的政策所追求的只是普兽士的单独的利益，因为同盟中人口的三分之二是普鲁士人；如果人们相信这样的意见，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大大低估了1830年以来在德国兴起的民族精神与团结力量。但普鲁士的利益要求对英输出谷物与木材，普鲁士在工业上所投资本很少，因此它对于足以阻碍国外工业品输入的任何制度将坚决反对，它的各部门领导人都抱有这样的意见。然而这位报告者在他报告的开端却这样说：“德国关税同盟是弥漫全国的国家统一观念的化身。这个同盟如果能好好地领导，必然能把德国各方面的势力融合在一个共同组织中，这方面的好处已经由经验证明，为大家所熟知。这是德意志人民走向国家统一的第一步。它依靠商业间题上的共同利害关系，已经打开了在政治上趋于统一的道路，原来那种器量独小的看法、偏见和固陋的风俗习惯已经消失，代之而兴的是德国国家生活的一个更广泛、更坚强的因素。”他在报告的开头一段里既然作了这样完全正确的评述，而又说普鲁士为了自己方面假定存在的（无论如何只是一时的）私利，就愿意牺牲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远大前途，就不会看到德国的商业政策必然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就不会看到普鲁士自身必然与整个德国共存共亡；这两个方面的互相矛盾，又怎样能够统一起来呢？他又硬说普兽士各部门领导人都反对保护制度，但是对普通棉毛织品的征收高额关税就是从普鲁土木身方面发生的；前一说法又怎么能与后一事实相一致呢？基于说理上的这些矛盾，再看到报告者把萨克森的工业发展情况描绘得那样如火如荼这一事实，不是要使我们不得不作这样的揣测，认为要激起普鲁士猜忌之心的正是报告者他自己吗？   

　　但不论怎样说，鲍林博士对各部门领导人的私人意见这样重视，却是很使人感到诧异的。他，作为一个英国作家，应当知道舆论的力量，应当晓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即使在非立宪国家，各部门领导人的私人意见如果与舆论、尤其是与整个国家的物质利益相违背，如果赞成危及整个国家的倒行逆施的办法，那些意见就无足重轻，是不值得谈起的。他自己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他在报告的第九十八页里说，普鲁士政府，同英国政府关于废除英国谷物法这件事所获得的经验一样，也充分体会到，官吏们的见解并不都是能付诸实施的，因此即使没有德国同盟方面事先的让步，是否应当允许德国谷物与木材进入英国市场，似乎也有加以考虑的必要，因为这样一来，也可能会打开英国工业品进入德国市场的道路的。这个意见无论如何不能说不正确。鲍林博士清楚地看到，假使不是由于谷物法的存在，德国工业是决不会获得这样进展的；因此把它废除以后，倘若德国的关税依然不变，那么它的工业不但继续进展会受到限制，而且必不能免于大大的衰退。可惜的只是英国人没有能在二十年前看到这一论点的恰当。现在的情况可是不同了，英国的法制本身使德国农业脱离了英国工业，从而使德国走向发展工业的道路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历史，在这一目的上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现在德国如果由于英国废除了谷物法，就在任何程度上放松了对自己国家远大前途的争取，那就只能说明德国人在政治上的愚昧，以致这样地轻举妄动。的确，我们坚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必要随着英国工业由于取消谷物法与德国工业对照下所获得的利益程度，按照这个程度的同等比例，来提高它的保护关税。德国在一个很长时期以内，对待英国不能有别的政策，只是一个工业落后国家当它全力争取要使它自己与工业最先进国家处于同等地位时所必须采取的那种政策。任何别的政策或措施，总是会危及德国国家的安全的。如果英国人需要外国产的谷物或木材，它尽可以向德国或它所喜欢的任何别处去购买。德国对于它迄今为止在工业上所获得的进展将继续加以保护，保护的程度决不因谷物法的废除而稍减，对于前途发展的继续努力，也决不因此稍懈。如果英国对于德国的谷物与木材不瞅不睬，那就更好了。这样就可以使德国的工业、海运与国外贸易更快地抬头，可以使德国的国内运输设备更快地建成，从而使德国国家得以进一步可靠地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这时普鲁士出售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和木材所获得的价格，或者不能提高得那样快，象英国市场一旦对它开放时那样的高昂。但是，国内运输工具的建成，工业方面对农产品的国内需求，将使这些地区的产品在德国内地的销路迅速增长，这时这些地区所获得的一切利益是以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基础的，在这样情况下，这种有利地位就可以永久保持。这些地区从此以后再也不必担心，时而发生灾害，时而转入繁荣，每十个年头就要来一次变化，使它们的贸易在这个局面下摇摆不定。还不止这样，普鲁士沿海地区在产品的物质价值上眼前固然不免有所牺牲，但这种牺牲实在是一种投资性质，将来会得到补偿；将来德国内地力量大大加强以后，音鲁士的政治地位将积极提高，它由此所获得的利益将百倍于它以前在产品物质价值上的牺牲。   

