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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国哲学家都试图以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以构建中国现代哲学。金岳霖无疑是其中对西方哲学有着深刻了解的哲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就认为“普遍哲学 ”是一种“空架子”，所谓“普遍哲学”就是指西方传统哲学的形上学（“是论”或“本体论”）部分，所谓“空架子”即是指哲学的逻辑结构（“形式”）。受这种观念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哲学界开始关注“纯粹哲学”的探讨。张东荪（sun）曾经从语言的结构以及逻辑、范畴等角度去论究中西哲学的异同，尽管这种论究还是零散的、并含有自相矛盾的意味，但毕竟提出了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冯友兰也曾自称“新理学”是一个借助于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而建立起来的“真正的形而上学”，是一个专门探究“真际”，而“不著实际”的纯粹哲学体系。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对西方传统哲学大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是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它将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是者”）作为范畴，通过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建构起来的先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哲学范畴的意义从逻辑规定性方面得以彰显，哲学范畴凭借逻辑的作用展开自身的运动，这是一个从范畴到范畴、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而建构起来的原理系统，是一个纯粹思辨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是对超越于经验领域问题的研究，借助于西方传统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对于弥补中国传统哲学在逻辑分析方面的欠缺，从而使中国哲学在“形式”上具有更为完整的系统，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自柏拉图滥觞、而后被黑格尔推向极端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是论”，到了现代便逐渐开始遭到质疑和抨击。M·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一书中写到，现代西方哲学的“每一种重要的活动都是以攻击这位思想庞杂而声名显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黑格尔——作者注）开始的。”马克思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继承者和批判者，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始使西方传统哲学的“是论”趋于解体；而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则从根基上对被西方哲学誉为“第一哲学”的“是论”（本体论）发起了攻击。胡塞尔与其他“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不同，他从对纯粹意识的分析入手，认为作为意向对象的那些范畴之呈现在意识中，不仅伴随着一定的意向指向的方式，而且是由意向指向的发生所决定的。胡塞尔的这一思想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扩展，海德格尔不再局限于意识的范围，而是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到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思虑，这就使得现代哲学不仅仅要求范畴意义的自明性，而且更关注哲学与现实的联系、人与世界的沟通；更关心人的现实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生存方式。而人与现实世界的真正联系与沟通，是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哲学的“是论”的基地上的。因为“是论”强调有某种超验的观念主宰着世界，并认为人与自然界都是这种观念的外化。于是，“是论”作为西方哲学的唯一形式或哲学的普遍形式的神话就此破灭了。现代西方哲学就是在这种语境中得以开辟出新的路向。

金岳霖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是论”构筑自己的形上学的“道论”体系，然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不存在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建构起来的先验系统。对于中西哲学在形上学问题上存在的差别，金岳霖显然有着一定的自觉。金岳霖的《论道》在构筑中国式的“是论”时，不仅在概念、范畴上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词，而且在方法上也有自己的创新。金岳霖提倡经验与理性并重，事与理并重（既重视经验，又不拘泥于狭隘的实证论立场。）他认为经验归纳与形式演绎同为科学知识之可能的必要条件，提出了“以所得还治所与”的思想，即从所与抽象出概念，转过来又以概念还治所与。前一过程即以概念摹写现实，后一过程即以概念规范现实。这就体现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如果说胡适主要是秉承了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冯友兰有见于经验论者在方法论上的困难而转向唯理论（后来也力图去沟通二者），那么，从方法论上突破实证论的局限，对经验与理性的作用加以统一考察的则为金岳霖。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根亥。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必须将中国传统哲学所蕴含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