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代文学史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界定及内涵理解
时间界定:1917-1949
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刊出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标志(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发生了文学革命。
现代文学的文化蕴涵:“现代”的含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特别是对“人”的认识的现代化,集中体现在现代作家的追求中。
中国文化的三个转型期:
①先秦:由贵族文化向士族文化转型
②唐朝:佛教的融入
③五四时期:封闭性的中国文化被迫接受强迫性的西方文化。
文学的“ 现代”产生条件:
1.清朝末年,随着维新思潮渐兴起,白话文的通俗性和在下层民众中的宣传作用,开始受到一批有识之士的重视。(裘廷梁、域外小说---林纾、鲁迅)
2.“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对文学现代化的推动。现代文学观念变革,首功应归诸梁启超。他首先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3.1911年的辛亥革命宣告了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条件。(1)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2)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的繁荣提供了基本的保障。(3)与报刊同时发展的是现代出版事业。(4)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出现了自由撰稿人。
现代文学的文化蕴涵:
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特殊作用:借鉴西方文化,向现代化方向转型。
文学现代化的含义:
1、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结合,需要文学充分发挥其作用。文学的语言与形式的变革,文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俗与雅、形式的大众化与先锋性、平民化与贵族化、文学风格的时代性与个人化)
2、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世界文学的深刻联系,不同体裁的创作方法的选择与更新(诗歌:格律诗与自由诗;诗化小说与心理分析小说;)
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
1. 白话代替文言。古典文学中占主流的文学是诗歌、散文,是用文言进行写作,小说、戏剧不被视为正宗文学;而现代文学则提倡白话,提倡小说、戏剧的创作。
2.人性意识的觉醒。古典文学是非人的文学,现代文学是人的文学。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
3.世界性。指现代文学由于时代的原因而纳入世界文学的范畴中。它不是孤立的,是在吸收其他国家文学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段
1、第一个十年的文学 (1917—1927),即五四文学,也叫20年代文学。
①从1917年初文学革命发难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启蒙文学初始阶段。
②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为思想解放以及新文学创作繁盛阶段。
③从1926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文学在白色恐怖的社会局势下出现相对沉寂,部分作家开始转向提倡“革命文学”。
2、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人文主义文学并存的30年代文学。
30年代文艺发展与“左联”的建立。所谓30年代文学,指1928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这十年间的文学。
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
由思想革命逐渐演变为阶级革命。
作家队伍发生了变化。
文学题材的扩大,文学样式由短变长。
作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世界。
注:
1、人道主义:以个人的道德完善作为拯救社会的出路,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
2、梁实秋——文学没有阶级性 鲁迅——文学有阶级性
3、第三个十年(1937年7月-1949年9月)以全民族的抗战文学为开端以及继承、发展的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40年代文学。
战争环境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呈现出分割并存的局面,出现了三个区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
国统区:1938年3月27日 文协成立——国共两党文学工作者联合
主要进行报告文学、历史剧创作,反思中国革命苦难历程。
解放区:主要指延安 文学中有爱情+革命、小生产的体现
沦陷区:孤岛文学、张爱玲、钱钟书《围城》
新文学社团的建立
1、文学研究会 1921年成立于北京,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周作人起草宣言,发起人署名12人,有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绍均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人生而艺术。把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会刊。
2、创造社 成立于1921年7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等,主要出版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有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
3、新月社 1923年成立于北京,1927年迁到上海,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办有《诗刊》、《新月》月刊。在思想和组织上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在新诗写作上有贡献,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对诗歌艺术的追求有唯美倾向。
4、语丝社 得名于《语丝》周刊。该刊创办于1924年11月,1930年3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以散文创作为主,发杂感、短评、小品。形成独特的“语丝”体。
5、湖畔诗社 1922年3月成立于杭州,主要成员有应修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出版刊物《支那二月》,合出诗集《湖畔》、《春的歌集》。以清新质朴、大胆率真的情诗在白话诗发展上占有一定位置。
6、浅草、沉钟社 浅草社成立于1922年冬的上海,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冯至。出版《浅草》季刊。
7、南国社 1922年成立于上海,发起人田汉《南国》半月刊后来活动集中在戏剧电影方面。
二、中国当代文学史
概念、内涵和特征
当代文学的概念
“当代文学”意味着一定时间(1949年以来)、一定历史语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大陆)、一种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批评的规则等)。这种高度政治化、体制化的文学形态被命名为“中国当代文学”(简称“当代文学”),用来指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迄今仍处在发展过程中的文学。
当代文学内涵
※从空间上看 包括大陆地区的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港澳台”地区的文学 。但一般而言,同时期的台港澳等地区文学在另外的文学史中述及 。
※从时间上看,以1949年为起点。
当代文学的特征
1、流变性
2、开放性
3、整体性与局部性
当代文学形成、产生和发展
当代文学的来源: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发生的“延安文艺”是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
延安文艺的内涵:
指导思想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基本方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
管理体制:党管文艺(作家、创作)
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为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现代文学是当代文学产生的直接源头和孕育形成的母体。
中国当代文学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的。随着新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和新的经济基础的出现,也就出现了区别于旧时代、旧文学的新文学,即“当代文学”。建国以后,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当代文学的形成产生与发展,还离不开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的滋养和对外国文学长处的学习借鉴。
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
发展概况(依据陈思和的三分法)
第一阶段:1949~1978
奠基与开拓时期
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
第二阶段1978~1989
过渡与转换时期
观念解放和艺术革新
伤痕文学—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个性化——主流——个性化)
第三阶段:90年代
多元共存 众声喧哗
当代文学的成就
1、题材内容不断扩大,无限广阔
2、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姿多彩
3、表现形式与手法日益多样化
4、形成了一支层次丰富、老中青结合的作家队伍
思考: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和意义
文学史研究的独特性和自足性
文学史不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学史是通过对当时的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的整体叙述,重现一个时代的文学规范,以及这些规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而形成的文学风尚,进而发现它与更长的历史时段的价值(思想的、审美的)关联。其中,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时段“自足”的文学规范的发现和叙述 。
三、鲁迅—— 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独立意志、自由思想、“反抗绝望”
鲁迅生平思想与创作道路
1、早年受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熏陶
2、在南京接受“西学”教育,开始接触新学,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3、东渡日本后,开始了对于“理想人性”和“中国国民性”等20世纪民族文化前沿问题的思考。思想上继进化论之后,又接受了唯意志论哲学(尼采权力意志)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起初鲁迅倾向于民族主义和科学救国,在仙台确立了以改造“国民性”、“首在立人”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思想,终于1906年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人格。先后发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一系列文言论文,大力介绍西方的科学、文艺、思想和哲学,倡导“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独立人格,以及“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创造,以期重塑国民人格,再造民族文化,改变民族命运。但同时社会的毫无反应又使他感到启蒙道路的艰难和先驱者的孤独与寂寞,发表《破恶声论》(未完)后就停止了早期启蒙主义写作,转而与周作人译介东欧被压迫民族及俄国文学,关注与本民族情形相似的世界其他民族的反抗与斗争。
4、辛亥革命后,重新考察中国历史,思索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思想的一个重要准备期。
5、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站在了思想启蒙者前列,为新文化运动呐喊(遵命文学)。1918年创作发表《狂人日记》,1923年9月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印成
6、2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陷入苦闷彷徨,创作《彷徨》和《野草》。《彷徨》着重于审视中国现代知识者 ,《野草》诗化地表现作者的矛盾心态。截至1926年,除小说外,散文、杂文结集出版的还有《坟》、《朝华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
7、南下后,尤其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残酷的政治斗争引起了鲁迅思想上的剧烈震动,进化论的思路因而“轰毁” 。
8、鲁迅的最后十年,在紧张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专职杂文写作中度过,进行文化和社会批判(毕生16本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故事新编》为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和理解历史人物提供了一个现代视角。
张梦阳:鲁迅是本民族最高境界的精神反思者,是专门致力于民族精神反思的伟大思想家,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精神解放。
毛泽东:我们重提鲁迅直面现实的精神,就是要发扬他那种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鲁迅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们民族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鲁迅将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帜,这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狂人日记》
1、创作简介
吴虞《吃人与礼教》:礼教吃人;鲁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狂人日记》中并存着两种描写:一是狂人的心理感受和直接的情绪反应,二是狂人的理智的思考和分析。
2.立人思想
“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
《阿Q正传》
鲁迅:“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 ,“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
1、阿Q名字释义
鲁迅:阿Quei贵?桂?
侯外庐:Q即Question首字母
周作人:Q象征着阿Q的脑袋
丸尾常喜: “阿Q=阿鬼”、“国民性之鬼”
2、阿Q性格系统
⑴质朴愚昧而又圆滑无赖 ⑵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 ⑶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
⑷争强好胜而又忍辱屈从 ⑸狭隘保守而又盲目趋时 ⑹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
⑺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 ⑻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 ⑼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
⑽不满现状但又安于现状
3、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老庄哲学为参照
阿Q的精神追求:第一条,渴望得到尊重;第二条,自解自叹;第三条,善于搞相对论。
鲁迅其它小说创作
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从题材类型把握《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
1、知识分子题材:
1)通过塑造孔乙己等迂腐旧知识分子鞭挞封建科举制度。
2)揭露四铭等旧知识分子的“假道学”实质。
如四铭(《肥皂》)、赵老爷《阿Q正传》、《高老夫子》高尔础。
3)通过表现五四知识分子彷徨、苦闷、求索、失败的悲辛际遇,悲悯其精神苦痛,批判其软弱颓废。子君、涓生(《伤逝》),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
2、农民(小城镇平民)题材:
1)着力塑造、深切批判落后、愚昧具有精神病态的典型农民性格。
如阿Q、老年闰土
2)真实展现、无情揭露未经彻底革命的封建、半封建农村闭塞、落后的典型环境。
3)反映农村妇女的精神苦痛,控诉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
如祥林嫂、爱姑(《离婚》)
《呐喊》、《彷徨》的艺术成就
1、改变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主的特性,将表现人、塑造人的性格置于小说首位。农民系列(阿Q、祥林嫂、闰土等等)、知识分子系列(孔乙己、吕纬甫、子君、涓生等等)
2、在小说形式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其小说具有文体革新意义:体式(传记体如《阿Q正传》,日记体如《狂人日记》),叙述结构(单线如《祝福》,双线如《药》),叙述视角(第一人称如《伤逝》、《故乡》,第三人称如《阿Q正传》、《药》,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交织如《祝福》、《在酒楼上》)。
3、融合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意识流等多种创作手法。作品精神指向是现实主义的,但有象征主义(如《药》中姓氏“华”、“夏”的设置,《伤逝》中从破屋到破屋的设置)、浪漫主义(如《药》中结尾坟头花环的描写)、意识流(如《狂人日记》中的心理幻象、《肥皂》中的龌龊心理)。
《故事新编》
8 篇作品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其中4 篇即 《补天》《铸剑》《奔月》《理水》,分别取材于中国古代关于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干将、莫邪铸剑与大禹治水的神话和传说。
20年代散文
1.《野草》
共23篇,可略分为两类:一类以现实为基础,共14篇,即《秋夜》、《求乞者》、《我的失恋》、《复仇》(2篇)、《希望》、《雪》、《风筝》、《过客》、《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淡淡的血痕》、《一觉》;另一类以非现实的梦的形式为基调,共9篇,即《影的告别》、《好的故事》、《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死后》。
受屠格涅夫散文诗、厨川白村文艺理论(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的影响。许寿裳:《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
《野草》中鲁迅关于“存在”主题的思考:首先是荒诞与虚无。关于“梦”的描写都明显带有一种倾向,即深刻的荒诞意识。伴随着荒诞的思考和体味,虚无也便应运而生。五四退潮时期,面对无比暗淡的世界,鲁迅充满失落和迷惘乃至虚无感。其次是孤寂与悲凉。孤寂与悲凉,是鲁迅体验到的作为先驱者的现实“存在”。
2.《朝花夕拾》
初名《旧事重提》,收入鲁迅1926年所作回忆性散文10篇,另加上1927年写下的《小引》、《后记》。
30年代散文
16部杂文集,以1927年为界:前期(1918—1926)杂文集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后期(1927—1936)杂文集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鲁迅杂文大体两类:“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致力于“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一生同瞒和骗作斗争。
鲁迅杂文的历史意义:
①以一种特殊的文学形态,形象生动而又全面深入地记录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史,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中国现代社会的类型形象,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②堪称中国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其深广的思想内涵、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特别是它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有益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 ③其文化成果、深刻思想、对社会历史的独到分析以及关于现代文艺思想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文艺思潮史的重要内容。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其讽刺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巧妙的隐蔽性和无与伦比的深刻性,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刺而有节、深沉有力。
三、巴金的小说创作
早期的小说(1928-1939):描写革命青年社会活动的小说;描写封建家族败落的家族小说
后期的小说(1940-1945):继续描写旧家族没落的小说;反映抗战时期现实生活的小说
早期的小说:描写革命青年社会活动的小说
“《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
处女作《灭亡》
“这书里所叙述的并没有一件是我自己的事,然而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固然我自己是流了眼泪来写这书的,但为了不愿使我的哥哥流眼泪起见,我也曾用了曲笔,添加一点爱情故事,而且还造出杜大心与李静淑的关系来。”
杜大心最突出的特点是“恨人类”:“至少在这人掠夺人、人压迫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至少应该在他们灭亡之后,人们才能相爱,才配谈起恋爱。在现在是不能够的。”他恨人类的原因在于弱肉强食的社会现象及人们的不觉悟。
和杜大心对立的是李静淑。“她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法。自然我的偏于憎的主张是她反对的。她说她们兄妹已决心脱离资产阶级生活,准备不久即实行到民间去,宣传爱之福音,救济人民。”
“我创造李静淑出来给我解决爱与憎的问题。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新生》
巴金《谈新生及其它》(1961年11月27日作)说:《新生》是“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我选择了李冷做主人公”。
《爱情三部曲》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艺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爱情的三部曲》”。“我可以说是为自己写的,写给自己读的。”“因为在这里面我可以找着不少的朋友。我可以说在这《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读着它们,就象和许多朋友在一起生活。”
“为什么要称这为《爱情的三部曲》呢?因为我打算拿爱情来作这三部连续小说的主题。但这和普通的爱情小说并不相同,我所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写。我并不是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我当时的计划是这样:在《雾》里写一个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雨》里写一种粗暴的,浮躁的性格,这性格恰恰是前一种的反面,也是对于前一种的反对,但比前一种已经有了进步;在最后一部的《雪》里面,就描写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至于《电》的名称,那是后来才改用的”
《雾》写于1931年夏天。一个倾向革命的作家周如水,在海滨度假时遇见旧日的朋友张若兰,两人一见倾心。周如水有不幸的婚姻,面对勇敢、不计较结过婚的张若兰的爱情,周如水在最后选择的关头却不知如何。他不能为爱情放弃对父母的孝道、不能抛弃所谓的“良心”,因此只能拒绝爱情而决定回家。正当他失去真正爱情的时候得到家信,告诉他妻子已于二年前病故。周如水后悔莫及,因为张若兰已和他人结了婚。
《雨》写于1932年,主人公吴仁民是一个大学教师,在爱情上常显得“轻浮、卤莽”,一个偶然机会跟过去的学生熊智君产生了爱情。在他们热恋过程中,又出现了第三者——郑玉雯。她过去爱过吴仁民,后嫁给一个官僚,婚姻的不幸让她把爱再次转向吴仁民,结果发生了悲剧:玉雯服毒自杀,她留给吴仁民的一封信落到丈夫的手里,那官僚知道吴仁民是自己的情敌又是革命者就借机逮捕他,而熊智君为保护自己的爱人把自己交给那官僚跟他走了。《雨》除写革命者的爱情外,还反映他们对革命道路的认识分歧,有的不要偏激,有的主张从教育入手,吴仁民主张从行动入手“我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即使毁灭世界,毁灭自己”;而核心问题是“他们有什么力量来震动,来粉碎,来毁灭这个罪恶的世界呢?”最后革命者决定到“充满生命的F地去”
《电》完成于1933年12月。巴金在《电·序》中说:“我仍把恋爱作了这小说的主题”,尽管“恋爱的雾围气比较淡多了”。
在〈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中说:〈电〉“是我的全部作品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我也最爱它。“它只描写一群青年的性格,活动与死亡。这一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点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了着他们就牺牲了他们的个人的一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会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一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来。我称我的小说做《电》”
“这部小说和我的别的作品不同,这里面的人物差不多全是主人公,都占着同样重要的地位”。李佩珠是个近乎健全的性格,这是个妃格念尔型的女性,“完全是我创造出来的”,“我所读过的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早期小说:表现封建家族败落的小说
《家》基本上是“新青年的故事”(李欧梵语),“该书出版于1933年,是在狂热追求五四运动目标的十年之后,所以注定会迅即名嘈文坛。巴金在某一点上讴歌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闷与狂喜,这一代人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欢快”,“尽管流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过时了。反传统以及个性解放的战斗已经获胜”,“与同时代人的主要作品相比,巴金热情奔放的小说读起来幼稚得令人颇觉困惑,在思想和艺术深度上都有欠缺。”
《春》,1938年3月开明书店出版。描写淑英抗婚的故事觉慧、觉民和琴的帮助下,终于逃出封建家庭的囚笼。
《秋》,1939年10月开始创作,1940年5月写完,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它表现了封建旧家庭的解体。通过第三代觉英、觉群的堕落,展现了高家后继乏人的结局。
巴金早期小说的风格
基本上属于“青春型”的创作。
小说主题单纯、明快;感情热烈、丰富;语言酣畅淋漓
缺陷:故事内容欠深刻、隽永;情节结构松散、迂缓;语言缺乏生活色彩
这种风格跟巴金激情化的写作状态有关。他通常是非常冲动,全副身心投入,忘情地参与他所构设的文学世界,他的作品总是能煽起大悲大喜的恣肆的感情。
以爱人类的目的憎恨人类的黑暗,反抗封建专制,追求光明,为其献身。
后期小说:《憩园》
《憩园》写于1944年5月,描写了一所旧公馆新旧两代主人共同的悲剧命运。旧主人杨老三在富贵淫逸中丧失了自立的能力,结果在监狱中默默死去;而新主人姚国栋又靠父辈遗产过着懒散、奢侈的生活,在他们的娇纵和金钱的腐蚀下,儿子小虎又变成蛮横邪恶的纨绔子弟。小说批判了“长宜子孙”的封建意识与观念,但小说在批判的同时,又带着对人性弱点的同情与怜悯,把杨老三当成一个悲剧的形象来描写,有一种挽歌的悲凉情调。
巴金曾说:“在这书里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家庭灾祸的原因和子孙堕落的机会。富裕的寄生生活使得一个年轻人淹死在河里,使得一个阔少年终于病死在监牢里,使得儿子赶走父亲,妻子不人丈夫。憩园的旧主人杨家垮了,它的新主人姚家开始走着下坡路。连那个希望‘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的好心女人将来也会闷死在这个公馆里面,除非她有勇气冲出来。”
《寒夜》
小说描写了汪文宣、曾树生这对平凡夫妻的家庭在现实社会与家庭伦理冲突的双重压力下解体的悲剧,显示了尖锐的社会批判力量与对人性困境的思索。小说塑造了曾树生这个生动感人的形象。
《寒夜》对人性困境的揭示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死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他们不愿意他病死,他们想尽办法挽救他 ,然而他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 ,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
理解:社会悲剧 性格悲剧 命运悲剧
平凡中磨灭理想、感情,庸碌一生。
《寒夜》中的三个人物
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象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
妻子曾树生,她在私里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尽职里,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
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没有几年的工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有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象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
“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
她代表一种生命原则,在一个艰难无望的处境中,人需要怀有对自由、幸福的希翼与追求的勇气。这是“增强世界的发展和统一的建设性力量”。但小说却以她的希望成为现实时所感受到的恐惧而结束。
中国传统女性三性:妻性、儿女性、母性。与曾树生的形象联系起来思考。
巴金小说前后期的风格变化
1、主题内容上,由早期对激进青年反抗性、革命性的颂扬转向对人性的探索。
2、在感情基调上,由早期热烈、酣畅转向冷峻、深沉。
3、小说艺术上,后期小说的结构趋向精练、严谨。
小说风格变化的原因
1、巴金早期小说创作不是出于艺术的自觉,而是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以表达自己对生活独特的理解与追求。在他那里,生活与艺术是合二为一的。在《灵魂的呼叫》(1932年2月版《电椅·代序》)中说:“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一个苦痛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时常说我的作品里混合了我是血和泪,这并不是一句谎话。我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我不能够冷静地象一个细心的工匠那样用珠宝来装饰我的作品。我只是一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所以节制对于我没有一点用处。”后期小说逐渐摆脱“自我倾诉”的倾向,而以表现他者的遭遇为叙事中心,冷静而细致地描写占据了主导地位。
2、跟作者在战乱生活里所遭遇的磨难有关,形成深沉的悲剧意识,抛掉了早期的乐观、单纯的理想主义
3、跟作者的生命历程变化有关,由早期的青春浪漫而趋向中年的沉稳。
4、跟作者的文化接受视野有关。早期主要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后期则转向契可夫的小说与王尔德的童话。
巴金的散文
80年代出版五集“随想录”:《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
“随想录”的成就: ⑴、“真”;⑵、剖析的深刻性和尖锐性;⑶、文笔的娴熟。不事雕饰,如出天然。
四、茅盾与社会剖析小说
一、生平与创作简介: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
1920年开始发表文学论文,提出“文学为人生”的艺术主张。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该会发起人之一。接手《小说月报》的主编工作。
1923年茅盾辞去《小说月报》编辑职位,投身政治。
1927年春天,“四·一二”事变,根据他个人在北伐期间及以后的经历,写成他的三部曲《蚀》,这是茅盾的第一部作品,《蚀》三部曲由三个系列中篇《幻灭》、《动摇》、《追求》组成。
1928年茅盾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完成了短篇小说集《野蔷薇》。
1929年长篇小说《虹》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的活动。
在1931年――1932年间,写了两个中篇:《路》和《三人行》。
以《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长篇论文积极参与了当时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
1932年前后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茅盾创作的鼎盛时期。
长篇小说《子夜》
“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等短篇小说展示了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强大的创作生命力。
抗战爆发后,茅盾辗转香港、桂林、新疆、延安、重庆等地,创作了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短篇小说集《委屈》、《耶稣之死》,散文集《炮火的洗礼》、《见闻杂记》、《时间的记录》、《劫后拾遗》、《归途杂拾》等。
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写了剧本《清明前后》,1948年创作了长篇小说《锻炼》,另有散文集《生活之一页》、《脱险杂记》、《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等。
茅盾小说创作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三部重要的小说中:《蚀》、《虹》和《子夜》。
二、《蚀》三部曲:
由三个中篇系列组成《幻灭》《动摇》《追求》
1、内容:作品以大革命失败前后空前尖锐剧烈的现实斗争为背景,表现“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期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
2、人物分析:
茅盾早期小说的主要特点:
人物大致分为四类:
1)年青的革命者:以《动摇》中的李克为代表。
2)革命中的动摇分子:《动摇》中的方罗兰,是一个动摇妥协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形象。
3)在革命中幻灭,盲目追求后失望、颓废的时代青年。
这类人物大多是女性,这类女性大致可分为两类:
A 柔弱纯洁型:《幻灭》中的章静;《动摇》中的方太太梅丽,方罗兰之妻
B 性解放崇拜型:《幻灭》中的慧女士;《动摇》中的孙舞阳;《追求》中的章秋柳。
这类人物中也有男性:C 厌世自杀型:史循
4)投机家:《动摇》中的胡国光,反革命势力,以极右的面孔出现。
3、艺术成就:
历史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入革命的心里路程的“活化石”。
美学意义:尝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的融合的范例。
三、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写中国30年代丰收成灾的事实。
《春蚕》是共产党对当时中国形势的注释
春蚕的惨痛经验作成了老通宝一场大病,现在这秋收的惨痛经验便送了他一条命。当他断气的时候,舌头已经僵硬不能说话,眼睛却还是明朗朗的;他的眼睛看着多多头似乎说:“真想不到你是对的!真奇怪!”
