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汉书》开创新的体裁

 2.《汉书》开创新的体裁

《汉书》以十志和列传为主干展开多种专史的撰写，为古代学术开辟新领域，对封建社会及历史问题作了积极探讨。在《汉书》中，有些篇章为《汉书》首创。

《刑法志》介绍古代至汉代兵、刑制度的演变，是简明刑法史，法制教科书，为古代刑法专著的滥觞。

《地理志》详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行政区划、户籍、风俗、物产。反映了西汉政权结构、大一统规模和因地制宜的统治方针。

 《五行志》记载古今自然灾异与人事参验。

《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学，对诸子百家作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一部学术简史。 

《百官公卿表》记载秦汉官制概貌及沿革，论述各职官的基本职能及其得失，开正史记载职官制度的先河。

3.《汉书》创以文代述的撰史方法

晋傅玄评价《汉书》“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傅子》），广收文章是《汉书》的特色之一。

品类众多：有诏书、对策、上书、辞赋、书信。

内容丰富：包括政治得失、民族政策、经济措施以及规谏君主、歌功颂德、咏叹身世等。

“以文代述、以文代论、以文代传”是《汉书》的史学方法。

评价：

（1）肯定

反映了时代风气。唐柳宗元说：“汉武帝重儒，文风兴盛，“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之文章盖烂然矣。史臣班孟坚修其书，拔其尤者，充于简册。”（《柳宗直西汉文类序》）

继承《国语》、《战国策》重文辞的传统。宋刘须溪道：“《汉书》精神全在收拾诸诏……在《春秋》《国策》之后，别为辞令之祖。”（刘辰翁《班马异同评》卷35）

    作者自己的兴趣

（2）否定：

刘知几《史通》反对《史记》《汉书》采文入史：

“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复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批阅之者，有所懵然。”

认为司马相如、扬雄的《上林》等赋，“繁华而失实”，“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三）《汉书》的不足

1.为了宣汉，借用五德终始学说，以汉承尧运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来论证汉代君权神授和王朝得正统。

2.通过谴告说和五行灾异等，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史观。

3.宣扬人性分为三品的唯心观点。

   《汉书古今人表》把伏羲氏到秦二世的历史人物分为上智中人愚人。同时引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作为理论根据，用这种观点来评论人物，带有人性宿命论的观点。

三、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的异同（班马异同）

   第一，《史记》是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

“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但《汉书》是在通识指导下写成的断代史，书中《刑法》《食货》等志，《匈奴》《西域》等传，都突破汉代的断限，叙述历史的源流，将历史的断面与历史的连续性结合起来。)

    第二，《汉书》强调汉朝的正统。

  《史记》是”通古今之变”，《汉书》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把《史记》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贬入列传，把新朝皇帝写为《王莽传》，放在《汉书》之末，这是为了突出刘氏王朝的正统地位。

    第三，《史记》圆而神，体例灵活；《汉书》方以智，体例严整。

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

A.《史记》五帝、夏商周、秦、秦始皇、项羽、西汉诸帝本纪写法不一，体例繁杂。《汉书》改为以帝王为中心的大事记，确立以一帝一纪的基本模式。

B.《汉书》十志，改进《史记》八书，在记述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多创新，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

C.《汉书》将《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简化了纪传体。《史记》列传随意命名、年代顺序混杂。《汉书》列传以年代为序；先专传合传，后类传；统一以姓名标目。

   第四，班固以封建正宗思想评价司马迁

“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汉书司马迁传》），反映了二者不同的历史观。

     所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各具特点，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