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中国应当倾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去跟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贸易，而贸易的比例则是中国出口大约1亿条牛仔裤才相当于一架美国的波音飞机。那么，这个比例是符合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的比例吗？要说明这个比例，我们首先要从变了形的商品经济说起。

按照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价值规律，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即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出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或者严格地说，两个资本在可变资本v相同且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情况下，会再生产出同样的价值量v+m，从而生产出同样的剩余价值m。这里，我们不考虑剩余价值的瓜分情况，把它全部算作资本家的利润，或类似税前利润那样的瓜分前利润。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在同样的剩余价值率的情况下，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上面所说的利润。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情形中，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这就在表面上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就在于商品经济发生了变形。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假如一个棉纺织厂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如梳棉车间、纺纱车间和织布车间。假定每个车间所使用的不变资本都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中。其次还假定，不同生产车间的（年）剩余价值率相同。假设投在这三个生产车间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各不相同，例如:

表7-1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生产车间，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按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会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投在三个车间的资本的总额等于300；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额等于90；它们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等于390，平均利润率=30%。这个资本300的总构成是210c+90v，平均每100资本的构成是70c+30v，平均每100资本按照平均利润率都有平均剩余价值30。

如果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三个车间独立成为三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分别属于不同的资本家。这时，如果商品仍然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不同的生产部分由于投入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这种平等观自然地会要求等量的资本获得等量的剥削收益即获得等量的利润率。也就是说，投人梳棉部门的100资本要求与投入织布部门的100资本获得同样的利润。正如这两个部门归一个资本家所有时，该资本家会认为他作为总资本投入的每100资本带来的收益是相同的一样。如果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不相等，资本将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地流出和流入，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在上面的例子中，每个生产部门的每100资本获得同样的平均利润30，这样，每个部门的100资本的产品不是按各自的价值来出售，而是按同样的（生产）价格130出售。于是，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就发生了变形。

商品发生变形的根本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也就是说，当商品是劳动的产品即劳动者自己所有的产品时，平等的等价交换规律自然应当是等量劳动的产品相交换。不然的话，难道可以设想，农民和手工业者竟如此愚蠢，以致有人会拿10小时劳动的产品来和另一个人1小时劳动的产品交换吗？但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即归资本家所有的产品时，“平等”的交换规律自然就要变形为等量资本的产品相交换了。不然的话，就要设想一个资本家竟会愚蠢到满足于自己用1000万元资本挣到的利润与别的资本家只用10万元资本就挣到的利润一样多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早期，竞争或多或少地实现着这种平均化和商品变形。随着资本的活动性日益增大，即资本越来越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以及劳动力即工人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资本就越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商品就越是发生充分的变形。随着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这种平均化和商品变形也就在全球铺开。不过，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这种平均化。牛仔裤的自由竞争和平均化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大型客运飞机的自由竞争和平均化的程度。波音公司因此在商品交换中获得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为了避免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必须认识到不是所有成本价格都等于100。在谈到不同资本每100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商品价值会由于不变资本c：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之间的比率不同而不同，并且不同资本的固定不变资本部分又会快慢不等地损耗，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把不等的价值量加入产品。这样一来，商品价值中那些只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价值的部分即商品的成本价格^就会有所不同。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在上述例子中，假定不变资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我们考察的时间里（如一年内）固定不变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全部被折旧掉，而且不同生产部门固定不变资本的折旧情况也不相同。

表7—2

那么，在这个场合，这三个生产部门资本100的总和的构成与平均构成仍然和以前一样；平均剩余价值或平均利润也是30。不过，由于不变资本。并没有全部转移到商品的价值中去，因此成本价格（即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不变资本加上可变资本）不等于总资本，总商品的价值也与前面的计算结果有所不同。为了使得每个部门获得同样的利润率，就必须把这个平均利润加到各个部门的成本价格上。当然，这个过程是由资本家对较高的利润率的追逐和资本主义竞争来完成的。于是，我们就得到下面的结果：

表7—3

甲部门的商品比价值高10出售，丙部门的商品比价值低10出售，就所有的部门而言，生产价格相对于价值的这种偏离，则互相抵消，使得各部门取得了相同的利润率扎这个利润率被称为一般利润率。将这个一般利润率乘以各部门的资本量，得到各部门所分配的利润，再将各部门的利润与其商品的成本价格相加，即得各部门商品的总生产价格，将其除以商品数量，即得单位商品的生产价格。