四、《子夜》
《子夜》和《农村三部曲》是社会剖析小说的代表作。《子夜》1931年10月-1932年12月。它是茅盾创作的高峰,标志着其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关于《子夜》的主题
(1)为我们展示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尤其都市生活)的广阔画卷。
(2)为我们提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衰败史。
(3)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民族和社会的茅盾以及各阶层各时代的危机,突出描写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几重压迫下的必然悲剧命运,从而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必然发展趋向。
注:创作手法——有意而为之,主题先行。定好人物、线索之后,按步骤进行创作。
2、关于吴荪甫的形象:
《子夜》的中心人物,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他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
3、其他人物:
赵伯韬:买办资产阶级形象。冒险、大胆、使命感、先进理念、内心软弱。
屠维岳:资本家的走狗。
冯云卿:爬进资本主义世界的封建地主。
4、《子夜》的艺术成就:
1)宏大严谨的叙事结构:“网状结构”
2)擅长心理描写。
尤其对人物的下意识和幻觉的描写增强了整个作品心理分析的色彩,并且明显的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富有象征意味的色彩与声响的描写与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刻画相映生辉。
社会剖析派小说:
5、对《子夜》的评价与争议:
1) 小说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这表现在他对小说的构思上。茅盾对前两者的生活积累较多,较为熟悉,写工人反抗只有第二手资料,农村革命只有伏笔。
2)整部小说有主题先行的弊病:茅盾在他的《<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说:“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现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们分章分段,使它们联接呼应。”
3)作品在有概念化的弊病:
“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他只想找什么人来泄一下气!他想破坏什么东西……一切不如意这时全化为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想破坏什么东西。”
4)作品反映史实的真实性有争议。
五、曹禺
生平与创作简介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
代表作:《雷雨》(1933) 《日出》(1935) 《原野》(1937) 《蜕变》(1940)
《北京人》(1940) 《家》(1942)(由原作巴金改编)
创作思想轨迹
第一阶段:“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善于构思,但不墨守成规”。都是悲剧,但结构方式和风格特点各不相同,《雷雨》以情节结构的曲折复杂取胜;《日出》以日常生活场景的深刻展现见长;《原野》以象征手法和传奇色彩的运用别开生面。三部作品都有着共同的主题,即揭露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和黑暗性。
第二阶段:现实性加强,《全民总动员》、《蜕变》和《桥》都直接以抗战的现实为题材。《北京人》和《家》以反封建为主题,也是这个阶段的优秀作品。
第三个阶段:受到当时要求作品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创作主流思潮的影响,没能有所超越。
现代戏剧的颠峰之作《雷雨》
《雷雨》是作者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话剧的最高成就。
《雷雨》的人物
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主要是性与血缘两大关系
1、周朴园:是这场命运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与受害者
反动、残忍、自私、虚伪的带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典型:以对妻的制服、对子的严令,维护自以为 “有礼”、“有序”的家庭状态;他对待侍萍的态度的虚伪;对待工人的凶残。
善人的悲剧值得同情,恶人的忏悔或许更值得深思。
曹禺在《雷雨·序》中写到:“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机遇 的或环境的――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面洋洋的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
2、繁漪:矛盾冲突的核心人物,导火索。旧式女性,剧中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
3、周萍:剧中最矛盾痛苦的人物
曹禺在《雷雨·序》中说:“周萍的行为不易获得一般观众的同情,而性格又是很复杂的”。
周萍是剧中最矛盾最痛苦的人物,因为他与剧中每一个人都有深刻的矛盾:
4、周冲:与剧中其他人物不同的是,周冲的悲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周冲形象的意义:
“他身体很小,常是十分快活着,有着一切孩子似的空想。他年青,才十七岁,他已经幻想过许多许多不可能的事实,他是在美的梦里活着的。现在他的眼睛欣喜地闪动着,脸色通红,冒着汗,他在笑着。左手挟着一只球拍,右手正用白毛巾擦汗,他穿着打球的白衣服。”
“白色的帆张的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飞,飞,向着天边飞”。
“《雷雨》对我是个诱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
《雷雨》的主题的多义性
对《雷雨》主题的阐释很多,伦理说、社会问题剧、超现实意蕴。
社会层面:在“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的交织中,产生话剧的现实批判性;始乱终弃”和“乱伦”的社会现象中,开掘出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悲剧——批判带有浓重封建性的资产阶级的罪恶。
1、作者本人认为《雷雨》是他写的一首诗,而非社会问题剧。
“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什么,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到汹涌的流来推动物。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雷雨》对我是个诱惑……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2、《雷雨》的还原性阐释:对戏剧“意象”中所内涵的人的生存困境。(钱理群)
① “郁热”、“闷”:②“挣扎”与“残酷”:
主题多义性是《雷雨》的主要价值与生命力所在。
《雷雨》的结构:锁闭式“回顾法”
将时间、地点、情节高度集中(符合戏剧的“三一律”)。
用历史的剧情,推动现实的剧情的发展。
《雷雨》的时间是非常复杂的:
一个序幕时间:即“今天”,是讲述时间,也可以说是曹禺创作的那年,假定它是1933年。
一个剧本时间:即十年前,1923年夏季的一天,从上午到午夜两点。
一个故事时间:即30年前。
剧本在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钟);两个场景(周家的客厅和鲁家的住房)展开了周鲁两家40年复杂的矛盾纠葛。
从时间的整个链条中切取一个时间点:即从现在的时间向过去回溯。回溯的方式是,在现实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展开过去。
《雷雨》艺术特征
1、“郁热”的氛围与意象。
2、人物刻画的成功。繁漪具有鲜明的“雷雨”的性格,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周朴园反动、狠毒、寂寞、虚伪的带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典型。
3、浑厚凝重的格调,浓重的悲剧气氛。
4、情节丰富、生动,戏剧冲突尖锐,结构严谨。
5、语言富有抒情性、动作性,潜台词丰富。
《日出》
“横断面式的结构”,写平凡与常态,具有纪实性的特点,开放、真切、自然。
主题:批判“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社会。
对比手法:上层与下层——环境、灵魂;陈白露自己,过去与现在。
人物形象:陈白露和李石清的复杂性、内心的激烈冲突。
《原野》
主题:以往——表现农民复仇;现在——质疑传统的父仇子报观念。 “爱与恨”
仇虎形象的典型性:复仇心理的表现 金子形象:野性的生命、敢说敢做
焦母形象:阴鸷、狠毒
表现主义:凭借主观精神进行内心体验;追求事物深层的幻象;情节不连贯,发展线索不明晰。
《北京人》
1.曾家三代人:
曾皓象征:旧社会、旧制度已经行将就木
曾文清:封建士大夫文化教育的“多余人” ;跨向新生活的精神力量愫芳
第三代人:瑞贞、曾霆
(一)《北京人》
2.三个时代的“北京人”
原始北京人:纯朴、勇敢、健康的人类祖先
现实北京人:虚伪、消沉、病态、腐朽、堕落
未来的北京人:袁任敢、袁园父女:自由的天性
3、《北京人》的艺术特征
悲剧形式的喜剧:
悲悯“今日北京人”生活的全部荒谬性——悲剧的沉重
嘲讽“今日北京人”生活与生存的可笑——喜剧性效果
非“戏剧化”的戏剧,“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
日常生活情态:普通人精神发掘
《家》
作者以觉新、瑞钰、梅三人关系做主要线索,着力塑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女性形象:瑞钰、梅、鸣凤等,展现了她们的悲剧性命运,她们美好的心灵,努力开掘与发掘内涵的生命力量与美。这是一曲“青春的赞歌”,也是创作“诗剧”的自觉尝试。与此相适应,他又创造了“诗化的戏剧语言”。
曹禺创作的艺术成就和风格个性
1、曹禺的贡献主要在对悲剧艺术的发展方面,形成沉郁感伤的悲剧美。
2、曹禺笔下最成功的人物,是心灵受到压抑的悲剧女性和内心懦弱忧郁矛盾的悲剧性男子
3、戏剧语言富有潜台词和抒情性,形成“内向化”特征 。
4、曹禺话剧集中体现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总主题,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成为新文学的一座高峰。
5、对世界戏剧艺术的广泛学习与有选择地借鉴之后,“走自己的路”。
发展悲剧艺术,形成沉郁感伤的悲剧美
悲剧的“最高的标准”在于表现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要求的实陡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悲剧,以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摧残、遭压抑、扭曲的悲剧人物为主,反映出悲剧丰富、深刻的社会意义。
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
其悲剧人物类型,悲剧冲突的特征又决定了其悲剧主要不是体现为悲壮崇高美,而是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深挚的阴柔美。
曹禺的女性人物形象:压抑悲剧性性格与命运
以侍萍为代表的是传统型的中国女性。以繁漪和陈白露为代表的是肩负着传统的重负又深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的具有鲜明的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
曹禺剧作中的懦弱男子形象
在曹禺的剧作中,有一个“懦弱型”男子的形象系列,包括周萍、焦大星、曾文清、高觉新等,这是曹禺作品中最成功的人物类型之一。一致性:他们都生长、生活在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的家庭环境里,家长专制的气息异常浓烈;从接受的文化教育看,他们更多地受封建伦理道德及士大夫文化的影响;从感情生活看,常处在两个女人的情感夹缝中。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塑造,否定了养成这些“废物”的社会环境。
曹禺戏剧的“内向化”特征 :潜台词及抒情性
注意开掘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在作家的早期戏剧创作中,既展示了人物心灵的动态发展过程,又通过“潜台词”等戏剧手段显现着人物在瞬间状态下的矛盾心态。。这是曹禺剧作区别于其他中国现代剧作家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
对世界戏剧艺术的广泛学习与有选择的借鉴
1、曹禺《雷雨》与古希腊悲剧之因缘及对悲剧艺术的发展
曹禺深受西方戏剧的影响,尤其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最为深刻,他的《雷雨》在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雷雨》中反映的命运观念及人物性格的刻画等方面均有古希腊悲剧的印记。
反映人物的精神痛苦。
2、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影响
严谨的结构、朴素而精练的语言、以及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疑问,深深影响了曹禺。其象征手法及典型形象塑造,都影响着曹禺。
3、曹禺对奥尼尔悲剧观念的接受与扬弃
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奥尼尔对悲剧观念的思索、对人类命运的追问,以及戏剧诗意化的表现都对曹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位戏剧大师的艺术作品,都因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洋溢着对人类理想的追求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4、契诃夫戏剧在平淡人生中铺叙产生魅力
5、莎士比亚精巧的开头、雄浑的结尾
曹禺剧作的命运
1.曹禺话剧的价值与意义
曹禺的每一部新作都有新的试验与创造。
追求“大融合”的戏剧境界:从希腊悲剧与喜剧、莎士比亚,到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的大融合;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与西方戏剧艺术的融合;戏剧与诗、戏剧与散文、戏剧化的戏剧与生活化的戏剧的融合;写实与写意、写实与非写实的融合;喜剧与悲剧的融合……等等。
曹禺以成熟经典的悲剧艺术创作标志着、并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以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实验性的创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展示了多元的、自由创造的发展前景。
2.曹禺话剧的超前性
“序幕”与“尾声”:宗教氛围;深化主题;从未演出
剧作家的剧本本来就是作为舞台演出的脚本而创作的,修改是否意味着原作不适合舞台演出?如何看待剧本与舞台实况演出的关系?
