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虽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战争也比较多，但就全国范围来说，社会经济还是在缓慢发展的；尤其是南方，更是这样。这一时期的文化，在两汉文化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

一、哲学、宗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主要有两大派，一为以“玄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一为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
1、玄学  
   玄学主要盛行于魏晋时期的士人中，是以道家唯心主义理论解释儒家经曲《易》为中心而形成的思想流派。“玄”是幽远之意。《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注：”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无”是玄学的核学。这就是所谓的“贵无”思想。当时玄学所谈，主要是《老子》、《庄子》和《易》，所谓“三玄”。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西汉武帝以来，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今文经学派走向迂腐没落，有些士人对于这套理论、观点已厌倦，要求用“新”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社会或历史现象。二是社会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在政治上，自东汉末到魏、晋，宦官与曹氏、司马氏相继专权，一般士人上进无路，且时有生命之虞，因之不少人的思想消极，倾向于“玄虚淡泊，与道逍遥。”
   清谈玄学之风，始于曹魏正始时期（公元240-249年）。当时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何晏著《无名论》，详细地说明了他的有关“无”的思想，即所谓“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 （《列子·仲尼篇》张湛注引何晏《无名论》）王弼撰《周易注》和《老子注》等。他也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邢昺《论语正义·述而篇》疏引王弼《论语释疑》。）他们认为：道就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也就是“无”的别称。“无”是神秘的，不具有物质属性。而“有”却是从“无”产生出来的。
   稍晚于何晏、王弼的清谈玄学的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等所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为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威咸、王戎，尝为竹林之游，世称之为“竹林七贤）。他们反对司马氏专权，经常遭受迫害。于是在思想和生活方面，采取了崇尚自然，反对名教；放荡不羁，使酒任性的态度。在政治上崇尚无为，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甚至主张“无君”、“无臣”。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 （阮籍《大人先生传》）这一思想与崇尚自然是一致的。
2、无君论  
   两晋之际，鲍敬言继承了阮籍、嵇康的“无君”思想加以发展，著《无君论》，系统地提出了“无君”的主张。他的中心思想是“古者无君，胜于今世。”（《抱补子·外篇·诘鲍》卷四八）
   鲍敬言的《无君论》反映了他对现实不足的思想，揭露谴责了魏晋以来的政治黑暗、战争残酷、统治阶级奢侈腐朽、瓷情享乐的情况。他反对儒家的“天生丞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的理论。
3、范缜与《神灭论》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受玄学和宗教发展的影响，鬼、神等迷信思想很严重。因为之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很激烈。
范缜，字子真，原籍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少时孤贫，学习刻苦。先后仕齐、梁，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官。他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思想，对佛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招揽宾客。萧子良笃信佛教，范缜在西邸与之发生了激烈争论。《梁书·儒林列传·范缜传》曰：“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指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烘溷（hun 混）之侧。堕菌席者，殿下（子良）是也；落烘溷者，下官（范缜）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范缜很明确地说明了人生富贵、贫贱的偶然性，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
范缜又著《神灭论》，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观点。据说：“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梁书·儒林列传·范缜传》)当时萧子良用“中书郎”一官引诱他，让他放弃“神灭论”的观点。他回答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南史·范支传》附《范缜传》)范缜为维护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坚强不屈的斗争。
   范缜在《神灭论》中论证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他认为神与形是两上概念，但却是结合在一起的，形是第一性的，神则是由形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他又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抽，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存”？(《梁书·儒林列传·范缜传》)范缜用刀与利的关系比喻形与神的关系，指明了精神对物质之依赖性，这在当时的唯物主义理论上是一大进步，有力地批判了精神不灭的思想。
4、佛教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又发生了永嘉时期及以后的民族仇杀，许多士族、文人死离逃散，玄学受到重大的打击。南北各族统治者亦都为他们的兴亡无掌的命运而提忧，在设法巩固他们的统治。各族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为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战争所苦，亦想将自己的希望有所寄托。于是佛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南方和北方都获得迅速的发展。
   当时，西域的许多僧人东来传教，中国人去求法的也不少。后赵时，龟兹僧人佛图澄很为石勒、石虎所敬重，尊为“大和尚”，利用他传播佛教，以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统治。佛图澄前后有门徒将近万人，所到州郡，兴立佛寺共有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博学多识，对佛教经典很有研究。他起初在北方传教。后赵末年，中原大乱，他到东晋的襄阳传教，以后又移居长安。他在襄阳时，为佛教僧徒制定了“戒律”三条；在襄阳和长安时，又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这两项事对于当时 和后代的佛教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道安的弟子慧远为东晋某种名僧人，在访山东林寺建“莲社”（亦称“白莲社”），宣扬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的说法，后世净土宗人尊之为初祖。
   龟兹僧人鸠摩罗什于后秦时到长安传教，译佛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的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等。
  自中国西去求法的有东晋僧人法显。法显本性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从长安西行，自海上归来，前后共十四年，历访三十余国，携回很多梵本佛经。归国后在建康译经。又撰《佛国记》，亦名《法显传》，记录他的旅行见闻。是研究五世纪初期亚洲佛教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外交通史和南亚各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佛教的传布对于麻醉劳动人民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对于统治阶级是有利的。但佛教的发展和寺院的增多，尤其是寺院拥有各种特权以及兼并土地、隐瞒户口等情况对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征发都很不利。因此，封建国家与寺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都曾下令焚经毁像，坑杀沙门（僧人），或迫其还俗，这是对佛教的两次沉重打击。
5、道教  
   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混战的状态，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之道教亦有发展。但开始分为两派，一为祈祷派，在农民群众中传布，以符水治病，叩头思过，属于秘密结社性质。一为炼丹派，主要为士人信奉，讲求炼丹、辟谷、导引之术，以求延年益寿。这一派多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生活需要服务。
   辟谷、导引，道家修炼之术，辟谷，即不食五谷。导引，原为健身术，道家采用之。
   葛洪是炼丹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为三国吴时官僚之后。他在少年时代，读过儒家经曲。西晋末年，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东晋初，封为关内侯。后退居罗浮山（今广东增城东）炼丹，归宗于道家。他撰写了许我有关儒、道以及医药方面的著作。其中的《抱朴子》一书，内篇二十卷，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为道家思想。外篇五十卷，是政论性著作，为儒家思想。葛洪反对祈祷派道教，攻击张角等；把道教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成为地主阶级的一种思想工具。
    寇谦也是炼丹派一个代表人物，为北魏前期人。原奉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后为了适合拓跋氏统治的需要，伪造道教经典，声称“清整道教，除支三和（张修、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 《魏书·释老志》。服食，道家修炼之术。通过呼吸，可以服食“日精月华”。闭练，辟谷、炼丹。闭，或谓“闭房”）他得到太武帝拓跋焘的支持和扶植，在魏都平城建立天师道场，称为“新天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