生产价格是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的；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多的平均率为前提。也就是说，利润率先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内平均化，然后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平均化。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都等于剩余价值爪除以总资本c。它们要从没有变形的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也就是说，每个生产部门由于竞争的存在，都要按该部门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甚至类似的资本构成进行同类商品的生产。没有这种引申，一般利润率（以至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从没有变形的商品谈起的原因。

在自由竞争和追求平等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收回了生产这些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但是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利润），而是像所有资本家都在一个总的股份公司中一样，按照自己投入的资本量，从总剩余价值（利润〉中分得与这个资本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利润）量。也就是说，等量资本平等地获得等量利润，不等量的资本同样平等地按比例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利润〗均衡分配时所发生的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利润）。每100资本，不管它的构成怎样，在任何期间得到的利润，就是作为总资本一个部分的100在这个期间所得的利润。因此，对不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各份利润之所以有差别，只是因为每个人投入的资本量不等。这样一来，单个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就与他自己的工人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相脱节而神秘化了。同时由于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同样表现为利润的源泉，资本关系也就神秘化了。

随着商品的变形，再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也会’转形，即资本家在再生产过程中将不是按相应的价值量来购买原材料和新机器，而是按它们的生产价格来购买，同时工人对于新的生活消费品的购买也是按其生产价格而不是按其价值来购买的。在工人的生活消费品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就要根琚这些消费品的生产价格来调整。因此，在再生产过程中，成本价格要按已经转形了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来计算。根据工资变化后的新的剩余价值率计算出来的平均利润，则要追加到这个新的成本价格上以形成新的生产价格。无论如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仍然是计算工人所创造的价值量的标准，从而也仍然是计算剩余价值，进而计算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依据。生产价格的变化总是要由商品的实际的价值变动来说明，即要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的变动来说明。

这样，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把等量的资本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这一点，或者说，把利润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量这一点，辩证地同表面上矛盾的价值规律联系了起来。

在这里简单提一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的190年，西方学者掀起了挑战价值转形理论的百年之争，企图要像使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破产一样，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这场争论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严谨的数学工具，批驳了西方学者的错误，捍卫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历史将证明，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争得的荣誉（详情将在笔者下一本关于《资本论》的著作中介绍。

言归正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和变化自然不是理论计算后强行分配的结果，而总是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造成的结果。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均值来发生作用。而这种作用不仅可以被理论研究探索出来，而且已经被资本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按照微观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法则是边际收益（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也就是说，资本家应当按边际成本来定价。但是，著名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资本家其实不是根据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来确定价格，而一般是根据所计算的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并在平均成本上加一个固定的比例来进行定价，即实行成本加成定价。当然，萨缪尔森不可能讨论这个普遍存在的成本加成定价的原因，只能虚飘飘地笼统说它能够合理地接近最大化的利润并能节省资本家的时间，否则他们就要挖掉整座微观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墙脚了。而事实上，这个固定的加成比例，就是一般利润率在资本家头脑中的现实反映。

在上面的表格中我们看到，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甲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高于其价值，使甲部门的资本家获得了比本部门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更多的利润。而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丙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低于其价值，使该部门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低于本部门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只有资本有机构成等于平均构成的乙部门，其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价值，该部门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等于该部门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这里，我们还看到甲部门的可变资本只有乙部门的一半，也就是说甲部门雇佣的工人人数只有乙部门的一半，但是甲部门的利润率与乙部门相同，在等量资本的投人下，这两个部门的资本家获得了等量的利润。

这说明，撇开垄断资本主义不说，即便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充分变形的商品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工人的劳动果实被低估，部分劳动果实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生了转移。因此，那些鼓吹发展中国家具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理论，就是要消除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妨碍发展中国家迅速积累起自己的劳动成果，妨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理论其实是发达国家中心说的变种，在历史上它曾经把英国视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恩格斯指出，事实表明，这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赤贫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同样地，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工业基础和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国家来说，看不出还缺乏什么样的条件妨碍他们去制造大飞机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看不出仅仅为了让发达国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用一亿条牛仔裤去换人家的一架飞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如果发展中国家是因为人口过多（尤其是人口的绝对过剩）而不得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就业问题，那么就应当坚决地实行计划生育，并同时坚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来消除发达国家的优势，以减少向他们转移的价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