六、当代十七年文学
二十七年文学(1949—1976)
第一节 政治化文学主潮的演进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演化
(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1、定义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苏联作家协会章程》(1934)
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矛盾
来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要求的艺术性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政治性之间的矛盾。
具体表现: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革命倾向性);人民性与党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典型创造中的共性(本质)与个性等等。
第二次文代会(1953年9月23日—10月6日,北京)
1、背景:
①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
②文学艺术内部的变革
a.作家文艺队伍发生大的变化,出现了作家、作家群的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
b.庸俗化、机械化地理解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概念化的创作倾向
2、中心议题
①总结经验教训,以创作问题为中心议题,鼓励作家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确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文艺的新任务;提出进一步学习掌握社会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②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准则;
③把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
第三次文代会(1960年7月22日—8月13日)
1、背景:
从国际看,与苏联的公开论战进入战备状态;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反修”斗争;
从国内看,“反右倾机会主义”之风突然从天而降。 2、大会主要报告——
周扬副主席《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①认为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文学艺术取得辉煌成就;
②重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③再次强调“双百方针”——但同时提出“放百花”、“锄毒草”的问题;
④肯定了解放以来几次所谓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运动。
第三次文代会召开后不久,中国进入调整的期,所以这次大会的局限性和逆向作用,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二) 革命浪漫主义
1、内涵:共产主义精神和理想、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基本要求);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鲜明的色彩(风格表现);夸张、想象和幻想(具体手法)
2、影响:如“三结合”的创作方法:
“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
3、现象:大跃进与新民歌运动
〇新民歌是大跃进的产物
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是1958—1959年由毛泽东亲自倡导,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民歌收集与创作的运动。
〇新民歌运动的开展
人民日报》1958.4.14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中国的“采风大军总动员”;“诗歌村”、“诗歌乡”运动。
〇如何评价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
“两条路线斗争”理论指导下的“香花毒草”批评模式和批判运动
(一)“香花/毒草”批评模式
(二)批判运动:
1、1950~1951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讨论的缘起
1951年3月《文艺报》出现了质疑的文章,认为武训精神是不可取的,因为武训采取的是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态度,历史观是错误的。由此展开了对《武训传》的论争。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的要点。
社论的要点有——
1.《武训传》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歌颂了不应当歌颂的行为;
2.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反衬武训办学的胜利,污蔑了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了中国历史、污蔑了中华民族。
讨论的影响
文艺界对历史观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文艺家同时感到了一种来自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压力;以政治运动方式介入文艺的思想斗争,将文艺问题强调成一场政治斗争,给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带来了重要的消极影响;产生了“电影指导委员会”,开始予以行政方式干涉创作。
2、1954~1955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主要观点
俞平伯是新红学的求证派,但他与胡适的不同在于,他不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不能“一人一事”去附会。
俞平伯的主要观点有——
①《红》是作者感叹身世之作,是情场忏悔之作,是为十二金钗作本传;
②《红》的主要观点是“色”、“空”——“色”是色欲之色(情场);“空”是幻灭;
③《红》的风格是“怨而不怒”。作者对《红》里的人物无所谓肯定和否定,特别是黛玉和宝钗,应该说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居其妙,莫能相下。”作者理想中的女性是“钗黛合一”(即为“钗黛合一论”)——《红楼梦》是“悲金(宝钗)悼玉(黛玉)”之作;
④《红》的传统性来源于《西厢记》。
《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展开(1954年)
导火线:1952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出版。
背景知识:旧红学/新红学
自清代乾隆年间《红楼梦》产生以来到1919年“五四”以前这100多年间,称为“旧红学”。“旧红学”中以两派影响最大:一为评点派,一为索隐派。
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把《红楼梦》研究建筑在弄清作者家世生平以及版本的发展的科学基础上,结论说是写作者曹雪芹的家史,后来人称其后的研究就叫“新红学”。
缘起: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月刊1954年第9期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不久,《文艺报》转载。嗣后,《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对俞平伯的研究观点和方法,进一步提出批评。
☆李希凡、蓝翎的观点——
根据现实主义的原则来评价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认为俞平伯违背了这个原则,从主观唯心论出发,以反现实主义的观点,因袭旧红学家们所采取的脱离社会和作者身世的形式主义考证方法,将小说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曲解了作者的创作方法,“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批评俞平伯的观点
① 批评俞平伯的主观主义是非标准,看不到《红》是一部有反映封建社会盛衰的、具有反封建倾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看不到宝玉、黛玉、宝钗的社会意义;“钗黛合一论”否定了封建与反封建的矛盾。
② 批评俞平伯的趣味主义的审美观点,从鉴赏和观照的角度,而不从具体的社会分析进入,不从思想上分析,才会得出“二美合一论”,使作品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环境。
③ 批评俞平伯以考据代替研究,用考证代替了美学评价和文学批评。
批判运动的影响
①让人看到现实主义原则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不少问题 ;
②由学术探讨扩大到政治问题,由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由文学研究领域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强调了对“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学术问题被掩没到政治斗争中;
③促进了十七年文学中的敌我对立的“战争思维”的形成 。
3、1955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运动的缘起(1955年)
直接缘起:
⑴为达到文艺界思想的统一,从1952年9月开始,中宣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
⑵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分别在《文艺报》上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⑶1954.10.31—11.8,中国文联与作协的扩大会议批评《文艺报》处理李、蓝文章的错误。胡风做了两次发言,矛头对准周扬、林默涵,提出“《红楼梦》问题是我们的战线的失败”,认为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战线”;
⑷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他的批评。
历史的分歧:
⑴左联内部的矛盾;
⑵国统区与解放区不同处境,文艺整风带来的矛盾激化;
⑶解放前夕批判胡风与舒芜《论主观》,再次挑起的风波;
⑷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对胡风与路翎主观思想的批判。
胡风的文艺思想:
1、对“五四”新文学的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支流”。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态度一直在坚持着五四的文学传统。
2、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 胡风认为:民间文艺不可能有民主主义的观点;应该“从社会基础相类似的民族移入形式。”
3、现实主义观点——与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分歧的中心
(1)现实主义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文艺上的体现,是艺术方法上的特殊形式。
此观点一方面体现了世界观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世界观指导一切。而林默涵的观点则是主张方法论与世界观是合一的。
胡风把一个作家分成感受世界和观念世界,前者是对世界的忠实,后者是世界观。
(2)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一个作家主体的敏锐的感受力,燃烧的激情、深邃的思想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最早胡风指的是作家主体的“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
胡风认为,作家的创作过程是作为作家的主体与客观对象“相生相克”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的自我扩张、不断的自我斗争的过程。
文艺界的短暂春天
1、双百方针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2、从苏联同行接过“写真实”与“干预生活”的口号
3、文艺界的繁荣苗头 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上,表现出摆脱教条,冲破禁区,大胆探索的精神。
4.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最重要的特点是敢于揭露生活的矛盾,突破了“无冲突论”,有意识地加强了对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 刘宾雁《在桥梁的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耿周《爬在旗杆上的人》→质疑和批评现状,召回作家的批判意识。
5.创作题材突破了不能描写爱情等禁区,表现出对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
宗璞《红豆》、陆文夫《小巷深处》
三次会议
○新侨会议: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座谈会议上的讲话》,随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八条》。在创作和批评方面、在文艺队伍建设和文艺工作领导方面,提倡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自身规律。
○广州会议: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正确评价和对待知识分子,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大连会议: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讨论文艺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和写好“中间人物”的理论思想。
第二节 创作潮流及趋势
时代特征:
1、政治功利性
2、一元化美学形态
3、民族化
三个阶段:
1、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49---1956)
2、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57---1965)
3、“文革”时期阶段(1966.5---1976.9)
文学的抒情时代,歌颂的表达方式
A.语境:这是一个在废墟上重新建立的国家,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1840年对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是一个不可忘记的历史记忆;新中国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B.革命浪漫的情绪:对历史的辉煌史绩采取抒情的歌颂方式。——这种歌颂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代表了一种政治态度、道德行为,是三者的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态度。
三者的结合:
主题——歌颂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歌颂共产党、人民领袖;歌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思想揭示——单一的文学主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重于社会主题的揭示,不思考人生、生命、人性等人的文学主题。
艺术风尚——明朗雄奇,抒豪情、寄壮志的浪漫英雄主义(从气势上睥睨前代)。
“政治第一性”的原则改造扭曲了作家的生活发现,逼使个人话语向国家话语转换,留下了意识形态改造规定个人的抒情话语的痕迹。如:老舍对《骆驼祥子》的改写
人物
十七年文学创作中人物的特征:
1、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代替了普通人的形象:
文学史人物:神 → 英雄 → 人
↓ ↓ ↓
古希腊神话 中世纪传奇 现实主义文学
荷马史诗 骑士文学 狄更斯、巴尔扎克等
十七年文学塑造的是阶级的英雄,代表了国家意志的理想与期待。
2、有形的现实追求遮敝了无形的精神揭示。
3、英雄人物的完美化与美学实用性:
A.英雄人物的定型化倾向:阶级身份贫穷、革命要求强烈,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忠诚、坚贞、无畏、刚强、朴素、大公无私。
B.对英雄的理解塑造,体现一种绝对的观念,尽使英雄人物完美化、极端化。
C.“歌颂”表达方式的特点:
诗歌——比兴
散文——“杨朔模式”
小说——大团圆模式、单一的时序顺进的叙事方式
七、十七年小说
概说
题材与代表作品
历史题材
1、民主革命
《保卫延安》杜鹏程《红日》吴强 《林海雪原》曲波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
《黎明的河边》(峻青,短篇)《百合花》(茹志鹃,短篇)
《百合花》的艺术特色
① 构思新颖独特,表现重大主题:以战士向百姓借被子、保护伤员构成基本情节,以一床绣有百合花的被子为道具,表现了拥军爱民的重大主题。自然而巧妙地安排了一系列前后呼应的细节,对英雄人物的刻画起到了重要作用.
② 注重人物的心灵和情感的“诗化”:作者善于经营一些富于诗意的画面,让人物置身其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摹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她笔下的人物如山野的“百合花”一样圣洁、纯朴,透着自然的情韵和独特的诗意。
2、抗日战争
《风云初记》孙犁 《铁道游击队》知侠《敌后武工队》冯志
《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 《苦菜花》冯德英
3、二三十年代(抗战前)
《小城春秋》高云览《青春之歌》杨沫《三家巷》欧阳山《红旗谱》梁斌
《党费》《七根火柴》(王愿坚,短篇)
4、建国之初(抗美援朝)
《三千里江山》杨朔 《上甘岭》陆柱国 《洼地上的“战役”》路翎
5、其他历史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李自成(第一卷)》姚雪垠
现实生活题材
1、新的婚姻家庭观
《登记》(赵树理)《结婚》
2、农业合作化 土地改革后农民观念变化,农业合作化运动,描写大跃进时期农村的现状。
《不能走那条路》李准 《三里湾》赵树理 《山乡巨变》周立波 《创业史》柳青
《创业史》
柳青
作者简介:柳青(1916-1978),原名柳蕴华,陕西吴堡县人。青年时代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赴延安,解放后担任过陕西长安县委副书记。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53年,柳青离开北京,举家迁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达14年之久。在皇甫村的岁月,柳青创作了《创业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部分章节。主要作品: 《创业史》 《种谷记》《铜墙铁壁》《狠透铁》。
故事梗概:分两部,下部未完成。写两代农民创业立家的故事。《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第二部写初级社;第三部写两个初级社;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的联合,即高级社。1959年第一部完成,文革结束后改定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整个计划未能完成。
小说主题:作者通过梁家两代人不同创业道路及其结局,概况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历程,反映了他们要求改变苦难命运的强烈愿望,指出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农民才能够彻底翻身,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
人物形象分析
(1)梁生宝:梁生宝是作家刻划的一个理想的农村新人形象,是农村大变革中涌现出来的既踏实肯干又公道热情的基层干部的典型。粱生宝性格顽强坚毅,忠厚善良,坚持走集体致富的道路。在他身上处处体现着农民式的质朴与革命者为理想而献身的热忱。带有明显的英雄化、理想化色彩。
梁生宝是一个平凡而又高尚、踏实而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他身上,普通农民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典型地体现了50 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平凡、勤劳、朴实、淳厚,生活的严峻磨练,培养了他的顽强坚韧和老成持重,也培养了他对苦难兄弟乐于相助的美德。而作为经过党培养教育的农民新一代,他身上的传统基质又升华为新的优秀品质:胸怀开阔、克己奉公、无私正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
梁生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是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到郭县买种子、进山割竹进行生产自救、整顿互助组、吸收白占魁入社等,都是从党的事业着想,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可以说,梁生宝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
摆脱宗关系、血缘关系——孤儿
对私有制的仇恨——逃难而来
爱情服从事业安排
高大全形象
关于梁生宝形象的争论
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形象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
柳青认为:“梁生宝只不过是一个由于新旧社会不同的切身感受而感到党的无比伟大,服服帖帖想听党的话,努力琢磨党的教导,处处想按党的指示办事的朴实农民出身的年轻党员”,“简单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
(2)梁三老汉:是一个勤劳、务实、耿直而又思想守旧的老一辈农民形象。作为一个老式农民,私有观念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使他因循守旧,对梁生宝走合作化道路不能理解,甚至反感;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阶级地位、旧社会艰难的创业经历和新时代给他的美好印象,使他本能地在精神上与党和政府很贴近,作家通过描写梁三老汉矛盾对立的双重性格,既写出了私有制对老一代农民的影响之深,又写出了党对他们引导和帮助的重要性,从而揭示了引导和教育农民的重大历史命题。梁三老汉的形象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了老一代农民弃别私有制、接受公有制所经历的艰难、痛苦的思想历程,是一个真实度、典型性非常高的形象。
(3)蛤蟆滩三大能人
郭世富:中农的代表,顽固维护私有制,对封建主义还存有幻想的落后农民典型。是改造的对象。
姚士杰:富农的代表。仇恨新社会政权,阴险狡诈,妄图扼杀新生政权的敌对阶级代表。是专政的对象。
郭振山:农民中的两面派,幕后支持农村合作化,落后的农民干部典型。是争取的对象。
艺术特点:
(1)结构复杂,气势恢宏;
(2)善于将细节描写、心理描写与哲理性议论结合起来塑造人物群像;
(3)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在矛盾冲突中突出和展示人物性格。
局限:政治理念过重,有图解政治之嫌;对人物主要采取阶级分析法,人物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展示不够。
《创业史》的心理描写
作者注重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总是对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作一些提示、解说和剖析,以揭示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如对梁生宝遇事爱思考的个性的描写,对富农姚士杰仇恨新社会的阴暗心理的揭露,对郭振山、改霞、梁三老汉的矛盾心理的分析都很精彩。因而,《创业史》可以说是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时期各阶段、各阶层人物形象的心理发展史。
3、劳动妇女
《李双双小传》李准 《静静的产院》茹志鹃 《新结识的小伙伴》王汶石
4、工业建设
《铁水奔流》周立波
《百炼成钢》艾芜
1957年出版,小说以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背景,描写了某炼钢厂在恢复和扩建过程中既炼钢又炼人的故事。热情歌颂了以秦德贵为代表的先进工人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
《上海的早晨》周而复
这部作品的第一、二卷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相继问世。第一部以相当充分的篇幅描写了解放初期上海滩上以徐义德、朱延年为代表的一群工商业资本家向无产阶级发起的猖狂进攻。他们自恃有外国政治、经济势力作靠山,阴谋策划抽逃资金,构筑好上海、香港、纽约三道防线,准备与无产阶级作最后的较量。
《乘风破浪》草明 《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
5、干预生活
《田野落霞》刘绍棠
《改选》李国文
《灰色的帆蓬》李准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
这些小说贴近现实、针对性强、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健康甚至阴暗的东西,如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逢迎领导、欺压群众、强迫命令等进行了揭露、针砭和讽刺,具有批判的锋芒和积极的意义。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分析
1.《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主题思想
小说发表于1956年,是较早反映社会主义体制下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
小说揭露和描写了多种类型的官僚主义主义。组织部长李宗秦是个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僚主义者。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是一个革命热情衰退,似乎看透了一切,对错误采取冷漠麻木态度的官僚主义主义者。韩常新是个浅薄的官僚主义者。麻袋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清泉是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作风简单粗暴的官僚主义者。
2. 刘世吾形象及意义
