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金岳霖3

 金岳霖先生在完成《论道》之后，便集中精力撰写《知识论》。他在1942年9月写给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汇报信中说到，他将在四川李庄休假一年，完成《知识论》的前十一章。这样看来，他可能是在1943年夏赴美之前完成《知识论》写作的。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在一次逃避敌人的空袭时，他把《知识论》的手稿丢在防空洞内而未能复得。从后来出版的《知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知识论》是中国哲学家构筑的第一个关于知识论的完整体系。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经济发达、科学昌明，知识论问题成为当时哲学研究的中心。西方哲学史上的洛克、莱布尼茨、休谟、康德等哲学大家都有知识论的专著问世。

如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考察知识问题，将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确实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知识论。这种“有”与“没有”的区别，从文化的根源上看，或许正如王树人先生所言“主要是中西语言的本质不同所致。”西方语言以音表意，有严格精密的语法，语言学甚为发达，与之相应的是逻辑学的成熟与完善。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给“知识”下的定义是：“知识是证明了的真的信念”，这一被认为是经典的定义，已经凸显了西方知识论的特征——语言与逻辑相互作用与贯通。西方的语言与逻辑都强调彰显理性的作用，注重抽象的思辨。

近代以来，知识论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一种主流并非偶然，知识论哲学的兴盛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相一致。“知识就是力量”的箴言，要求为知识寻求合理性的哲学依据，于是，构筑种种知识论体系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哲学家们事业的重心。笛卡儿的“我思”不仅是主体性哲学之源，而且也是种种知识论的哲学之源。康德从“我思”出发，创造了他的建构性的知识论，即时空的先验感性论和范畴的先验知性论，知识就取决于这样的两重建构。如果说“我思”之“思”在近现代已经将主体性予以无限的扩张，那么，也正是在“思”中，种种知识论哲学也就因此而得以建构。然而，在“思”中无限扩张的主体性竟然使“我思”的“我”逐渐丧失了自主的独立性，愈来愈成为主体性无限扩张及其统治下的奴婢，于是，19世纪末，一种回到“我”即“回到人本身”的哲学思潮随之兴起。这一思潮自叔本华、尼采到萨特、海德格尔，至今仍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