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丰产不丰收

丰产不丰收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农产品丰产不丰收，并提到很多原因，比如市场难把握、入市环节多等等。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的性质及其价值的决定。

商品的首要性质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商品对人的这种有用性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这种有用性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例如，教师们用茶叶泡水喝，用粉笔写字，而不会拿粉笔泡水喝，拿茶叶写字，就是因为不同的商品通常具有不同的有用性。当然，西方经济学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粉笔和茶叶对于人们的效用是抽象的，可以直接比较并互相替代，从而可以拿粉笔泡水喝。

商品的第二个性质是，商品对于它的生产者或占有者不是使用价值。这是因为，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即转到通常所说的消费者手里。商品的这种可交换性形成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在它的生产者或占有者手里只是用于交换其他的使用价值，即商品是交换价值的载体，否则它的生产者或占有者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售卖。商品的第二个性质反映了商品的历史和社会的属性。

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或者说在产品成为商品之前，产品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人的需要或他们所供养的人口（包括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主人，如果他们是奴隶的话：）的直接需要而生产的。除少量剩余产品外，大部分产品并不用于交换。这时，丰产就是丰收。因为产品越多，使用价值越多，财富也就越多。但是，在商品经济中，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生产的。商品的生产者或占有者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往往需要用自己的商品去交换别人手里的不同的但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商品交换的比例如何确定？会不会交换出去大量的产品却只换回来很少的其他产品？

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交换的这个比例可以用商品带给人们的抽象效用来确定，比如我之所以用一个苹果换一个馒头，则是因为是因为苹果带给我的效用小于馒头带给我的效用。而对方愿意用一个馒头换一个苹果，则是因为苹果带给他的效用大于馒头带给他的效用。但是，一来，这种交换是基于不等式进行的，即便对双方都有所好处，也不能说这种交换就是公平的或等价的。因为一方得到的好处可能会远远多于另一方。二来，不同商品的效用又该由谁来决定呢？单凭商品交换的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骗。而如果采用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效用标准，那么，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为自己受骗了。更何况，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比如铁水，对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消费效用，它又该如何根据效用来确定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比例呢？三来，现在频频更新换代后的电脑的效用越来越大，但电脑的价格却越来越低，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与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注意到，商品的交换首先意味着不同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从而，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完全无关的东西。其次，商品的交换意味着劳动产品的交换。商品的不同使用价值体现了有用劳动的不同的具体形式。例如，纱和书的不同使用价值体现的是纺纱的劳动和印制的劳动在具体劳动形式上的差异。但是，与纱和书的使用价值不可以互相替代不同的是，人类的劳动却既可以用于纺纱，也可以用于印制，可以十分方便地在这两者中进行转换或配置。而且无论何种劳动，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就要求人们付出体力、智力方面的人类劳动，而且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付出。因此，随着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抽去，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同样转化成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而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都转化成一种共同东西，不同形式的人类劳动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即凝结的时间量的长短。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商品的价值，它的多少就是价值量的高低。至此，各种商品才是可以交换的，并能按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即按商品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

不过，这种等价交换，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一些变化，商品不再按自己的价值量来等价（值）交换，而是按生产价格来进行等价交换。但是，一方面，商品按自身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期及此前的商品经济时代的一般规律，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不发达的角落里，还仍然存在着。另一方面，商品按生产价格来进行等价交换，仍然是以商品的价值量为前提的。所有试图用其他价值理论来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提出过把工厂里的劳动时间缩减到每天不超过4小时的观点，也没有反对过资本家要求工人加班，即延长劳动时间的主张。这有力地说明了，劳动时间的凝结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因此，在叙述经济规律时，我们首先要讲价值量和按价值量进行的等价交换，以后我们再来分析生产价格是怎么一回事。这也让我们的理论符合历史逻辑。

由于商品本身意味着交换，从而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商品的价值量中所体现的劳动，也不是个别人的劳动，而是相同的人类劳动。因此在考察商品的价值量时，我们使用的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蒸汽织布机出现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那么，在蒸汽织布机普遍应用之后，尽管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类劳动是指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这个最复杂的劳动能够折箅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否则这个产品就不能与简单劳动生产的产品进行（等价）交换。在这里，各种劳动转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毕竟这不是他们个人能决定的。

按照上面的论述，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而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等。因此，如果同一劳动量在丰产年表现为8公斤小麦，在歉产年只表现为4公斤小麦，那么丰产年的8公斤小麦的价值量就与歉产年的4公斤小麦的价值量相同，如果其他商品的生产不受自然条件影响，且劳动生产力不发生变化，那么丰产年的8公斤小麦与歉产年的4公斤小麦在各自当年所能交换回的其他商品的数量也相同。这就是在商品经济时代，丰产不丰收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与抽象的人类劳动无关，从而劳动生产率也与价值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的抽象人类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却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当然，如果劳动强度提高了，肌肉、脑力比一般情况下更紧张一些、消耗得更多一些，那么在同样的时间内会提供更多的价值量。同一的抽象人类劳动是指社会上通常强度下的抽象人类劳动，那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是要算作较大的劳动量的。但是，劳动强度越高，一天中可以持续劳动的时间也就越短。

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劳动生产力越高，单位商品的价值越大，也就要卖得越贵，这就会使得这种方式生产的商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卖不出去，从而使这样的一种所谓较高的劳动生产力被淘汰掉。

既然价值量不能提高，那么发展生产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发展生产力意味着少数资本家可以在竞争中战胜其他资本家，意味着更多的人失去自由。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而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发展生产力意味着获得同样的使用价值量，只需要劳动更少的时间，从而人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更丰富多彩的劳动或其他活动，从而意味着把人从生存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

最后，做一点理论上的说明。实际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说法是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在形成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不成熟的术语，正如物理学家牛顿曾经含糊使用过的无穷小这个概念一样。马克思用精确的理论分析挽救了这些概念。比如，他用物本身的物理量单位来计量使用价值量，像五公斤面粉，十米布料等等，而绝不考虑用某个抽象的单位，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数效用来统一计量使用价值量。但是，由于人们企图撇开马克思，直接回到这些概念的历史来源中去，于是就造成了许多理解上的困惑。其中，最常见的是把使用价值与价值相混淆，试图从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中直接得出价值。比如，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曾感慨，水的使用价值很大但交换价值很小，于是张五常也力图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直接进行比较，并认为（边际的）使用价值（张五常称为“用值”）不可能比交换价值（张五常称为“换值”）小。还有人则声称商品具有两个使用价值，一个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一个是商品可用于交换其他商品的价值。这是把物的有用性与物的可交换性弄混淆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有人企图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三位一体说来取代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二重性学说。对于这些理论错误，这里不展开分析，只提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者的贫穷，由于资本家要用最小的费用来“养活”劳动者，因而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从而具有最大的效用。而在理想社会里，那些廉价但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需要的商品，将失去它们曾经具有的（较大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