刘世吾是一个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者形象。他有一定的革命经历,工作能力很强,“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他对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缺点,却麻木不仁。他的口头禅“就那么回事”,表现了他看透一切、极端冷漠、不思进取的人生态度。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通过刘世吾形象引发思考: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涉世的深入,如何永远保持年轻时的单纯、热情、朝气?这是刘世吾形象的另一方面的典型意义。
3.林震的性格特征及其在作品中的作用
林震是一个有理想、有朝气、富于原则性和正义感的青年党员干部。他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复杂现象,他感到困惑,并引发了他的思考和斗争。
林震在作品中还有结构上的作用。作品是以林震到组织部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所遭遇为结构线索的;是以他为视角,通过他的眼光,刻画了一系列官僚主义者,尤其是塑造了颇有深度的刘世吾的形象。
6、人情人性
这些小说写“家务事、儿女情”,写悲欢离合,借以拨动人们的“情弦”,歌颂高尚的情操,歌颂新社会;抓住爱情生活所特有的内容,揭示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大胆探索人物内心的隐秘;鞭挞自私和丑陋的灵魂,批判旧世界,发人深思,对50年代前期颇为流行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
《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 《在悬崖上》邓友梅 《小巷深处》陆文夫
《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 《红豆》宗璞
宗璞(1928-),当代女作家。原名冯钟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代表作: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中篇《三生石》,长篇《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红豆的来源,象征意义; 倒叙手法; 爱情与阶级性的矛盾
矛盾的生成机制:
江玫(父亲是大学教授)————萧素(人民、大众、学生运动、卖血)、父亲、母亲
齐虹(父亲是资本家)
重要流派:“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
“山药蛋派”:
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是由部分山西作家构成,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流派;起源于 40 年代,繁荣于五六十年代;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胡正的《汾水长流》、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流派特征:
①地域的特征;
②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
“问题小说”意识、工具论意识
③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以先进的思想意识来指导;
④对故事性和语言通俗性的强调;
赵树理
1、赵树理简介: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闻名。解放后主要作品有《登记》、《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等短篇小说,和《三里湾》、《灵泉洞》等长篇小说,还有鼓词《石不烂赶车》、上党梆子《十里店》等。主编过《说说唱唱》、《曲艺》等杂志。1970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2、《登记》和《锻炼锻炼》
《登记》对《小二黑结婚》的发展:都歌颂新婚姻法,但由反对混进新政权中的封建恶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发展到同官僚主义、群众中的自私落后意识,农民意识中的封建夫权思想作斗争。注意人物个性塑造。
《锻炼》写中间落后人物。拥护新政权,支持新生事物,但隐晦地表达了对农村政策和新政权的封建粗暴性的不满,在一定的程度上表达了底层人民的心声。遭至批判。
3、关于《三里湾》的分析评价
(1)作品内容
作品围绕三里湾合作社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工作,通过对村里四户人家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种生活方式的矛盾、斗争和变化的具体描写,揭示出合作化运动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以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农村政治、经济和人的思想精神等方面的巨大影响。
(2)人物阵营:
中间和落后人物:中农马多寿、村长范登高、老党员袁天成
进步人物:王金生、王玉生、王玉梅、范灵芝等
(3)作品缺陷:人物思想转化上,有简单化倾向;新人形象单薄,性格单一;结构前紧后松,故事情节发展缓慢勉强,与作者当时队农村实际问题的深入思考有关。
4、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的几个特点
(1)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
(2)致力于民族化的普及与创新
(3)讽刺喜剧手法的出色运用。讽刺里有宽容,批判里藏着期待。
5、赵树理的文艺思想
① 问题小说意识和工具论的文艺观
“文摊文学家“、”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
② 注重小说的讽劝教谕功能
“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人的。”
③ 紧密反映现实,但不盲从现实,对现实有独立的思考
④ 拒绝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传统,重视民间文化传统
6、赵树理的评价史
1)延安文艺时期对赵树理的评价——赵树理方向
2) 50年代的毁誉参半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
3) 60年代“现实主义深化期”对赵树理的重新评价和称赞。
矛盾、邵荃麟、“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4)文革前夕对赵树理的疯狂批判,并将其迫害致死
“荷花淀派”
又称“白洋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因孙犁 40 年代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而得名;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 刘绍棠 的《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记》、 从维熙 的《鸡鸭委员》、韩映山的《作画》等;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情风俗、英勇斗争和纯美心灵,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风格上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味,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流派特征:
①追求诗化、散文化,重意境和抒情
②淡化阶级斗争意识,重表现人性、人情美
③对艺术性和传统性的保持和宏扬
孙犁
1、关于孙犁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45年发表成名作《荷花淀》。50年代主要作品有《风云初记》、《村歌》、《铁木前传》,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等。后小说创作渐少,以散文为主。
2、孙犁的创作特色
(1)善于于平淡中见深刻,朴实中见诗情,富于新的时代精神。
(2)重表现人性美、人情美,和人物身上的传统美德。
(3)诗化小说的美学追求,追求优美意境的营造。
(4)散文化的结构笔法,淡化情节和矛盾冲突。
(5)重自然风光的描写和民风民俗的艺术写照。
3、《铁木前传》——最不革命的革命文学
主要写情感,写人际关系的变化,但也体现了一定的时代色彩和政治倾向。作品没有直接去描写社会的变革,而是通过几个生活场景和情节反映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各阶层精神状态、思想情感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新变化,从而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孙犁本人后来的态度:“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我1953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它的起因,好象是由于一种思想……这就是,进城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
4、孙犁的艺术影响
主要在京、津、冀地区:刘绍棠《青枝绿叶》、《运河的浆声》、《瓜棚记》,丛维熙的《鸡鸭委员》、《七月雨》、韩映山的《鸭子》、《作画》、房树民《花花轿子房》、《引力》等。一方面描绘了冀中人民在历史变迁中的斗争史和情感史,赞颂了冀中人民的纯朴美德;另一方面表现了冀中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同时也表现了具有新时代精神内涵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流派区别
一是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
二是柳青、王汶石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
二者之间区别:
①赵树理的本土化乡村写作立场与柳青等的“外来者”乡村写作立场;
②赵树理立足于农村生活本身,从生活中得认识;而柳青则是从观念到创作,图解观念,灌输新的价值观念;
③赵树理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说话艺术,而柳青接受的则是五四新文学传统。
流派命运
“山药蛋”派曾受到有意识地提倡,1956年7月,周扬到山西,明确提出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山西文学刊物《火花》对赵树理创作的大力倡导。“荷花淀”派则是自然组合,50年代曾出现过辉煌期,但后来没有发展下去。新时期以来,该流派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复苏。
十七年小说形态的单一化趋向
极左环境下文学创作发展的原因
① “左”的政治运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毕竟分属两个范畴,前者对后者有影响,但不总是或者绝对地决定后者的全部状况。
② “左”倾思潮本身有一个萌发、演进、膨胀的过程,一方面它不断恶化,一方面在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又促使当时的文艺政策断断续续地有所调整,如:提出“双百”方针,纠“红”抑“左”。
③ 一些作家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左”倾思潮,或公开,或隐蔽,或清醒直接地,或听从生活召唤地,在创作实践中进行非自觉的抗衡。
④ 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与现实题材保持了距离,沉入了历史题材的精心构筑。
十七年文学成就
此时期十七年小说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受到人们的普遍好评的作品是八个长篇:
“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 《红岩》《创业史》
“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这部小说自1961年出版以来,印数已超过352万册。江姐、许云峰等英烈坚贞不屈的事迹代代流传。
《红日》: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消灭了蒋介石的74师及其师长张灵甫,吴强的小说《红日》写的就是这段“战史”,是一部纪实与虚构兼备的不可多得的战争小说。
《红旗谱》:梁斌以大革命失败的前后十年为历史背景,以雄健豪放的笔触勾画了这部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绘制了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农民英雄谱。贫农朱老忠和他的死对头地主冯老兰令人印象深刻。
《山乡巨变》:周立波描绘了湖南清溪乡农民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巨变,时代特色鲜明,南国的风情民俗赋予了小说特殊的韵味。
《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成长代表着一个“小资”的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靠近的过程中从软弱到坚定的必然经历,杨沫用革命、爱情、理想谱写了这首飞扬的青春赞歌,曾是一个时代年轻人的必读书。
《保卫延安》:杜鹏程多写重大题材,这部小说写的就是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以周大勇连长的英雄事迹为核心,描绘了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
长篇小说艺术形态
① 以《创业史》和《上海的早晨》为代表的以社会运动为主体叙事的长篇作品。
② 以《三里湾》和《山乡巨变》为代表的以风俗变迁为主体叙事的长篇作品。
③ 以《红旗谱》和《青春之歌》为代表的以人生历程为主体叙事的长篇作品。
④ 以 《林海雪原》 和《红岩》为代表的以革命英雄传奇为主体叙事的长篇作品 。
长篇小说创作特征
① 题材领域的独特与宽广:选取的描写对象都具有新颖之处,或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或填补了往日的内容空白,或在常见的题材内发掘新意,或在奇异的生活中有独到的发现。如曲波的《林海雪原》,用浪漫主义的方法描写东北剿匪的故事。题材范围几乎覆盖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全部历史行程,所述事件更是涉及从历史到现实的方方面面。
② 史诗的追求:作家主动追求史诗般的巨大规模和宏伟气魄,注重整体性的鸟瞰效应和网络状的结构框架。梁斌的《红旗谱》就曾计划写四部,从大革命一直到 40 年代末的土改,构成一幅民主革命时期北方农民革命斗争的波澜壮阔的长幅画卷。《上海的早晨》多卷部写民族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业史》多卷部写社会主义革命,都具有当代小说领域所独有的、罕见的规模。吴强的《红日》更是宏观地写三个互为一体的战争,把敌我双方、军内军外、上级下级联结起来。
③ 刻画了众多的典型人物: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而现实主义的标准就是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三家巷》中的周炳、《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等等。
《保卫延安》、《红日》和《林海雪原》
革命历史小说
概念: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
目的: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
二、“英雄史诗”
文学作品既要有史的价值,又要有诗的造诣,全面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 黑格尔认为,史诗叙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它的史诗力量的根源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一般来说,战争情境中的冲突提供史诗最适合的史诗情境。
《保卫延安》和《红日》
——描绘战争的宏大图景,确立了十七年文学对宏大题材、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追求
1、战争叙事共同点:在规模、气魄上都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战争的伟力;取材于两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
《保卫延安》以陕北战场为背景,通过青化砭伏击战、蟠龙镇攻坚战、长城线上的运动战以及沙家店歼灭战等不同类型的战斗,表现各种类型战争的特点,以一个连队的军事活动为主线,从其撤出延安到返回延安的半年的战斗生活,展示延安保卫战的历程。
《红日》以山东战场为背景,以一个军的军事行动为主线,通过描写涟水战役受挫、莱芜战役大捷和孟良崮歼灭战的胜利,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革命战争中的重大战役。
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殊死决战<陕北战场:敌34个旅,23万兵力;我西北野战军主力6个旅,2万多兵力。山东战场:敌50多万重兵,包括蒋亲信、五大主力之一的74师,十倍于我。>
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图景;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和路线的伟大胜利——“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撤退”,“避开敌人锋芒、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2、战争叙事的差异
《红日》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替代了中国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故事。三个大的战役、一个军的行动;叙事中心是以一支“常胜英雄军”与一支王牌军之间的对立角逐展开大规模战役的描绘。
《保卫延安》追求史诗、宏大图景,其主线是周大勇连队脱离大部队之后的孤军作战,出现诸多传奇情节(沙漠迷路、打粮站等)
叙事的节奏上,《保卫延安》更强调“打”,从一个战斗转向另一个战斗,显得极其激烈,视野集中于战场。
《红日》视野比较开阔,战争叙事有张有弛,从军师团到连排班,从军队到地方,前方与后方,战场与医院,战争与和平、爱情,有较生动的结构安排。
3、塑造典型英雄人物——十七年文学创造英雄人物的范例
《保卫延安》塑造了周大勇、王老虎等英雄形象——从惨烈的战争、残酷的环境和生死考验的战火中锻造出来的人物,体现了英雄主义的典型塑造原则。其特征是:a.“钢铁战士”,无所畏惧、勇猛顽强,表现人民解放军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b.“集体主义的英雄”,永远和自己的战斗集体联系在一起,个体的生命价值溶解于集体的胜利之中;c.在战斗中成长的英雄。
《红日》中的英雄人物塑造同样体现了英雄主义的典型塑造原则,基本特征、基调一致。但有更丰富的揭示:
其一,从军一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的人物群像: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班长秦守本、机要员姚月琴;
其二,注意对人物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身份的揭示。刘胜团长对知识分子的偏见;石东根胜利后的醉酒纵马,带着农民出身的性格弱点。
4、反面人物的描写
《保》反面人物<敌对人物的形象>简单化,漫画化。
《红》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漫画化手法。敌74师师长张灵甫具有国民党军第一主义“天之骄子”的性格,刚愎自用、骄横狂妄,虽对孤军作战内心恐慌,危急中却又沉着干练。
5、揭示战争的决定因素,强化了当代文学的政治功能
①揭示毛泽东思想和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用描写战争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
②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气概,“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在“二元对立”的战争思维模式确立中,淡化消除了人物自我灵魂的搏斗过程。
四、《林海雪原》
曲波(1923-),山东蓬莱人。15岁高小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1945年担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1946年冬,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与国民党在牡丹江一带的残匪周旋,经过半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歼灭了顽匪。1950年曲波因重伤转业到地方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写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林海雪原》被称为新武侠小说。之后,曲波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山呼海啸》、《桥隆飙》。
《林海雪原》——革命传奇
矛盾对立法则 必胜法则 英雄主义为中心
描写一支智勇精悍的小分队剿灭东北土匪的斗争,一场特殊军队所进行的一场特殊战斗。利用民族文学的传奇因素表现战争,属革命传奇类小说。这一类小说还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等。
1、受到传统小说“五虎将”模式与《水浒》108条好汉模式的影响
2、追求情节的曲折生动,故事的浪漫夸张,正反两方的强烈对比。
“五虎将”模式
《三国演义》开创了古典武侠或历史演义中以五种性格<忠诚、勇毅、胆识、粗犷、朴实耐劳>构成主要英雄人物的基本人物模式;又同好汉模式一样,各怀绝技,各俱个性。《林海雪原》中的五虎将:
政治方面勇毅和个性方面双全的少剑波
骁勇威猛、谋略不足的刘勋苍
胆识过人、百战百胜的杨子荣
生怀绝技、粗俗诙谐的栾超家
忠厚老实、刻苦耐劳的“长腿”孙达得
《林海雪原》的艺术特色
1. 成功地塑造了英雄群像。如足智多谋的指挥员少剑波、孤胆英雄杨子荣、卫生员小白鸽等形象。在整个英雄的群像中,杨子荣这个人物塑造得尤为成功。作者通过他智识小炉匠、只身入虎穴、活捉座山雕等一系列行动的描写,充分地表现了他刚毅的意志和惊人的胆魄,能说善辩的雄才大略和机智灵活的斗争艺术和崇高的精神世界。
2. 故事情节具有传奇色彩。 “奇袭奶头山”、“智破威虎山”和“调虎离山捣匪巢”三次大战的描写。
《红旗谱》农村+战争
1、《红旗谱》主题:梁斌以大革命失败的前后十年为历史背景,以雄健豪放的笔触勾画了这部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绘制了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农民英雄谱。贫农朱老忠和他的死对头地主冯老兰令人印象深刻。 个人化的革命文学
2、《红旗谱》人物形象分析:
(1)朱老忠形象
第一,家族乃至阶级的世仇,孕育了他强烈的反抗性。
第二,20余年闯荡江湖的传奇经历,造就了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性。
第三,不寻常的人生磨难,曲折的斗争历程,使他逐渐加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养成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性。
朱老忠形象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
《红旗谱》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塑造了朱老忠这样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朱老忠是一个带着时代农民的反抗性和现实革命性走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既有旧时代农民起义英雄的传统性格又具有新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作为“一个兼具又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首先,他具有强烈鲜明的阶级爱憎、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父辈的英雄壮举和悲剧结局,在他心灵里种下了对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脯红鸟事件”,大贵被抓丁,反割头税斗争等集中表现了他这一思想性格特征。“出水才看两腿泥”作为他深沉性格的浓缩,形象地显示了他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当他找到党的领导后,他的性格获得了升华和发展。他开始把个人的报仇雪恨和阶级的寻求解放联系起来,从自发的反抗转入自觉的斗争,这样他就从一个农民英雄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朱老忠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慷慨无私、重团结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拿安家钱为朱老明治病、卖掉心爱的牛犊让江涛上学、帮助严志和料理老奶奶的丧事又徒步去济南探监……如果说这些还只是表现了朱老忠身上那种历代农民英雄所共有的豪侠气概的话,那么,“二师学潮”以后,他的这种乐于助人的江湖义气就开始升华为阶级的友谊和感情,闪烁出崇高的思想火花。朱老忠走过的道路,是旧时代中国农民自发反抗道路的一个终结,也是新时代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觉革命的一个新起点,他再现了新旧农民革命的转折过程,具有史诗性的价值。
朱老忠处于动态的时间关系中不断成长的新的形象。巴赫金的命名“人在历史中成长”。
对个人意识的超越,被阶级斗争代替。
(2)知识分子冯贵堂:乡村改造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方地区曾轰轰烈烈地展开,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改革都曾十分有名.乡村建设运动主要集中在教育普及化,农业生产的科学化以及传统伦理资源的现代运用等方面.冯贵堂大约是受到这方面影响并想在自己家实践的人物,可惜作者很快将他的人生探索转到其反革命阶级本质的揭示上,从而丧失对其独特性的深入表现。
冯贵堂虽然在本质上应该和农民有共同语言,但从文本提供的事实看,他的改革似乎一点也没有获得应有的效果,他的耕作方法改革农民不感兴趣,他敲锣打鼓叫农民来跟他学剪梨枝,一个人也没来,他只是在自家里实践了一番。
冯贵堂终于因其是地主的儿子而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成为革命的刽子手.但他的转变仅仅用阶级的根源去解释,显然是简单化的,他即使成为一个反革命也应该有比文本所提供的更复杂的心路历程。
3、《红旗谱》的民族风格
(1)《红旗谱》在艺术上重视文学的民族形式。
内容上的民族化:北方农民生活的斗争和风俗,人物性格的江湖气概。
形式上的民族化:古典小说情节和结构方式的设计
(2)刻画人物形象,既采用白描手法,让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表现人物性格,又适当吸收了西方小说心理描写细腻的长处。
(3)在语言方面,小说从词汇到语法、都注意语言的个性化、口语化、生活化.
语言上,朴素生动,通俗易懂、民族化、群众化。以北方农民口语为基础。
(4)小说还注意描写中国北方农村的风俗画与风景画。
《青春之歌》与革命成长叙事
一、《青春之歌》创作过程
1958.1.作家出版社出版.1950年,杨沫开始《青春之歌》的创作,初稿完后,1952至56年间进行了几次重大的修改,至1957年七月脱稿,1958年1月问世.