　　这个报告说明，英国当局的目的显然是要使普通使用的英国棉毛织品得以进入德国市场；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部分是取消或至少修改按重量课税的办法，部分是降低关税，部分是容许德国谷物与木材进入英国市场。通过这些方法，对德国的保护制度就能够初步打开一个缺口。这类供普通使用的商品，我们在前面有一章里已经提到，是极关重要的，是一国工业中的基本要素。英国方面所希望的显然是从价征税百分之十，假使是这样，再加上低报价值这种惯行的伎俩，就可以使德国工业的大部分牺牲在英国竞争势力之下，尤其是如果发生了商业恐慌，英国工业家有时就会不计较价格，尽量把存货抛入市场。因此如果我们说英国建议的用意所在，简直是要推翻德国的整个保护制度，从而使德国沦于英国农业殖民地的地位，这也不算是说得过分。它既存着这样的目的，所以要促使普鲁士注意的是，在英国降低谷物与本材的关税以后将何等有利于它的农业，至于它的工业是并不重要的。它在同样目的丁对普鲁士又许下了愿心，说是将降低白兰地的关税。同时对别的邦也不宜过于偏枯，让它们空手而去，于是也周旋了一下，说是对纽伦堡的产品、儿童玩具、科隆产的花露水以及别的一些琐碎物品也将减税百分之五。这样就使德国的一些小邦也获得了满足，在它究竟也所费不多。   

　　第二步就是要通过这个报告使德国各邦政府深信，如果让英国代它们来担任妨棉纱、麻纱的工作，对它们将如何地有利。商业同盟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政策是先从鼓励与保护棉布的印染工作着手，然后推广到织布工作，至于中等与上等的纱、线则取自国外；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决不是说这个政策在任何时期就永远是正确的。随着国家工业的进展，如果要正确地达到建立工业的目的，税率就必须提高。我们曾经指出，纺纱工业的重要不只是限于它自身，它是可以使国家进一步获得无数利益的根源，可以使我们由此与热带地区发生直接的商业关系，因此对于我们的海运与工业品出口方面有着极大影响，它对工业的任何部门固然都有好处，但尤其有利于我们机器工业的发展。德国在发展这一伟大而收益丰富的工业时所需要的水力与干练技工、或物质资本、或智力都是充裕的，决不会由于这些方面的欠缺而在发展前途上受到阻碍；因此如果说关于纺纱这一工作不能在渐进的保护下获得发展，从妨粗纱进而到纺细纺，经过五年到十年以后，使我们在这方面所需要的能够大部分由自己来供应——如果说不能办到这一点，这种说法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们对于谷物与本材输出的利益，不论把它估计得怎样高，决不能与纺纱业所给我们的好处相提并论。我们如果计算一下将由纺纱业引起的对农产品与木材的消费，就可以看到，单单这一工业部门使德国地主所获得的利益，就必然远胜于国外市场将向他们或可能向他们提供的任何利益；的确，我们对于这一信心的表示毫无犹豫，这是可以用更无争辩余地的证据来证明的。   

　　鲍林博士说，如果德国商业同盟不愿将进口税大大降低，则哈诺威、布劳恩施魏克、两处梅格棱堡、奥尔登堡以及汉撒城市是否会加入同盟，他表示怀疑。但是我们对于这样的建议不能认真考虑，因为所提出的补救办法的危害性，比所要挽救的那个损害，却还要大得无可计量”。   

　　我们对于德国前途发展的信心，并不是象报告者那样的微弱的。已经证明，七月革命对德国商业同盟是有利的，同样地，如果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变动，那些小邦对适应国家远大要求的铸躇不决的态度，就会获得转变。商业上的团结一致，对整个国家有什么价值，对各邦政府有什么价值，除了单是物质利益这一点以外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当法国这次公然发出要夺取来因河边境的叫嚣时，已经第一次获得了有力证明。   

