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专权时期，察举制度被破坏，贿赂公行，造成官场黑暗，权门请托，人选滥杂，时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审举》）。选举制度的混乱，使得一些开明官僚及太学生、郡国生徒不能按正常渠道晋升或步入政治舞台，再加外戚宦官遍插党羽，政治极端腐朽，更使他们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同时，他们也为彼此起的农民起义所震惊，开始对东汉王朝的命运感到忧虑。当时，太学生已达3万多人，各郡国生徒也很多，这些人在仕进无门又缺乏政治力量作后盾的情况下，便与官僚士大夫联合起来，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惩治腐败，维护东汉王朝的统治。

   反对外戚宦官的官僚和大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对外戚宦官及其依附人物进行猛烈攻击，称为“清议”。一方面他们指责外戚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一方面运用职权直接惩办那些贪脏枉法的外戚宦官党羽。东汉后期，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对外戚的官僚和太学生利用这一风习，相互标榜，激扬名声，品核公卿，裁量国政。当时太学生中以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首领，与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联合，互相称许，颂扬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后汉书·党锢列传》），并推举“八俊”、“八及”等官僚中的有德之士，树立自己的领袖与外戚宦官相对抗。
在斗争的初期阶段，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官僚为稳定东汉政权，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如汉顺帝时大司农李固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政权”（《后汉书·李固传》），结果被外戚梁冀害死。之后，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操纵一切，政治更加败坏，官僚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外戚宦官的斗争也更加激烈。
   汉桓帝诛灭梁氏，宦官权势甚嚣尘上，激起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的愤怒，出现了大官僚李膺、陈蕃为首领，并有太学和生郡国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令，贪残王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司隶校尉李膺派人到张让家中搜出处死。
   公元166年，又捕杀宦官勾结的卜者张成之子。宦官集团乘机控告李膺等人，说他们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汉桓帝按宦官意图，收执李膺等“党人”200余人，第二年赦免归乡，终身禁锢，不得做官。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等虽遭压制，但却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
   时隔不久，桓帝死，灵帝立。窦武出任大将军，他决定重用阵蕃等豪族官僚，重新任用李膺等人，并密谋诛杀宦官。但因事机泄露，公元169年宦官曹节、王甫先发制人，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宦官再度得势，重又逮捕“党人”，杀死李膺、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太尉椽范滂等100余人，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公元176年，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这次党锢继续了十几年，直到184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军。
“党人”与外戚宦官的斗争，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没有提出有效地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办法，但他们主张惩办贪脏枉法，反对残暴统治，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及“党锢之争”，进一步造成了东汉政治的混乱与黑暗，政治腐朽，土地兼并，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