二、独特的“题材”意义
《青春之歌》所反映的,是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它通过了卢嘉川、江华、林红几个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告诉读者,党的优秀儿女曾经怎样地忠心耿耿、艰辛斗争、为革命事业、为今天的我们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最后,这部小说还通过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的具体事实,指出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命运联结为一,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中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较之过去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发展。30年代学生运动领导人、共产党员林道静,同20年代“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国”的倪焕之迥然不同了。……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过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而林道静形象的完成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摸索过程进行了总结,做出了答案。这正是《青春之歌》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张钟等:《当代文学概观》)
2、林道静形象:
作家严格按照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脉络清楚地写出了林道静性格发展和思想变化的过程。它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要求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到谋求全民族的解放,从同情劳动人民到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从天真幼稚的少女到坚定成熟的革命者,是她性格发展之必然,生活发展之必然,也是时代潮流使然。林道静的道路概括了那个时代不甘受人摆布而成为封建婚姻牺牲品的觉醒了的青年知识女性的人生之路。因此,这个艺术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和美学价值。(王晓琴:《中外文学名著精品赏析》)
1958年出版的杨沫的长篇《青春之歌》是一部很合时宜的书,它通过青年学生林道静从一个单纯、软弱的姑娘经过多重战斗洗礼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道路,形象地说明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和艰苦性,这使它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教科书,在读者中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
3、作者自述:写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英雄们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惊人事迹,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生活感受、生活经历,这几个方面凑在一起便成了《青春之歌》的创作素材。
(杨沫:《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过程》)
我塑造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目的和动机不是为了颂扬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她的罗曼蒂克式的感情,或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欣赏。而是想通过她——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来表现党的伟大、党的深入人心、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我知道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这种主题的思想可以从多方面、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而我只能从我自己比较熟悉的生活,用我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来表现。因此,我选择了林道静,写像她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
三、《青春之歌》的改写
“改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文化潮流的裹挟之下,在外部批评压力的冲击之下,在“十七”年文学中,不少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增删和改写,以适应主流趣味。相反,作家为了提高作品的艺术品质,精益求精的修订与改写却并不多见,成功的实例就更为稀罕。在“文革”时期,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批评被严格地整合进国家的政治轨道中,文学文本成为政治文本,迫于政治压力和服从于政治目标的“改写”变得更加突出。
《青春之歌》的改写前因
作品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刊发郭开的《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青春之歌〉》一文,认为作品对林道静与工农结合的描写不充分,充满小资情调,《文艺报》1959年第2-9期以“讨论《青春之歌》”为题刊登系列文章,由此引发一场广泛的争论,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表示对作品的公开支持,否定的声音才逐渐沉寂。受这场争论的影响,杨沫开始修改作品,1959年12月修改完毕,她在1960年3月出版的修改版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说明:“在主观上我曾经极力改正初版本中所发现的缺点或错误,并设法弥补某些不足之处。”
《青春之歌》的改写结果
变动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而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可见,《青春之歌》的修订受到了外部舆论的深刻影响,是作家个体的独立判断屈服于主流话语的结果。在作品增写的内容中,作者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胡适当成学生运动的对立面,甚至骂他们是“恬不知耻的走狗”,成为林道静们要“一扫而光”的“魑魅魍魉”,这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是为了当时批判胡适的政治需要的故意丑化。为了丑化余永泽的小资产阶级趣味,修改版中的余永泽也变成了一心巴结胡适往上爬的“走狗”。对这些修改,当时的评论界褒贬不一。以现在的眼光看,修改是不成功的,“是作者受到某种思潮的压力,顺应那种政治上是左倾,思想方法上是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文艺批评,运用政治概念,根据某些并非正确的‘原则’,随心所欲地臆造人物性格,杜撰历史”。
四、关于成长叙事
用叙事的方式来表现人的成长“母题”是西方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出现于18世纪的德国。其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意味着人物从某个设定的点上的水平向某种理方向的提高,人物是动态的,时间注入人的性格发展中。《青春之歌》是以成长的方式来表现革命的成长。
五、从原始素材到革命叙事的变化
1、原始素材是作者自身的经历
一个反抗旧家庭而走投无路的女性。类似于文学史上的“子君”、“沙菲”等人物。
2、革命叙事对原始素材的改造
⑴作者的创作意图:通过林道静表现一个从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表现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参见杨沫《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
⑵改造素材为革命成长叙事的途径
A.将革命内容与传统婚爱故事两种文学进行组装
个人奋斗史:从挣扎→革命
恋爱史:从失败→成功 余永泽→卢嘉川→江华
——用人物身份的不同来使两条线索紧密组合在一起
B.赋予主人公革命成长的思想基础、诱因及革命成熟的保证
出身——受压迫阶级,底层佣人的女儿(革命基础)
知识背景——阅读西方经典:马列著作;
接受党的指引与教育——革命加恋爱
参加工农革命实践
六、林道静形象分析 ——从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 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三个阶段与三个男性
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出走到九·一八事变阶段——林道静的成长起点,从个性解放开始。
性格主要特征是仇恨家庭,仇恨社会,仇恨黑暗世界,同情底层社会,要求个性解放,追寻自由,带着个人奋斗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绪和罗曼蒂克的幻想要改变现关,失败后便以死抗争。
2、一个国家的寓言——林道静成长中与三个男性的隐喻
实际上,林道静是被动的,在小说中,是处于被看、被改造、被男性愿望改造,其成长过程是在被三个男性的拯救、唤醒、肯定中完成的。
余永泽——骑士英雄,拯救了林道静的肉体生命,唤醒了林道静生命中爱与美的意识→人性、人道主义;
卢嘉川——革命知识分子,精神英雄,是林道静革命的启蒙者,阶级意识(斗争),精神的拯救;
江华——工人阶级,革命的英雄。林道静的并肩战斗者,在卢嘉川精神拯救的基础上唤醒了林道静的斗争意识和女性意识。
林道静成长的价值和意义在每个阶段都是通过男人来界定、建构和阐释的。三个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造就一个属于自己的林道静,要在精神上占有她,但所使用的方式和话语又有所不同——
余永泽—西方的人道主义话语,如个性解放、反传统道德、女性独立;
卢嘉川、江华—马克思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林道静的成长道路。
3、诗人骑士与红色骑士
卢嘉川作为拯救者和余永泽这个拯救者有何不同呢?余永泽拯救的是身体,它是传统“英雄救美”模式的再现;卢嘉川拯救的是灵魂,是一个必然伴随革命者勇猛前行的战斗单位。余永泽的失败、卢嘉川的成功标志着革命阶段性的转折,即现代革命已经超越了五四革命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先进与否,全看他所选择的思想阵营体系。
性别的魅力与政治的魅力呈现为一种互为转喻的关系。一方面是以性爱的方式对政治观念的演绎,另一方面则通过政治话语对性爱的改写。
4、“性”与“政治”的并置
“性”与“政治”的相互说明,正是“成长小说”的题中之意。在“成长小说”中,“成长”并不是指主人公在生理意义上的长大,与主人公一起成长的还有历史本身。在这里,“个人”就是“历史”,而“历史”就是“个人”。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青春之歌)这样的成长小说中看到的“性”与“政治”,就不再仅仅只是相互说明或相互印证的关系,女性命运与知识分子道路,在意义层面上作为象征的不断置换,成为小说最为重要的文本策略之一。——换言之,在这里,我们根本无法将“性”与“政治”区分开来,正像我们根本无法将具体的女主人公“林道静”与抽象的“中国知识分子”区分开来。
八、十七年时期的诗歌
十七年诗歌队伍构成情况
一类是诗坛主力。郭小川、贺敬之、闻捷、蔡其矫、严辰等。他们来自解放区,五、六十年代进入创作旺盛状态。
二类是19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诗人。 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田间、李季等。他们总体特点是调整诗风,以适应新的时期。
三类是一些青年诗人登上文坛。李瑛、雁翼、顾工、公刘、白桦等。
十七年诗歌的总体特色
十七年的诗歌可以用“战歌”和“颂歌”来概括,诗歌通常被喻为号角、锣鼓、旗帜等。政治抒情诗十分繁荣,诗歌风格豪放、明朗、欢快、激越。
1.缺乏丰富多彩的诗歌流派,个性化严重衰退。
2.极端推崇民歌体,把民歌体作为新诗发展的方向。
3.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和诗歌的社会功能。
十七年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
1、50年代初期,诗人处于思维调整期,有审美价值的诗歌作品不多,主要是颂歌。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标志着一个颂歌时代的开始:你新的中国人民的中国啊,/你终于在旧中国的母体内/生长,壮大,成熟,/你这个东方巨人终于诞生了。
郭小川《致青年公民》、贺敬之《放声歌唱》、胡风《时间开始了》、郭沫若《新华颂》、臧克家《有的人》具有代表性。
2、1957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诗坛出现短暂生气,出现一些触及时弊,干预现实的作品。如流沙河《草木篇》、郭小川《望星空》、艾青《养花人的梦》等。
3、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
“新民歌运动”:是由毛泽东提倡,各级党委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提倡“人人写诗歌,村村出诗人”,违背了诗歌创作的规律,作品数量多但成就低。
“新民歌运动”的目的是要“产生一个新诗”:它在形式上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的结婚”产生的民族形式,内容上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但这次“新民歌运动”跟工农业生产上的浮夸风是一致的,可以看出急于生产共产主义文艺经典的心情。
4、50年代末60年代初叙事诗创作繁荣。叙事诗主要写历史。
一是写民间的历史和传说,如民间整理的《阿诗玛》、《嘎达梅林》、《格萨尔王传》长诗,李季《菊花石》。
一是写革命斗争风云,如郭小川《将军三部曲》、闻捷《复仇的火焰》、李冰《刘胡兰》、臧克家《李大钊》等。
5、60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政治抒情诗主导了诗坛潮流,诗歌变了“战歌”,标语化、口号化、政治化,政治抒情诗一统天下。
政治抒情诗:作为独立形态的诗歌体式,政治抒情诗在50年代初中期已出现,这—概念则大约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现。1963年开始,政治抒情诗成为主导潮流,诗人直接对政治现实进行歌唱。政治抒情诗虽然有一些优秀作品,如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但大多数作品是激昂的情绪、大批判式的诵吟、口号式的语词。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是郭小川和贺敬之。
政治抒情诗的特点:
(1)诗人以‘阶级”或“人民”代言者的身份出现,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2)在诗体形态上,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相结合。即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抽象的思想、概念。
(3)一般都是长待,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渲染、铺陈所要表达的观念和情绪,节奏分明、声韵铿锵。
(4)经常使用“楼梯体”,并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
郭小川的诗歌
创作概括:
郭小川(1919—1976),河北丰宁县人,共和国第一代杰出诗人。从1955年发表政治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开始,进入创作旺盛期。50年代写有《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叙事诗和抒情诗《望星空》。60年代创作了《厦门风姿》《乡村大道》《青纱帐--甘蔗林》《祝酒歌》《西出阳关》,形成雄浑而深遂的艺术风格。“文革”期间,创作了《团泊洼的秋天》《秋歌》,心怀隐忧,深沉而悲慨。
郭小川诗歌的总体特色:
具有鲜明的时代光彩。作为一名“战士诗人”,郭小川的诗歌始终响应时代脉搏,从中可以“看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听到时代前进的声音”。
闪耀着哲理的火花。郭小川善于将对社会人生细致敏锐的观察,凝炼为哲理性主题,许多诗立意深刻、发人深省。
诗歌形式多样。继承感物言志的诗歌传统,对各种诗歌体式进行了尝试,灵活自如地运用了楼梯式、自由体、新辞赋体等形式。
《望星空》分析:
政治抒情诗 《望星空》写于1959年。全诗分四章,前两章写“我”瞭望辉煌的天空,对人间的不够美好和自己的渺小,不免感到迷惘和惆怅,但又尽量勉励自己要“沉着镇定”,不许“这般激荡”。后两章写“我”迈进刚落成为人民大会堂,认识到原来的想法错了,怀着自豪的感情挺起了胸膛,决心和同志们一起,用自己的双手“把广漠的弯窿、变成繁华的天安门广场”。诗人面对广袤无垠的宇宙星空和“大跃进”中的现实社会,思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诚实地袒露自己复杂矛盾的心情,宣传人定胜天的革命信念,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浪漫主义精神。
诗歌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前半部分。诗人以宇宙星空为参照物,对自我心灵世界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自制和审视:“说什么:/身宽气盛,/年富力强!/怎比得:/你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说什么:/情豪志大,人高胆壮!怎比得:你那阔大胸襟,/无限容量!” 他不仅看到了个体生命的不完满、不和谐,而且发现现实世界、社会和人生同样存在缺陷:“我爱人间,/我在人间生长,/但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 因此,“望星空,/我不禁感到悯张。” 这是诗人突破了对现实的满足感之后,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既有对大跃进的狂热反思的意味,也是在心灵层次上把握人生的一次尝试。
贺敬之的诗歌
创作概括:
贺敬之(1924-),山东枣庄人。1939年在四川参加抗日活动,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赴延安,与丁毅等合著歌剧《白毛女》。有诗集《放歌集》《贺敬之诗选》等。
贺敬之的诗歌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抒情短诗。表现对某些事物的感受,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民歌和古诗韵味浓厚,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
二类是长篇政治抒情诗。表现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如《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峰之歌》《中国的十月》。
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特点:
1、贺敬之的诗是时代的颂歌。以敏锐的目光抓取时代的重大的事件、主要的生活内容,而不去吟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回延安》表现延安的巨大变化,指明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意义;《十月颂歌》是对新中国十周岁的礼赞。
2、运用想象、夸张、幻想等手法,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突出。
3、注意吸收民歌和古诗的营养,又不排斥外国诗歌的影响,如"信天游"体与"楼梯体"就被诗人以熟练的笔法熔铸为一体。
分析《桂林山水歌》
这首诗“是一篇独具风采的山水歌,也是别出心裁的祖国颂”,诗歌的核心句子就是“指点江山唱祖国”。诗的开篇,描绘歌吟桂林山水之美;前四节,为全诗的第一部分,诗人以神奇的诗的语言,描绘了挂林山水优美的图景,展示了桂林山水特有的美。接着转入了全诗的第二部分,诗人用“呵!此山此水入胸怀,/此时此刻何处来?”由写景转入抒情,由抒写客观景物为主,转入到以抒发主观心境为主。
诗人用极为精练、形象的笔墨,对比地描绘了桂林的过去与现在之后,用“桂林山水入胸襟,/此景此情战士的心”的诗句,把笔锋一下子转入了全诗的第三部分。因为江山多娇,令人自豪,所以诗人“白发永不生”,“青春永不老”,甚至要到“七星岩去赴神仙会,/招呼刘三姐呵打从天上回……”。歌仙刘三姐的歌是美的,然而,她的歌毕竞属于旧的时代,是反剥削,反压迫,求解放,求幸福的歌。我们的诗人和战士呼唤刘三姐回到人间同唱歌,却有着崭新的时代内容:“指点江山唱祖国”,是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红旗万梭织锦绣,海北天南一望收!
《桂林山水歌》艺术特点:
1、联想丰富,自然,奇巧。
2、融情入景,借景生情。
3、采用陕北信天游的形式。
(信天游一般两行一节,每节一韵。因其节与节之间押韵自由,换韵频繁,就形成了跳荡多变的节奏和轻松活泼的韵律。)加之诗人运用对偶、重叠等艺术手法,使全诗节奏匀称而又变化有致,音凋舒缓而又铿锵悦耳,既具有对称美,又具有回环美。
六、贺敬之与郭小川政治抒情诗的异同
同:在80年代,贺敬之和郭小川常被并举。这是由于他们都热衷于处理“重大题材”,表现一种宏伟的抒情姿态,和在政治抒情诗上表现方式的某些相似。
异:在处理个人--群体、个体--历史、感性个体--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上,贺敬之从不或极少表现其间的裂痕、冲突。在他的诗中,“抒情主体”已充分“本质化”,有限个体生命融入了整体,成为充分自信的无限存在。在他的诗中,难以发现不协调的因素,和情绪、心理上的区惑、痛苦。而郭小川那些值得重视的作品中,个体实现“本质化”过程充满矛盾,“克服”精神上的“危机”和实现转化,是这些作品的主题,如《望星空》。郭小川的诗歌在时代书写中富有哲理性。风格上,贺敬之追求恢弘奔放,郭小川则致力于雄浑、绮丽的统一。
闻捷的诗歌
闻捷诗歌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山牧歌》中的抒情组诗《吐鲁番情歌》;一是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
《吐鲁番情歌》是五十年代别具一格的一组抒情诗,这些诗歌不仅是爱情诗,而且注入了新的生活内容和时代气息,这就是把爱情和创作新生活的劳动联系起来。闻捷的抒情诗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也有着新疆民族的诙谐幽默、乐观明净的特点,民族色彩、地域色彩十分浓烈。
1、诗歌资源:新疆的民情民俗和少数民族人民的新生活。
2、《天山牧歌》(1958)
①、用牧歌笔调处理“颂歌”主题,并发挥其长于“叙事”的艺术才能。
②、清新优美、细腻柔婉的艺术风格。
③、在表现爱情与政治和社会行为准则的关系上,常常划上简单的等号。
举例:《葡萄成熟了》、《苹果树下》。
3、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诗体小说”。
九、十七年的戏剧
戏曲改革
1.当代戏曲改革
1949-1957年间,戏曲改革主要历史任务是进行戏曲的推陈出新;
1958-1966年间,戏曲改革的历史使命是京剧现代戏的革命;
进入新时期,戏曲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则是戏曲的“戏曲化”和“现代化”。
2.戏曲的推陈出新
第一次戏曲改革 1949-1957年间,主要内容和成就是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即“改戏”。在剧目上,把宣扬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剧清除了舞台,纯洁和净化了戏曲舞台; 对一些剧目的思想进行改造,抑浊扬清;一批话剧改造者加盟戏曲队伍,新的戏剧理念的传播,提高了传统戏曲的艺术水准。出现了如京剧《白蛇传》、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昆曲《十五贯》等。
3.京剧现代戏的革命
1958-1976年戏曲改革主要成就是京剧现代戏的重大突破,使京剧现代戏成为一种新样式而得到观众承认。
革命现代京剧对传统形式的改革:
(1)吸收融合了话剧的写实观念,采用写实布景,打破了“随意赋形”的传统舞美体制;
(2)把话剧的分场、分幕用于戏曲,戏曲的情节更为集中,使戏曲的时空不固定原则发生了变革;
(3)打破了京剧的脸谱化,依照生活真实地刻画人物;
(4)改变了传统戏曲“千部一腔”的音乐体制,歌剧和交响乐被引入京剧,新唱腔、新板式和人物主题音乐运用于现代京剧。
(5)出现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京剧现代戏。
(6)弊端是:话剧加唱的模式流行;京剧现代戏“样板化”一统天下。
当代话剧的变革
“第四种剧本” 1956年出现了当代话剧创作的第一次高潮,涌现出岳野《同甘共苦》、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海默《洞箫横吹》等较有影响的话剧。这些剧本一方面突破 “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大胆描写人的爱情、道德和复杂内心世界;另一方面突破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被称为“第四种剧本”。“第四种剧本”是相对于三种主流剧本(表现先进和保守斗争的工厂剧本;入社和不入社斗争的农村剧本;我军和敌军斗争的部队剧本。)而言的。
1958-1962年间,出现了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老舍的《神拳》,曹禺的《胆剑篇》等。
其主要内容:一是为历史人物翻案;二是以发掘历史精神鼓舞今人;三是总结历史经验以警后人;四是歌颂历史人物。
1962年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教育剧”的繁盛。图解阶级斗争的如《夺印》,为错误思想张目的如《千万不要忘记》《年轻的一代》。
当代歌剧的发展
歌剧发展的两种倾向:1.倾向于话剧,音乐采用西方歌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的结合,如《白毛女》;2.完全倾向于西方歌剧。
1957年后,掀起了歌剧的一个高潮,出现了《红霞》《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江姐》等作品。这些歌剧们的特征是:
情节结构倾向于戏曲,具有传奇色彩;
歌唱、说白与表演并重;
音乐大多采用民歌和传统戏曲形式;
内容和英雄形象为人民所熟知,便于流传。
弊端是把“戏曲化”成为了歌剧的唯一道路。
老舍的话剧《茶馆》
《茶馆》是当代话剧的经典作品。创作于1957年,一直到1979年,人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1980年,《茶馆》应邀到西欧演出,被西欧戏剧界人士誉为“远东戏剧的奇迹”,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为《茶馆》的演出升起了五星红旗;1983年,《茶馆》在美国演出,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推销员之死》(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的名作),轰动了美国。
剧情(背景)介绍
通过在茶馆里活动的70多个各色各样的人物,依次反映了三个时代长达50年的社会生活。
第一幕(1898年)戊戌变法那一年
政治黑暗,国弱民贫,洋人势力越来越大,洋货源源而来,农村破产,卖儿卖女。有些知识分子想变法改良,有些想办实业,富国裕民。可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不肯改良,把维新派头脑杀了几个……顽固派得势后,连太监也想娶老婆,乡下依然卖儿卖女,特务更厉害,随便抓人问罪……
第二幕 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洋人操纵军阀相互开战,因而富了洋人,苦了百姓……
第三幕 北京被日军阀霸占了8年,老百姓好不容易盼来了胜利,又来了国民党,日子照样不好过,甚至连最善于应付的茶馆老掌柜也上吊了。什么都完了,只盼着八路军来解放……
主要人物
王利发 “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
对“上”对“下”态度却不一致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松二爷 也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他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茶馆》的主要艺术特色
1、《茶馆》艺术构思独特
采取反描法,描绘了三个时代三个社会;使用侧面透露法,选择茶馆这个窗口来透视整个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面貌;人像展览法来结构戏剧。主要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从壮年到老年,贯穿始终;次要人物二德子、唐铁嘴、刘麻子、宋恩子、吴祥子则父子相承;其它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2、艺术结构上采用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座标式结构,每一幕穿插一个怪异的事件。
3、《茶馆》人物众多,性格鲜明。
4、语言幽默、诙谐、简洁。
老舍说《茶馆》:为什么要单单写一个茶馆?