　　国家的统一，是全国幸福、光荣、权力、目前安全存在与前途伟大发展所由争取的坚稳基础，德国各邦政府和人民对于这一点，应当一天一天地明确起来。因此这些沿海小邦与国家整体利益背道而驰的态度，不但在同盟中各邦看来，就是在它们自己看来，也越来越觉得这是可耻的，应当以任何代价来加以去除。而且用理智的态度来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小邦加入同盟后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所得，将远过于它们所须付出的牺牲。德国的工业、国内运输设备、海运事业与国外贸易，在贤明的商业政策下，是能够而且必然要随着它所具备的资源作相应发展的；这些方面的成就越大，那些小邦要从中直接分享利益的愿望就越加殷切，它们指望仰仗外国获得幸福与繁荣的那种恶习惯也就越加会早日放弃。   

　　至于汉撒城市，这里也可以特别提一下，我们对于汉堡教区的市民精神并没有威到气沮。根据这位报告者自己提出的证言就说明，在这些城市里有许多人有着这样的认识，认为汉堡、不来梅与律贝克对德国国家的关系，应当而且必然同伦敦与利物浦对英国、同纽约、波土顿与费拉德尔非亚对美国的关系是一样的；他们清楚地看到商业同盟对他们在世界贸易方面所提供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他们必须服从同盟规章这一缺点，他们懂得，要想获得繁荣而没有使繁荣可以长期继续下去的保证，这样的想法根本是荒谬的。   

　　沿海各邦的居民，他若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当他看到本国船只的吨位在不断增进，各口岸的商业关系在不断扩大，而联想到如果没有海军力量的保障，只须从赫耳果兰开来两只战舰驻在威悉河与易北河口，就能在二十四小时内把需要二十几年才能建成的事业毁掉，当他想到这一点时，怎能衷心地为他自己庆幸呢？可是商业同盟将保证这些口岸永远能够获得繁荣与进展，保证方法部分是在于创建自己的舰队，部分是在于缔结联盟关系。它凭了有效能的领事机构和条约关系，将使这些口岸的渔业获得进一步发展，为它们的航运业争取特殊权益，并将从事于保护与促进它们的国外商业关系。它将部分借助于它们的资源，从事于建立新殖民地，经营自己的殖民地贸易。商业同盟的组织充分完成以后，以各邦合计，至少可以有三千五百万人口，每年人口的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一点五，这样每年就很容易多出二三十万人来；我们各地区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民很多，他们的性格都特别乐于到遥远的地区去找出路，能够在任何地方安家落户，不论哪里的无主地区需要加以开垦时，他们都可以在那里愉快地生活，象这样的人民是生来要与第一流国家的人民一样，从事于开拓殖民地，从事于传播文化的。   

　　德国人民感到有建上这样一个完善的商业同盟的必要，这种意向已经这样普遍，因此写报告的人也不得不这样说：“拥护商业同盟者一般希望有更多的海岸和港口，进一步发展海运事业，在同盟下有统一的国旗，有强大的海军和商船；但就目前情形来说，这个同盟要同势力在增长中的俄国舰队与荷兰及汉撒城市的商船迎面抵抗，却很少希望。”我们当然无意于与这些国家为敌，而是要多多的靠拢它们，得到它们的帮助。我们说每一个强国的特性总是这样的，为了便于统治，总是要想分化别的国家。这位写报告的人，当他说明了为什么沿海各邦加入同盟是愚昧行动这一点以后，还希望使那些主要口岸永远与德国国家团体相脱离，他谈到了在亚尔多纳的仓库，说是一定对汉堡的仓库有害，好象这样大的一个商业帝国就没有办法使亚尔多纳仓库如何来适应国家目的似的。我们对于他这种别有用心的推断不欲深究；我们要指出的只是，如果把这样的说法应用到英国方面，那就等于是说伦敦和利物浦假使与英国国家机构脱离，它们在商业上将获得非常发展。英国驻鹿特丹领事曾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所说的却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论点的用意所在。亚历山大·费里尔先生在他报告的末一段里这样说：“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要用尽一切方法阻挠上述各邦以及比利时加入德国关税同盟，这一点看来是极关重要的，其中理由已经极为明显，不必再加解释。”费里尔先生是这样说了，假使鲍林博士也这样说，假使英国的执政者们就照着这样的话行事，谁能怪他们呢？通过他们的言语和行动所表现的只是英国国家的本性。但是德国如果妄想从出于这样一种动机的建议里获得繁荣和幸福，那就未免超出了国家善良本质的适当程度了。费里尔先生说了上面所引的一段话以后还加上这么一句：“情势不论有了怎样的变化，必须始终把荷兰当作别的国家与德国南部通商的主要途径。”费里尔先生说的所谓“别的国家”指的显然只是英国；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英国的工业优势失去了通往德国或北海与波罗的海的进路，还有荷兰作为一个主要过道，由此来控制德国南部的工业品和殖民地产品的市场。   