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
老舍说《茶馆》:如何处理人物
人物多,年代长,不易找到个中心故事。我采用了四个办法:
(一)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这样,故事虽然松散,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就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了。此剧的写法是以人物带动故事,近似活报剧,又不是活报剧。此剧以人为主,而一般的活报剧往往以事为主。
(二)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联续。这是一种手法,不是在理论上有何根据。在生活中,儿子不必继承父业;可是在舞台上,父子由同一演员扮演,就容易使观众看出故事是联贯下来的,虽然一幕与一幕之间相隔许多年。
(三)我设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
这么一来,厨子就像厨子,说书的就像说书的了,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事。同时,把他们自己的事又和时代结合起来,像名厨而落得去包办监狱的伙食,顺口说出这年月就是监狱里人多;说书的先生抱怨生意不好,也顺口说出这年头就是邪年头,真玩艺儿要失传……因此,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着看见了一点儿那个时代的面貌。这样的人物虽然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的确交代了他们的命运。
(四)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卷轴画式的平面结构
没有完整的情节贯穿和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分散穿插若干个生活画面,有生动鲜明的人物肖像(非形象),这些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截面,这无数个画面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幅卷轴画。
与《雷雨》比较
曹禺的《雷雨》与老舍的《茶馆》反映的社会时代接近,都是话剧形式,但却截然不同:
1、结构特点
《茶馆》的戏剧结构是独特的,称为“卷轴画式”。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线索,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 而是以众多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
《雷雨》采用的是紧凑集中的戏剧结构,作者巧妙运用了 “回顾 ”和“穿插”的方法,把“现在的戏剧”和 “过去的戏剧”交织在一起,充分表现周鲁两家的矛盾冲突尖锐集中,剧情发展紧张激烈。
2、人物特点:
※第二幕出场的人物有30多个,有台词的近20人,但这些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关系也不复杂。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单一的,人物之间的联系也基本上是单线的、小范围的。整个一幕剧就是由一个个发生在茶馆中的小情节、小故事联成的,是平面展开的。
※曹禺的《雷雨》人物不多,却关系复杂,有主有次,人物的语言动作都围绕着同一个矛盾展开。30多年间周鲁两家的矛盾始终交织在一起,贯穿全剧。
《茶馆》特殊的戏剧冲突
“剪影式”地展现了清末社会的众生相。人物仿佛是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迹必然地运行着。正直、善良的人无法摆脱厄运的袭击,那些异常活跃的社会渣滓,各自遵循着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人物与人物之间每一个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如李三的报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哀告,逃兵的蛮横,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黑暗,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深刻地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渗透、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荒淫、腐败所造成的农民破产,市民贫困和社会黑暗。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日将临。
充满幽默风格的语言
唐铁嘴夸耀自己抽白面的对话,看似可笑,却激起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
王利发问报童“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像句玩笑话,表现的却是人民对动荡时局的不满。
松二爷看见宋恩子和吴祥子仍穿着灰色大衫,外罩青布马褂说:“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既表现出松二爷的怀旧情绪,也讽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
作者把对黑暗社会的讽刺、批判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联系起来,在微笑中蕴藏着严肃和悲哀,寓庄于谐的幽默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深长的回味和思考。
田汉与《关汉卿》
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著名戏剧家。1916年随舅父留学日本,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现代时期的作品有话剧《咖啡店的一夜》《获虎之夜》《苏州夜话》《名优之死》《顾正红之死》《回春之曲》等。与聂耳、冼星海合作创作了大量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中国的国歌。与夏衍、阳翰笙等参加艺华影片公司,编写拍摄了许多电影。
解放后创作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等,整理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在历史剧的创作和改编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文革”中惨遭残害,病死狱中。
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北京)人,古代伟大的戏剧家,元杂剧的奠基人。主要的杂剧有《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
为民请命是《关汉卿》的政治主题;“铜豌豆”性格则是该剧的精神主题。
采用了“戏中戏”的结构和话剧加唱的形式。
遗憾的是将关汉卿过于政治化和革命化,戏剧呈现出浓烈的观念色彩,对关汉卿作为“风流才子”和“杂剧班头”的表现不够。
十、十七年散文
中国散文概况
中国传统散文是大范围的,其特性是“本色”,散文应是最个人化和最自由的文体。
五四后引进“西方文艺学”的散文,其来自英国,充满智性、幽默。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散文是“小品文”。
十七年时期, 人们追求散文的审美,歌颂—抒情—追求诗意
打破散文审美定势的两人——巴金(《忏悔录》)和余秋雨(“历史文化大散文”——借助山水抒发历史之感,写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挣扎,引起人们的共鸣;同时亦把人个经验表达一种个人的“怨”。)
十七年散文概述
(一)1949-1956年为第一阶段:通讯、报告得到了空前发展。
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巴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朝鲜在战火中前进》;
二是迅速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柳青《王家斌》、华山《童话的时代》、臧克家《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石油城》。
缺陷:题材不够广泛,体裁过于单一,存在较多的概念化倾向。以歌颂为主,较少干预生活、沉潜生命人生的作品。
(二)1957-1966年,是十七年散文创作的第二阶段:当代散文的活跃时期。
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题材更为广泛,思想较为深刻,艺术较为精湛,作品数量多,出现了风格日臻成熟的作家和艺术趋于圆熟的作品。 杨朔《海市》,秦牧《花城》,刘白羽《红玛瑙集》,巴金《倾吐不尽的感情》,冰心《樱花赞》,吴伯箫《北极星》,碧野《情满青山》,方纪《挥手之间》,峻青《秋色赋》。
(三)60年代初期,出现了杂文短暂的繁荣。
《北京晚报》开辟以“燕山夜话”为题的杂文专栏,由邓拓主持,其后,《前线》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开设了“三家村札记” (邓拓、吴晗、廖沫沙主持)和“长短录”专栏(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撰稿)。这些杂文针砭时弊、尖锐活泼、坚持真理、旗帜鲜明,敢于触及社会中的一些矛盾,与歌颂性的散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邓拓《一个鸡蛋的家当》
小结:十七年时期的散文由于受到“左”的文艺理论和“左”的僵化观念的影响,作家基于统一的思想表现模式,限制了散文创作题材和体裁的多样化,主要体现为豪言壮语式的歌颂,缺少真情的抒写,整体艺术成就不高。
十七年散文的审美特征
1、选材上以“时代精神”为准则
2、艺术构思上的“诗化现象”
3、审美层次上的日趋简单化
杨朔的散文
杨朔(1913-1968) ,山东蓬莱人。1937年参加革命,从事革命文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抗美援朝期间,他曾赴朝鲜前线,著有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抗美援朝结束后,杨朔主要从事外事工作,同时致力于散文的创作。文革中杨朔遭到林彪、“四人帮”迫害,服安眠药自杀。代表作有《荔枝蜜》《雪浪花》《香山红叶》《茶花赋》《海市》等散文名篇。
杨朔散文的特征:
1)散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品的基调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
2)注重诗境的创造(诗化美)。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在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新意上做文章,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来寄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高尚情操。
3)结构精巧(起承转合)。常常大处着眼,小处落笔,采取寓大于小、寓远于近的艺术表现方法。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现一片崭新天地,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
4)语言精美,音韵和谐,具有清新俊朗、婉转蕴藉的风格。
局限:散文思想内容过于时代化;刻意追求诗境,惯用象征、比附,艺术表现有雷同倾向(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缺少对生活的真情实感。
杨朔的散文模式 ——五六十年代当代中国作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精神载体”
1、身份角色——从知识分子(作家)转变为战士,表达的是战斗的情怀,表现一代中国作家由为祖国而战到为祖国而歌的创作历程。作家将自我融入大众,在艺术本体与社会本体之间倾向了社会本体,形成当代散文的歌颂模式。
2、“物—情—理”的构思模式,带有伪饰性的诗化倾向。这种“颂歌”式的模式是那个时代的侧影。其中的“理”不是个人思考与生命搏动,而是政治中心的理念,由理带出情物,然后在写作的时候,再把顺序倒过来,形成物—情—理模式,这便造成了诗化的造作。
3、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改造、规定了个人的抒情话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规定了作家的情感指向和思路。十七年散文抒发的是现实感而非生命感,是时代的热情,而没有作家真实感情的流露。
秦牧的散文
秦牧: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人。以散文著称于文坛。《古战场春晓》《土地》《潮汐和船》《花城》《社稷坛抒情》等散文是他的代表作。
秦牧散文特点:
1)散文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2)散文题材广泛、融知识性、思想性、抒情性于一体。谈古论今、旁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和知识根底。如《土地》。十七年间,秦牧提出了散文题材与表现形式多样化,散文知识化、艺术化等主张。
3)散文真正具有“形散而神不散”,表达方式没有固定格式,潇洒自然,语言流畅讲究,文笔游走灵活,联想奇妙,思路开阔,感情自然流露。
4)语言流丽酣畅、凝练生动,具有“林中漫步”和“灯下谈心”的行文风格。
不足:过于强调知识性,有些冗杂拖沓之感;强调哲理,表现出说教气。
刘白羽的散文
刘白羽(1916-2005)现代著名作家,北京通州人。在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创作方面都有所成就。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出版的散文集有《红玛瑙集》《秋窗偶记》《冬日草》《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他的散文基调是歌颂光明、歌颂英雄的人民,具有深刻的哲理性,风格激越、刚健,闪耀着时代的光彩。
刘白羽散文的特点:
1.散文的基调是歌颂光明、歌颂英雄的人民,具有深刻的哲理性。
2.善于使用对照手法制造波澜,结构错落有致。
3.融情于景,借以抒写壮怀激烈的诗情,是刘白羽散文的基本特色。
4.雄浑豪放,是刘白羽散文的基本风格。
散文三大家风格比较
1、从作家的气质、创作态度和总体风格来看
杨朔——诗人气质——散文——诗—— 一座园林
刘白羽——战士——散文——武器—— 一团烈火
秦牧——学者——散文——无所不谈—— 一座花城
2、从艺术手法来看
(1)选材
杨朔——托物言志,以小见大。
刘白羽——选取壮美的景物和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
秦牧——丰富多彩,涉笔成趣。
(2)构思
杨朔——从平凡的事物中提炼诗意
刘白羽——从纵的方面进行联想
秦牧——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杨朔——清新委婉
(3)语言
杨朔——清新,有韵味
刘白羽——刚健绚丽,气势雄浑。
秦牧——自然亲切,讲究文采。
十一、文革文学
文革文艺概说
文化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掀起以文艺界为切入口。
1、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评<海瑞罢官>》的出笼;
2、1966年2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3、主要文件:《纪要》和江青的《谈京剧革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初澜的《京剧革命十年》和江青的《谈京剧革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初澜的《京剧革命十年》
文革文学专政
1、激进文艺思想独霸天下。
2、清算文艺“黑线”以“纯洁”文坛。文学刊物急剧减少,大批作家遭到迫害。
3、官方组织文艺生产。特定政治主题的”御用“写作、评论,集体写作盛行。
实质:战争文学思维在和平时代的疯狂肆虐。
“文革文艺”理论主要观点
1、“根本任务论” :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
2、“三突出原则” :在所有的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3、“主题先行论” :先有主题思想,然后再到生活中选择人物、寻找故事,以表现既定的主题思想。
文革文艺的程式化特征
1、人物设置:大多数小说竭力写“高大”、“完美”的“主要英雄人物”,作为英雄人物的对立面的,通常是“阶级敌对力量”(“文革”时期属于这类人物的如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暗藏特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并在这两者之间设置各种“问题人物”(“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受敌对势力蒙蔽,或道德品质上有问题等)。
2、情节:围绕中心事件(例如生产建设、政治斗争等)展开矛盾冲突,其结局一般是“主要英雄人物”在群众的支持下,教育、争取“问题人物”,最后孤立和战胜“阶级敌对力量”。
3、叙事特征: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是以全知全能的身份出现的,并不时发一通议论,小说品格中应有的那种人物心理、行为和情节展开的独立性,以及叙述与干预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已被消解或极大简化,读者听到的,是凌驾于人物、故事之上的意识形态权威的粗暴的声音。
革命样板戏
“样板戏”的形成
1、江青对现代京剧的改造 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原则是: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道德教化,从理想出发来设计情节和戏剧冲突,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江青在把京剧现代戏进行“样板化”的过程中,坚持这些创作原则,并把这些创作原则更加极端化:
2、极端化原则:
反映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作品必须突出毛泽东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军事路线。
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生活的戏要以阶级斗争为核心。
从观念出发,把英雄人物塑造成“高大全”式的 人物。
依照“三突出”模式安排人物关系,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从反对“人性论”出发,去掉表现人性、人情的情节;为了强化阶级对立,去掉正面人物所谓的“软弱情节。
3、戏剧艺术家在京剧现代戏和“样板戏”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样板戏在样板化前已形成了基本的艺术格局,(并不是江青独创)。如《沙家浜》中“智斗”《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与栾平的戏。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将民间艺术模态形式融入样板戏中;戏剧形式上的改革与探索(灯光、音乐、场景设置);尽量生活化、通俗化引起人们的观看兴趣;艺术上,使人物性格塑造、戏剧冲突设置尽可能合理化;尽可能发挥戏剧表演艺术,与观众惊醒交流与沟通。
京剧现代戏和“样板戏”基本都是专业人员创作、编排的,有独特的艺术性。其艺术样式包含了传统的中国戏剧京剧和来自西方的芭蕾舞、交响乐等现代艺术。
4、观众对京剧现代戏和“样板戏”创作过程的影响
戏中表现出较浓厚的道德理想,符合观众的审美要求。
戏中有大量传统民间文化的因素。
“样板戏”在艺术上对传统京剧的改革
1、写实与虚拟结合
如《智取威虎山》 中的“马舞”,《沙家浜》中的“奔袭”。
2、打破传统的主演制,以剧情和塑造人物为主。
3、音乐上的创新
(1)扩大音乐的功能。
如《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音乐。
(2)声乐方面,突破程式化,依据人物的性格、环境的不同进行创作。
如《红灯记》中“我家的表叔”,《沙家浜》“斗智”中三个人物的唱段。
4、念白的个性化、通俗化、生活化
如《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
如何理解“样板戏”
“革命样板戏”是公开文学中最为显赫的作品,是当时极左政治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努力的 集中体现。“ 样板戏 ” 最主要的特征,是文化生产与政治权力机构的关系。在 30 年代初的苏区和 40 年代的延安等根据地,文艺就开始被作为政治权力机构实施社会变革、建立新的意义体系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组织、制约文艺生产的方式和措施。
政治权力机构与文艺生产的这种关系,在 “ 样板戏 ” 时期,表现得更为直接和严密。作家、艺术家那种个性化的意义生产者的角色认定和自我想像,被破坏、击碎,文艺生产完全地纳入政治体制之中。
“ 样板戏 ”本身的意义结构和艺术形态,则表现为政治乌托邦想像与大众艺术形式之间的结合。
文艺生产完全地纳入政治体制之中:
它在文艺观念上的“根本任务论” 是毛泽东所提倡的 “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集中和极端化,前者发展 为“文革”中对政治斗争的直接参与,后者则直接简化为工农兵形象 “占领”舞台;它所选取的题材分布于中共党史的各个时期,力图勾 勒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其艺术样式包含了来自西方的芭蕾舞和 交响乐等现代艺术和传统的中国戏剧京剧,但又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 作了许多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形式改革;在表现方式上则以“三突出” 的原则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 ,起自于“大跃进”时 期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在“样板戏”的出台过程中被再次实施并强行推广,在这样的 “创作”过程中,作家完全陷于工具化的机械劳动之中,他对时代和 社会的个人感受几乎不可能通过文学创作去公开表达,同时,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不断改造和利用。在这个意 义上,“革命样板戏”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传 统摧毁、压制、改造和利用在文艺领域中的典型体现。
政治乌托邦想像与大众艺术形式之间的结合:
“ 样板戏 ” 选择的,大都是有很高知名度的文本。在朝着 “ 样板 ” 方向的制作过程中,一方面,删削、改动那些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 “ 纯粹性 ” 的部分;另一方面,极大地利用了传统文艺样式 ( 主要是京剧 ) 的程式化条件,在脸谱化人物和人物关系的设计中,将观念符号化。不过,这一设想的实施,在“ 样板戏 ” 的不同剧目中,存在许多差异。一些作品更典型地体现了政治观念阐释的特征 ( 如京剧《海港》 ) ,另一些由于其创作的文化来源的复杂性,使作品也呈现多层、含混的状况 ( 如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 而这正是这些剧目在政治意识形态有了很大改变的时空下,仍能保持某种 “ 审美魅力 ” 的原因。
样板戏的文学特征
1)“样板戏”的结构要素 :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历史故事;二是经过改造的古老戏曲形式(京剧)、西方古典艺术(交响乐和芭蕾舞);三是精细的艺术形式。
2)“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特征:1、为对中心政治任务的宣传服务;2、两结合的创作理论;3、利用大众艺术形式;4、利用“脸谱化”、“程式化”等简单的技巧,直接将政治观念变成美学符号;5、组织方式上的“三结合” 。
其他艺术门类的“样板”
“样板小说”
“样板电影”
“样板歌曲” :特别是“毛主席语录歌” ,形成具有狂欢色彩的群众歌咏运动 ,与此相应还形成了“大字报” ,以及“红卫兵诗歌”的海洋。
浩然的小说创作
浩然(1932~) 原名梁金广,笔名白雪、盘山。浩然于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珍珠》、《蜜月》、《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短篇选集《彩霞集》,散文集《北京街头》。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3卷本),被改编摄制成同名电影。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金光大道》。1974年发表了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粉碎“四人帮”后,出版有短篇集《花朵集》、《姑娘大了要出嫁》、《高高的黄花岭》,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苍生》(获1990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播出),以及《浩然选集》等。浩然是生活在农民中间、为农民而写作的作家,作品充满了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
《艳阳天》
这部长篇的第一、二部分别出版于 1964 年底和 1966 年初,第三部的出版则迟至 1971 年底。《艳阳天》的故事发生于 1957 年夏天,写北京郊区东山坞农业社围绕 “ 土地分红 ” 和粮食问题所发生的冲突。农业社党支部书记、社主任萧长春,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他带领 “ 贫下中农 ”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对立面的,有农业社副主任、“老党员”马之悦,“反动地主”马小辫,另外,也有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状态人物”。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这种结构形态,在五六十年代的若干长篇中已经具备,但《艳阳天》却更分明,更切合激进派所描述的社会结构和文学结构模式:对立的阶级力量的性质更加清晰,“阵线 ”更加分明,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激烈,而且,“阶级斗争”已被组织成笼罩全部社会生活的网。
50 年代农村生活的这段“历史”,在60年代的浩然的笔下,有了与《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既有些相似、但也不同的叙述。它被誉为“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艳阳天》在根据“本质真实”的规定来构造历史时,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有特色的叙述语言,“现实主义”小说对生活色彩(习俗、语言、情感方式等)的重视,使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丰富性,而在当时拥有大量的读者和听众(注:“文革”期间,《艳阳天》在国家电台“小说连播”的节目中播出,受到尤其是农村听众的广泛欢迎。
《金光大道》
浩然在学习了“样板戏”和提高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之后,开始了另一部长篇《金光大道》的写作。他更自觉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来塑造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并检讨写《艳阳天》时,注意力只在“基层”,对“上面,尤其是高一层领导”缺乏认识的缺陷。因此,在《金光大道》中,矛盾斗争写到了“县一级领导干部,并开展了面对面的争” 。比起《艳阳天》来,在适应意识形态要求上更为自觉,而在艺术上也更有力贯彻当时倡导的 “典型化”的象征方法。无论是作品中人物的个体意义,还是作家的体验本身,都被整合到小说所认同的“文革”统一的历史叙述中。浩然创作的被褒奖,在当时是为了标示这样的创作道路:有着一定生活体验和表现能力的作家,如何自觉调整、限定自己的步调,来进入一种有较强规约性的创作体制之中。当然,不能说《金光大道》中,作家所有的个人经验和想像已被完全“改造”,这之中仍存在着一些空隙,一些裂缝。
“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
一、“白洋淀”诗群
1、“小小的传统”:食指。
⑴ “一代人的心声”。
⑵怀疑、叛逆的精神。
⑶诗体与情感。
2、诗人的精神“资源”
⑴“灰皮书”阅读与诗的写作。
⑵ “下乡”与“放逐”。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独特贡献
以真率朴素的态度,将个体的真实而独特的经验彰显出来。
敏锐地抓住个体的“我”心灵中的几个幻觉意象,并把它们自然而集中地组合起来。
对母爱的眷恋,使政治权力者们制造的所有神话在普通而强烈的人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现实的黑暗、悲哀与人性永恒的喟叹赤裸裸地表露出来 。
3、芒克
⑴、流宕其间的不屈的热情。
⑵、明朗透彻的诗风。
《阳光中的向日葵》
4、多多
⑴、“形而上”地对人的生存的追问。
⑵、灰暗的生存现实与“犁”式的生命冲动。《北方闲置的田野上有一张犁让人疼痛》
二、手抄本小说 对现实的批判
1、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第二次握手》写丁洁琼、苏冠兰等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和爱情:在旧中国报国无门,只好栖居异国他乡;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归来,献身祖国科学事业。小说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知识分子的道路的描写,并没有偏离 50 年代以后所确立的叙述框架。它在 “ 文革 ” 中所得到的截然对立的评价 ( 一方面广泛秘密流传,同时却为政治权力看作是 “ 流毒全国 ” 的 “ 反动小说 ”) ,根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小说对于知识、 “ 爱国的 ” 知识分子、科学界权威所持的肯定、赞颂的立场,被认为其 “ 要害 ” 是 “ 要资本主义 ‘ 归来 '” 。对周恩来等政治人物的歌颂性叙述,也是小说受到忌恨的重要原因。当社会政治语境的这些因素淡化之后,小说在 “ 文革 ” 期间产生强烈魅力的条件也随着削弱。因而,在提出新的社会、文学问题的 80 年代,小说的公开出版反而没有出现预期的热烈反响。
2、靳凡的《公开的情书》 思辨、说理色彩和强烈的感情抒发。
《公开的情书》,初稿完成于 1972 年,曾以手抄和打印本方式流传。1979 年经作者修改后,发表于文学刊物《十月》 ( 北京 ) 上。这部中篇,由几个 “ 文革 ” 中从大学毕业,到山区、农村劳动的青年 ( 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等 ) 之间的通信组成。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也没有通常小说的人物描写和性格刻画。思辨、说理色彩和强烈的感情抒发,是小说的构成要素。这些往来信件所处理的,是已脱离 ( 自觉的,或被动地 ) 规范的生活轨道的年轻人,对现实处境和生活道路的思考,对所关切的人生、爱情、责任、民族未来等的探索。这种对未明道路的思考和辩论,使激情的基调中包含着紧张和焦躁。
3、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对历史“含混性”的揭示,对理性力量和人控制历史的信心的怀疑。分春、夏、冬、秋四章。两个出身对立阶级家庭 ( 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 ) 的青年,在 “ 文革 ” 前夕到结束的十多年里的四次巧遇中,来铺排有关历史、人物、爱情、宗教等问题的讨论。其中,历史的 “ 含混性 ”的揭示,对理性力量和人控制历史的信心的怀疑,是所涉及的问题中最激动人心、而又最具争议性的。对这些诱人问题的讨论的热忱,使这个中篇常会不顾写实小说对于情景“ 真实性 ”的要求。
4、赵振开的《波动》 叙述青年人的精神扭曲,以及他们对“荒谬”所作的反抗。
写于 1974 年,也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阅。 1976 年 6 月和 1979 年 4 月两次修改,先后刊于《今天》 (1979) 和《长江》(1981 ,武汉 ) 等文学期刊上。比较起来,《波动》的形式要 “ 成熟 ” 些,也表现了更多的艺术探索的成分。它由多层的第一人称叙述构成多层的独白。小说的主要部分,虽也围绕青年人的命运展开,写他们的精神扭曲,他们对 “ 荒谬 ” 所作的抗争,但在展现他们存在的环境上,比另外两部中篇要较为开阔。这部小说透露了这样的感知: “ 一种情绪,一种由微小的触动所引起的无止境的崩溃。这崩溃却不同于往常,异样的宁静,宁静得有点悲哀,仿佛一座大山由于地下河的流动而慢慢地陷落 ……”
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批判
主要从精神悲剧的角度进行。它们都涉及原先确立的信仰的虚幻和崩溃,并为小说人物的“精神叛逆”的合法性辩护。在当时和后来,当人们出来批评这种“精神失落”和怀疑情绪时,《波动》等的回答是,这一代人的“悲剧生活”是不应该被否定、更不是过去的人的经历和思考所能包容和取代的。从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上,这些小说较早涉及了在 80 年代社会思潮、文学创作广泛涉及的命题。《晚霞》的主人公相信“善”的价值和人类实现的能力,支持个体心灵反省达到人格的提升,而批评了“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自命可以操纵他人”的“狂妄”。它提出了宗教式的心灵完善,作为拯救和自赎的理想道路。因此,小说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后,引起争论,受到散播“宗教迷雾”的批评。《情书》所张扬的则是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先觉者的骄傲。作品中被看作是这一圈子的“精神领袖”的人物申明,人们“将从我们的思想能给”他们多少光明“来判断我们的工作价值”。它重视的是思想探索和社会行动。在这三部小说中,《波动》并不试图设计方案。它只是质疑了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它表达了悲观,同时也试图反抗悲观。
《天安门诗抄》
1976 年丙辰清明节悼念周恩来、讨伐“四人帮”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初步觉醒和抗议呼声,《天安门诗抄》便是这一诗歌运动的总结。
1976 年底,在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文革”宣告结束之后,童怀周将他们搜集、保存的部分诗词誊录、张贴于天安门广场,并发出征集散失作品的倡议书。倡议得到广泛响应。在征集到的数以万计的诗词中,选出一千五百多篇,编成《天安门诗抄》于1978年12 月出版。《诗抄》所收录的,有的并不是诗词 ( 如挽联、悼词、祭文等 )。诗词中,以并不严格依循格律规则的旧体诗、词、曲居多,新诗只有一小部分,这基本上反映了1976年初 “天安门诗歌”中旧体诗与新诗的比例。旧体诗词的现成格式,可被套用或翻新的比喻、典故,甚至现成的句子,对于非专业写作者而言,是简练而有所隐晦地表达其政治观点和情绪的较佳选择。特别是70年代进行政治抗争的人们,可以通过传统形式,找到清浊、忠奸、贤良宵小对立的思想材料,来表现他们的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道德评价。
文学与政治
天安门诗歌的写作,特殊的发表、传播方式,和后来的搜集活动,《天安门诗抄》的出版 ( 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题写书名 ) 等,都属于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组成部分。这是“文革”间美学日常生活化和诗歌政治化在另一向度上的典型体现。在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创造方面,它们并不能提供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不过,在恶劣、严酷的压力下,诗的写作者的真诚态度,对于独立的思想和写作方式的坚持,对当代诗人应该说具有持久的启示意义。
小结
“文革”期间的公开文学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而遭到摧残,而地下文学的发展表现了作家对专制暴政的反抗以及对人性的执著追求。潜在写作虽然只能以破碎的形态存在,但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文革”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企图制造的大一统局面的失败。它的存在意义已经不仅仅限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而在于不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一代新人,他们都在那个价值失落的疯狂年代, 找到了现代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
十二、80年代文学
一、改革开放与新时期文学
“二为”方向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利于克服和防止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片面、狭隘的理解。过去,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我们长期以来都是遵从“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把文艺跟政治的关系说成是从属关系,容易导致对文艺的横加干涉,限制文艺创作的题材、表现方法,驱使文艺去简单地图解政治或具体政策,从而破坏艺术创作的规律。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用“两为”方向取代这种文艺口号,可以为文艺创作创造宽松、和谐、相互信赖、相互尊重的环境和气氛。有利于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三只报春的燕子”
指的是最早展露新时期文艺复苏迹象的三篇作品:白桦的剧本《曙光》、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现代主义的冲击
80年代初,西方现代的许多哲学思潮不断被引进,像“实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均被一些文艺批评者所接受。与此同时,尼采、萨特、布莱西特、海明威、塞林格、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昆德拉等外国作家作品纷至沓来,不仅拓展了中国作家的艺术视野,而且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
文学创作领域先后出现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戏剧”等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随后,“黑色幽默”、“意象诗”、“荒诞戏剧”、“元小说”、“新新闻体”、“表现主义”等各类艺术表现手法,都陆续进入新时期文学,打破了创作方法单一的旧格局,创造了多样的艺术审美形态。
文学发展两大阶段
1、80年代前期文学创作主线
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一方面,在承认文学的“革命”性质的前提下,推动文学挣脱图解政治概念、复制社会生活表象和僵化艺术模式控制的状况;另一方面,在维护文学作为“艺术”的“特质”,和重视文学社会承担、批判职能,倡导作家的“启蒙”精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结合。对“写真实”和“现实主义”的重申和坚持。
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则是“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戏剧,特别是话剧也大多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已经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但还未成为显在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从总体而言,这几年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是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的,也大多具有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是后来不再重视、并为一些人怀恋的“昔日的光荣”。
2、80年代前期文艺思想论争
1983年至1984年间开展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学问题和现象被作为“精神污染”列举的事项,除了周扬等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外,还包括:“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创作上“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渲染各种悲观、失望孤独、恐惧的阴暗心理”,“把‘表现自我’当成唯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
3、80年代后期文学转折—小说
80年代中期文学的变化,因1985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定的文学“转折”的“标志”。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马原的《冈底斯的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于这一年(注:马原等的这些小说,分别刊于1995年的《上海文学》第2期、《上海文学》第1、7期、《现代人》第2期、《人民文学》第3期、《中国作家》第2期、《文学月报》1985年第5期、《中国作家》第2期、《人民文学》第6期、《人民文学》第8期、《西藏文学》第1期。)。
4、80年代后期文学转折—诗歌
1985年或更早一点时间,“朦胧诗”已经“式微”。除了杨炼、顾城还不断有新作问世外,其他作者的作品日见减少。与此同时,出现了更多的被称为“新生代”的诗歌写作者。他们不仅反叛当代的诗歌“传统”、而且揭起超越、“反叛”“朦胧诗”的旗帜。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诗歌社团。比起其他的文学样式来,“新生代”诗歌的“实验”要更大胆、激进;加上诗歌界由于观念等的歧异所形成的严重分裂,他们的诗一般难以得到“主流”诗界的承认,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机会也不多。自编、自印诗报、诗刊、诗集,是作品“发表”的主要方式。
5、80年代后期文艺论争--现代派文学
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一是所谓文学的“寻根”,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另一是“现代派”的文学潮流。前者由一批青年作家发动,其主旨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抗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载体),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当时被指认为“现代派”文学的,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陈村、韩少功的一些小说。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相似的主题:表现对于世界的荒谬感,写人的孤独,有的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且常用象征、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方法。文学“寻根”引起了争论,“现代派”文学也同样。
和几年前的争论比,这次对“现代派的”争论,提出问题的方式虽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批评者和支持者意见本身,却已发生分裂。热烈赞扬这些作品的,有的认为中国当代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派”,这是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创新;有的则指出这些小说的核心是表现时代的进步,“而不是精神的颓废”,在“荒诞”、“魔幻”的外衣下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在批评的意见中,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原则,是文学的“堕落”的严厉指责依然存在;但又出现了这些作品还不够“现代派”(以西方某些“现代派”文本为标尺),而有了“伪现代派”的谑称。
80年代后期文艺论争—文学研究
刘再复发表了引起争论的《论文学主体性》的长文。他以人道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来建立了他的“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系统”——这一“体系”构造的现实动力,来自于对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文学创作上的机械反映的厌恶和批判。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陈思和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先后发表。(注:黄子平等的文章刊于《文学评论》(北京)第5期,他们三人并在这一年的《读书》(北京)上,连续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发表“三人谈”的对话。论文和对话等,编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陈思和的文章刊于《复旦学报》(上海)1985年第3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强调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整体”把握的主张,不仅推动研究视角、方法的更新,而且暗含着一种重要的观察、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尺度的提出,因而其影响不仅限于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80年代后期文艺论争—文学自觉
在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这些命题的提出,表达了作家对文学在人的精神活动领域的独特性地位的关切。在涉及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上,则包容着多个方面,如对于要文学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清理(“干预生活”这一口号这时受到广泛怀疑),对文学只关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反省,以及长期以来忽视文学的“本体”问题的检讨。这说明,当代作家原先过分注重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出现了分裂。在此时,“文学自觉”既是一种期待,也可以说是对已存在的部分状况的描述。不过,期待之物所带来的苦涩“后果”,也开始体味到。
1988年初,《文艺报》发表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载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作者王蒙,署名阳雨)一文,反映了在作家分化、“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边缘化”、读者对“严肃文学”的关注程度降低等趋势面前,文学界的复杂的心理反应。对于“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有的认为是文学的“疲软状态”,是作家“脱离现实”、失去对社会迫切问题的敏感和把握能力所致。另外的看法则认为,这是文学走向自觉、深沉,走向成熟的开端。
二、创作自由与文学审美意识的觉醒
1、伤痕文学
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的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伤痕文学走出了文革的假大空颂歌模式,直面血泪人生。蓬勃发展时间为1978-1980年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年11月)用艺术的形式对刚刚逝去的文革提出了质疑,标志“伤痕文学”的发端。卢新华《伤痕》、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啊!》、莫应丰《将军吟》、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等。
⑴得名
在七八十年代,“文革”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也是作家思考表达的焦点。由此产生了伤痕文学,无情地揭露了文革造成的社会问题,极力伸张人道精神,努力恢复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最先出现的文学创作潮流。“伤痕文学”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接着,卢新华的《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伤痕文学”因此得名。
⑵内容
伤痕文学主要表现文革十年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伤痕,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精神意识的荒芜与畸形;
二是心灵情感的压抑与残缺;
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严重破坏。
⑶伤痕文学的特征
1.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倾向
2.善良人受损害的情节模式
3.宣泄义愤的情感模式。缺少深刻的悲剧性思索
4.哀而不伤的悲剧美学意蕴
⑷伤痕文学的局限
1.社会意义上,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
2.艺术表现上稍显幼稚。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血淋淋的材料堆砌,缺乏必要的提炼;急于宣泄情感,缺乏必要控制。
3.悲剧精神流于表层,模式化的喜剧结尾。
⑸伤痕文学作品
※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
※卢新华《伤痕》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讨论最终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部作品成为我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声。
《伤痕》与《班主任》的区别:
1、叙事视角不同
2、人物具体行动方式不同。
张贤亮,1936年生,江苏人。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0余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重要作家。1993年初“下海”创办华夏西部影视,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成为有名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被誉为“中国一绝”。张贤亮以“出卖荒凉”获得了文化商业的成功。
主要作品: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早安朋友》《绿化树》;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
伤痕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在他的同类中寻求到友谊与关怀,而要把他的爱倾注到一条四足动物的身上时,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段难言的痛苦和正在苦熬着不能忍受的孤独。
很多个夜晚,他都是搂着它来相互取暖,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好像世界上只剩下他和他的狗了。其实,邢老汉是有过家,有过女人的。要真正理解他和他的狗之间相依为命的感情,还得从这点说起。
张贤亮早期作品中善于对朴素的民间情义加以歌颂,发掘普通人原始的内心美与人间温情,批判极左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悲惨事实。
周克芹(1936—1990):四川简阳人。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分别获1980年和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20世纪70年代四川一个偏僻农村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老农许茂和他几个女儿的家庭、婚姻、爱情等悲欢离合的故事,揭露了“文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破坏和在农民精神上造成的创伤,反映了70年代风云变幻的社会面貌,以及逆境中人的生存意志和信念。作者以一个家庭的矛盾纠葛和人物性格的变化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变化,起到了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
2、反思文学
⑴概述
●定义:略晚于伤痕文学出现的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在社会内容上的扩展和深化了。、它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道路的曲折过程联系起来,深刻揭示建国以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作品着重对“文革”、对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作品:
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最早问世的反思小说;委婉柔美风格向刚柔并济风格的转变之作,引起了文坛对农村发展曲折道路的反思和关注)、古华《芙蓉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路遥《人生》、王蒙《布礼》《蝴蝶》、张贤亮《绿化树》《灵与肉》、韩少功《西望茅草地》、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谌容《人到中年》、刘真《黑旗》、叶文玲《心香》、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树立了新时期第一个成熟而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鲁彦周《天云山传奇》。
(2)反思文学的主体:归来作家
“五·七”派作家:王蒙、张贤亮、丛维熙、张弦、高晓声
“五·七”诗人:艾青、邵燕祥、公木、公刘、白桦、流沙河、牛汉、绿原、曾卓、鲁黎
重要特点:亲身经历历史的遭难,将生命的挫折与历史的挫折联系在一起。归来之后,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对文革的批判(伤痕文学阶段),而是将文革的悲剧与中国当代的政治历史联系起来考察,透过人物的命运遭际投射出历史反省的冲动,即出现了“历史反思文学”。
(3)反思文学的内容:
反思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和“左倾”思潮对人们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古华《芙蓉镇》
揭示封建残余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在人们精神上的烙印
叶林蔚《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
对党和人民的关系的反思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
王蒙《蝴蝶》、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王蒙《蝴蝶》 心理结构与情节结构相结合,前者大于后者——东方意识流。
主人公张思远 人民——老爷——文革:张老头——文革后:张部长
部分采用心理时间、幻觉和实觉相结合,意识与潜意识相交织,构成情节和情绪结合的双线式复式结构。
王蒙 (男)(1934-)曾用笔名阳雨。原籍河北南皮,出生于北京。1940年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45年入私立平民中学学习,中学时代与共产党地下党员接触,受到影响。建国后,担任青年团干部,开始文学创作,1953年着手写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并于1956年9月定稿,但因"反右斗争"被禁止出版,直到二十多年后来得以出版。195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小豆儿》,1956年以一篇"干预生活"的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引起轰动,1957年因这篇小说获罪被划右派。1958-1962年在北京郊区劳动。1962年曾到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同年发表了《眼睛》、《夜雨》等小说。1963年赴边疆思想改造,举家迁至新疆伊犁。曾在那里任汉语翻译。1978年调回作协北京分会,重新发表小说,1979年平反。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1990年卸任。文革后撰写了大量作品,出版小说集《深的湖》、《冬雨》、《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在伊犁》、《星球奇遇记》、《我又梦见了你》、《坚硬的稀粥》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踌躇的季节》、《青狐》等,评论集《漫话小说创作》及《王蒙、王干谈话录》、《红楼启示录》等。其中《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蝴蝶》、《相见时难》等先后获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奖。有广泛的国际声誉,曾获得意大利的蒙德罗文学奖和日本创作学会的"和平文化奖"等。他的创作一直求变求新,经常领风气之先。
王蒙小说的艺术探索:意识与潜意识的心理再现、多声音的叙述、心理小说结构
什么是意识流?