　　但是如果站在国家与民族的立场来看问题，那么我们认为不论从地理位置、或工商业环境、或民族的血统与语言这些方面来说，都应当把荷兰算是德国的一个省份。它是在德国分裂的时期脱离的。如果不把它重新并入同盟组织，德国就好比是一间屋子，它的门户却把持在陌生人手里。荷兰的属于德国，就象布里塔尼与诸曼底属于法国一样；如果荷兰决意要自成一个独立国家，只要这样的情况不变，德国就难以达到强盛与独立自主的地位，正同法国上述几个省份假使在英国人手里时，它就难以达到今日这样的地位一样。荷兰的商业势力已经趋于低落，这是由于国家范围不大的原故。尽管它的殖民地很发达，但是它的地位仍将继续下降，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这个国家过于弱小，不能担负这样浩大的海陆军费。由于要勉力维持它的国家地位。它在负债方面就必然越陷越深。它虽然有很发达的殖民地，但无济干事，它对英国仍然处于依照地位，表面上虽然独立自主，事实上只是加强了英国的优势。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为什么要主张恢复荷兰这种表面上的独立地位，上述一点也是一个隐藏的原因。汉撒诸城市的情况同这里也完全一样。荷兰若是倒向英国一边，它的地位只是英国舰队的一个扈从；如果与德国合并，它就能成为德国海军力的领导。就它目前地位来说，从它殖民地方面所能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如果把这些殖民地转变成为德国联盟的组成部分，那时它从中所得的利益必然将大大提高：这特别是因为它在开拓殖民地事业方面所需的一些要秦，如人口，如精神力量，都过于薄弱。还有一层，迄今为止它在殖民地方面所以能获得一些有利发展，大部分是有赖于德国人的温厚纯良，或者不如说是由于德国人对自己的商业利益的认识不够；因为一切别的国家总是把它们的殖民地产品市场留给它们自己的殖民地或属国的，只有德国市场对荷兰殖民地产品剩余量的销售仍然开放。一旦德国人清楚地了解到了这一点，认为向他们供应殖民地产品的那些国家要明白，它们也必须在特定的优惠条件下向德国购买工业品，方才能享受这种权益；到了那个时候，德国人也就会清楚地看到，他们是有力量迫使荷兰加入关税同盟的。这样的结合，对德国与荷兰两方面来说都是极度有利的。德国对于荷兰，不但将使它从它的殖民地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利益，而且将使它建立并取得新殖民地。德国对荷兰与汉撒的航运业、对荷兰殖民地产品的运销德国市场，都将予以特别优惠的权益。反过来，荷兰与汉撒城市将优先输出德国工业品，并将优先使用它们的剩余资本于德国内地的工业和农业。   

　　荷兰只是国家的一个部分，却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想从压制与削弱德国的生产力着手，来从中取利，而不去想法把它的伟大前途寄托在处于它背后的那些地区的繁荣上面，因为任何海国总是要同这些内陆地区共存亡的；它要想说前途发展，而走的道路却是与德国脱离，不是与德国结合——由于这些原因，它终于从作为一个商业强国的崇高地位跌了下来。荷兰要想重新达到它以前的繁荣地位，只有一条路，只有通过德国同盟，跟它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了这样的结合，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农工商业国家。   

　　鲍林博士在他的统计中把德国关税同盟与汉撒城市、荷兰及比利时的进出口额集合在一起；从这样的归类，清楚地表明了所有这些国家是怎样极度地依循着英国的工业；但也同样清楚地表明了，如果这些国家结合在一起，则它们的整个生产力将增长到怎样的无可计量的程度。他估计这些国家由英输入按官价计19，842，121镑，按申报价值计8，550，347镑，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对英输出只4，804，491镑，英国从荷兰输入的大量的爪哇咖啡、干酪、奶油等等也包括在内。这些数字是意味深长的。我们感谢这位博士作出这样的统计组合，也许这就是不久将实现的政治组合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