“意识流”的提法,最早出现在研究心理学的著作中,最先由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来。他在1884年发表的《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人类的思维活动是一股切不开、斩不断的“流水”。他说:“意识并不是片断的连接,而是不断流动着的。用一条‘河’或者一股‘流水’的比喻来表达它是最自然的了。此后,我们再说起它的时候,就把它叫做思想流、意识流或者主观生活之流吧。”后来,他又在《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的第九章中加以详尽的阐发。詹姆斯提出的“意识流”概念,强调了思维的不间断性,即没有“空白”,始终在“流动”;也强调其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意识是一种不受客观现实制约的纯主观的东西,它能使感觉中的现在与过去不可分割。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文学家,并被他们借用、借鉴,从而进入文学领域,作用于作家的创作,从而导致“意识流”文学的产生。
对扭曲的人格或不健全的文化心理以及国民性的剖析和针砭;高晓声《陈奂生上城》
(4)反思方式:
创作主要焦点在于对“人”的反思上;历史反思、文化反思、生命反思。
(5)“反思文学”的主题层面
“人道主义”的刻意张扬:《如意》关注人情感方面的需求。张笑天《离离原上草》
婚恋主题的开掘:确立爱情的位置,呼吁婚姻选择的自由,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1978年末,刘心武短篇《爱情的位置》首次触及这一敏感的主题。张弦短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新时期的爱情主题两大发展方向:
第一类、或针对影响“爱情”正常发展的外部阻力进行描写,或将爱情放在讴歌“善”或抨击“恶”的道德层面上进行描写。路遥中篇小说《人生》
第二类、对“爱情”本身进行了反复的诘问与思考《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春天的童话》(遇罗锦)、《我们这个世纪的梦》(张辛欣)、《方舟》(张洁)等。
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赞颂《迷人的海》中的“老海碰子”、《北方的河》中沉默、冷峻的“他”、《新星》中的李向南、《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
对人的社会价值、地位的思考:
右派小说和知青小说
右派文学
A、塑造“圣洁被难者”的形象。张贤亮《灵与肉》中的许灵均、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等,其中丛维熙在《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塑造的主人公范汉儒尤其具有代表性。
B、进行知识分子的“自我解剖”。张贤亮的《唯物论者启示录》系列(作品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及九三年到九七年间推出的“季节五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青狐》)
知青小说
“知青小说”的雏形,伤痕文学中1978年卢新华创作的《伤痕》。另外,张承志的短篇《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叶辛长篇《蹉跎岁月》。
A、对知青生活中的豪情壮志难以忘怀、矢志不悔。比较著名的有梁晓声“知青小说系列”、张承志长篇《金牧场》、史铁生短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梁晓声中篇《今夜有暴风雪》。
梁晓声的作品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知青运动,包括插队前的红卫兵阶段和知青返城后的种种现实经历,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知青命运的史诗”。
B、用客观的态度和冷静的感情对知青所处的复杂的社会网络进行描写,揭示出冷酷甚至丑恶的“知青”生活的另一面。比较优秀的有陆天明长篇《桑那高地的太阳》、张抗抗长篇《隐形伴侣》、陈世旭长篇《梦洲》、孔捷生长篇《大林莽》等。
(6)反思文学的艺术成就:
1.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历史经验的高度揭示“文革”的荒谬性和对“人”的全面伤害;
2.主题深刻,具有很强的理想色彩。
3.逐渐将对“人本身”的探索放在了文学表现的重点,很多作家转到对“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这使文学渐渐摆脱了为政治服务的单纯功能,作者们在力图挖掘人的“本性”的同时,也开始注重文学本身的一些审美功能,开始在小说的形式上进行努力探索,从而使小说的形态越来越丰富多彩。这些作品或张扬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甚至歌颂某种“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或思考生存价值,如“知青小说”中对往日做写实性却富于诗意的回忆与描述、“右派小说”中立足政治历史之上对自己的心理历程的解剖。
张洁
原籍辽宁抚顺,生于北京。幼年丧父,从母姓。酷爱文艺,尤其是诗歌和音乐。1956年高中毕业,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1960年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8年发表处女作《森林里来的孩子》(〈北京文艺〉1978.7),引起文坛注目,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触及爱情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柏拉图式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一敏感问题,引起文坛的大反响。1980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后为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现旅局美国。初版有《张洁小说剧本选》,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中短篇小说集《祖母绿》,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修改本)、《只有一个太阳》,散文集《在那绿草地上》,游记《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等作品集。其中《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分获1979、1983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母绿》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是反映改革的代表作品,发表后争议很大,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无字》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享有国际声誉,曾获意大利1989年玛拉帕尔蒂国际文学奖,被授予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她的作品初期特点是婉约清丽,在宁静悠远中呼唤人的真情;后来的作品则更关注社会现实,挖掘人性的复杂。对女性命运的关照是她坚持的立场。
《沉重的翅膀》人物分析
郑子云:革命高级干部,认真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并常向专家请教,以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改革方案,带着“沉重的翅膀”飞翔,家庭生活不如意,但“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压抑着他。
陈咏明:闪耀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光华。他坚毅、忘我,敏锐、果敢,勇开拓,善管理,重人才,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关心人,爱护人,善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人物对比:郑子云和汪方亮同田守诚、孔祥副部长的对立;局长级有方文煊与宋克、冯效先副局长的矛盾;车间主任则有吴国栋与杨小东的分歧;首长的秘书也有肖宜与林绍同的差异。这种强烈对比,一正一反,与小说的主题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是相呼应的。
《沉重的翅膀》的不足
《沉重的翅膀》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小说,明显地带着从政治体制的先在观念出发,用作家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和超前的社会体察,来虚构一种平面化的现实冲突。这种冲突仅仅驻足在生存经验上,无法进入精神存在的部位,即,它们还只是一种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简单冲突,未能深入到合理性与合理性之间的、超越逻辑理性的精神对垒。创作主体的艺术心灵无法彻底地放开,或者说被现实矛盾缠绕得无法走得更远……
路遥 (1949-1992),陕西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曾经务农,做过民办教师,在县里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了延安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任《陕西文艺》和《延河》的编辑。
反思小说《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个人奋斗史;重要的往往只有那几步,人生的选择性,选择的矛盾性。
为什么去城市?追求更好地生活;内心的自卑(根在农村)。
道德意识的判断决定其结局。
古华 ,生于1942年,湖南嘉禾县人,现旅居加拿大。代表作品:《芙蓉镇》(1981年发表,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被改编成电影)《美丽崖豆杉》《爬满青藤的木屋》《金叶木莲》《浮屠岭》。
《芙蓉镇》以60、70年代政治运动为背景,塑造了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李国香、王秋赦等人物形象。小说寓政治风云于民情风俗,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作品围绕芙蓉姐胡玉音勤劳致富却招来不幸的故事,揭露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和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
苦难模式:
好人受苦受难(结局:生则必获救得幸福,否则即死)
救难、领导解救的体现
审美上善恶对立,二元冲突,符合道德伦理安排
3、改革文学
(1)改革小说的内涵 把个性化的经历又拉至政治的高度
改革文学是以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题材的作品。因为长期存在的弊端和不能忍受的落后状况,使人们在反思的同时迫切要求实行改革。所以改革文学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是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相继出现的文学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作家开始把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关注现实中的改革发展,形成了风行一时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公认为“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其他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像》、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柯云路的《新星》、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等;着重表现对农村和城市改革出现的新气象的肯定,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和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
(2)发展阶段:
A、前期改革小说(1979——1981)
艰难的改革历程、改革英雄者形象、改革与反改革的冲突
B、后期改革小说(1982——1985)
精神震荡与道德困惑、普通人
(3)改革文学的主要特点:
◆热忱呼唤改革,对改革的进程作了及时快捷和持续的反映和描写;
◆力图整体反映变革中的时代、社会与人,描绘出改革是一个夹杂着挫折、失败、困惑,但又高扬着理想希望的不可逆转的复杂过程;
◆创造了一批改革家、开拓者形象为中心的“当代英雄”。
◆改革文学调整了文学反思历史,向后看的视点,使文学“回到当下”。
(4)改革小说作品
蒋子龙
1941年生于沧州。1965年从部队复员后回天津重型机器厂,当过厂长秘书、生产工段长、车间主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1976年以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强烈社会反响。1979年以《乔厂长上任记》再次轰动社会。短篇《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的秘书日记》《拜年》,中篇《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较强的可读性,特别是前期作品充满"开拓者"的热情。
《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小说关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以及带来的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改革者的形象塑造。
《乔厂长上任记》乔光朴形象分析 英雄法则 高大全
主动请命受命于危维之间
乔厂长:刚强果敢,敢斗敢闯,朝气蓬勃,积极进取,正直高尚,坚忍不拔,不畏艰险。
艺术特点:不足是理想色彩过重,形象欠丰满,类型化(议论过多)。好处是阳刚、大气、辽阔,剧烈矛盾冲突,少心理活动,细描、语言崇尚气势的雄浑和雄辩力。艺术感染力强,生活气息浓。
高晓声
(1928-),江苏武进人。50年代开始创作,已出版《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等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以乡土题材“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独树一帜,其小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精神历程,揭示了他们生活命运与政治、经济、历史和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关系。高晓声的文学成就在于他塑造了一大批“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表现他们在物资生活变化的同时,精神生活的变化和要求,形象地建立起他的国民性反思与批判的艺术世界。
“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动口的人,勇于劳动而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了欺骗会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着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但是,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高晓声:《且说陈奂生》)
《陈奂生上城》分析
对国民性的探讨,对农民历史命运的思考。物质贫困,精神也贫困。
陈奂生老实、质朴、勤劳、奴性、不敢做主人,安于现状,没有自主意识,处于弱势地位的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的自画像。陈奂生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身上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
作者对陈奂生既抱有同情,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陈奂生系列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力作,语言简约明快,以情节为依托,将笔力放在人物上,人物的精神心理随着情节的变化占据着作品的中心地位。
谌容 (1936~)当代女作家,汉族。原名谌德容。原籍四川巫山,生于湖北汉口。1957年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编辑和翻译。后当过中学俄语教员。曾三次到农村体验生活和劳动。任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谌容1964年开始创作,1980年因发表
《人到中年》文本分析
1980年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等奖。
物美价廉的中国知识分子。
眼外科主任孙逸,四十岁,心脏病,心肌梗塞,大学毕业后,先当四年住院医,不准结婚。姜亚芬,聪明热情、精干,被迫无奈申请去加拿大。陆文婷朴实,深沉,敏锐、忍让、宽容、自我牺牲。十八年,早该是主任级大夫,可她们还是住院大夫,连主任大夫都不是,工资56.5,四口人,12平米的小屋。上午给焦成思,王小曼,张老汉三人做手术。“她没有把替焦部长做手术,看作是不可多得的荣誉,也没有把秦波的刁难,视为难以忍受的凌辱。”
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林彪四人帮耽误了。反思“知识分子”问题。
4、寻根文学
进入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文化寻根”热,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作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动乱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寻根文学提出的文化背景
⑴、文学“走向世界”的冲动,(1984年)中国“文化热”兴起。
如何应对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共时涌入;探讨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现代性文化发展模式——现代民族文化的国家意志与西方现代性的矛盾与结合;文学界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重新确认。
阿城:“若使中国小说能与世界文化对话,非要能浸出丰厚的中国文化”
郑义:“民族文化修养的缺欠,却使我们难以征服世界”
韩少功提出文学必须有自己的根,有“民族的自我”。(《文学的“根”》)
⑵、对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涌进中国的积极应对,意识到横向借鉴中不能忽略对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纵向掘进。
⑶、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综合趋势与地方寻根意识的冲突。
世界文学的“寻根”潮流:美国的《根》;拉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对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日本川端康成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台湾作家的“根”意识。
世界性的精神困境与文化家园意识。
寻根小说类型:
1、历史文化寻根。《棋王》、《小鲍庄》
2、宗教文化寻根。《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爸爸爸》
3、自然文化寻根小说。《红高粱》
4、地域文化寻根小说。《黑骏马》
汪曾祺
“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噱,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引自汪曾祺《自报家门》,收入《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1页。)
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受戒》文本分析 写气氛
1、叙述者的插入成分很多。“受戒”不是情节中心,写了很多其他的如“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生活方式,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活泼明快,顺乎自然的闲话文体。
2、率性自然的本性
3、纯朴的生活理想
4、民间传统的艺术趣味
5、洗练的现代汉语、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有法度。
刘绍棠
男,汉族,著名作家。河北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儒林村)人。1948年参加革命。他幼年成材,1949年13岁读中学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1年到河北文联工作半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深受孙犁作品熏染。翌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并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20岁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
1957年发表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论文,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乡土小说》丛刊主编等职。他是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曾多次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和《中国共产党名人录》。他创作的大量作品中有《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中秋节》、《蛾眉》等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中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长篇小说,《我与乡土文学》,《我的创作生涯》等散文短论集,以及《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敬柳亭说书》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获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他的《蒲柳人家》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蛾眉》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黄花闺女池塘》获90年代优秀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出版。
刘绍棠四十余年文学生涯,历经坎坷,矢志不渝。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通俗晓畅,描写从容自然,结构简洁完整,乡土色彩浓郁。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现已出版5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阿城
(1949-),原名钟阿城。原籍四川江津,生于北京。高中一年级逢“文革”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北京,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后任《世界图书》编辑。1984年发表处女作《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7期),引起广泛关注,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后又有小说《树王》、《孩子王》相继问世,他的具有散文化倾向的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他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这些作品以及他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寻根"的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使他成为当时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海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90年代后定居美国,有不少杂感散文作品发表,依旧沿袭了他直白冲淡的语言风格。
《棋王》文本分析
王一生重“吃”又爱棋。他的家境贫寒,加上时代使然,使得他重吃惜食,形成“半饥半饱日子长”的忍饥挨饿哲学。受教于捡破烂老头“为棋不为生”的行为哲学,以下象棋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王一生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在灾难岁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自由和人格完整。最后的九局连环棋战,他以下棋完成自己精神世界的艰苦跋涉,在平凡的生命中实现了人生的有所作为。王一生的命运也暗示着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阿城笔下的人物总是在纷乱世事间保持着内心的平静与自由,既有道家的旷达与超脱,又有儒家的执著与坚定,平和之中有悲壮,阴柔之中有阳刚。
内心安静,棋是精神象征——道家
呆,以不变应万变,独善其身——正常人
韩少功
《爸爸爸》文本分析
1、文化批判,愚昧、落后的现实,现代和传统间的联系。鸡头寨,宁为鸡口,不为牛后,自大自信,自我封闭,与现代文明隔绝,必然走向死亡。
2、文化象征:失家庭之根——失族类之根——文化病根
3、丙崽:一个无根者、失语者、不成熟者,一个不死的文化怪胎。爸爸爸——父亲文化;没有爸爸——无根;但到处叫爸爸——失根。失落者,失去了血缘(不能表达和认识自己)。在外,后生欺侮的对象;家中,母亲安慰的对象;仁宝(新派)的泄愤对象,仲裁缝(旧派)的保护对象;被认为天意的征兆(丙仙)
4、神秘、悲壮的魔幻意味:
A、淡化故事背景时空游离不定,报纸、汽车似现代又似古代B、人物怪异C、人物活动的不确定德龙何去何从说法不一D、神话传说造成神秘色彩。刑天、五支奶、六支祖
王安忆
《小鲍庄》内容分析:
1、突出封闭状态中民族古朴的文化性格:善良、纯朴、仁义
2、捞渣的死象征最后一个仁义的人死去了,人们从捞渣身上捞取好处,表达《小鲍庄》的传统正在裂变。
张承志
(1948-),原籍山东济南,生于北京。回族。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初红卫兵积极分子。1968年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在草原上当了四年的牧民。197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工作。1978年发表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人民文学》1978.10),引起文坛注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语言系学习,研究蒙古族及北方诸民族的历史。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1982年曾在日本东京大学进修。这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金牧场》,中短篇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黄泥小屋》等,其中《黑骏马》、《北方的河》分获1981-1982和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被称作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漫游者,早期以草原生活为题材,从大地、民间汲取斧神养料;稍后他把个人理想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开始了他对于回民生存和真主信仰的探索。1984年,他到回民聚集地西海固,在那里结识了一大批哲合忍耶的教友,他们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洁及心灵的自由而不惜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极大地震动了张承志。他不仅成了哲合忍耶教徒,而且用文学的形式写了一部宗教史《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初版),在文坛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用宗教写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沉沦亮出了一条拯救之路,著有随笔集《荒芜英雄路》等。然而他作品中越来越浓厚的宗教倾向也引起了争议。
莫言
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檀香刑》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1989年秋入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八十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无论故事的情境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灵精怪,莫言的丰富想像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
《红高粱》文本分析
1、敢爱敢恨,取生取死的生命意识。
“我”爷爷,罗汉大爷:无拘无束的判逆性格和土匪习气。除暴安良,对抗外侮的坚忍不拔的伟大生命潜能。
“我”奶奶:朴素的自由和解放的本能,对封建礼教的亵渎。
2、儿童视角与民间世界,对历史的重构。《红高梁》救活了历史题材(雷达语)。一是叙述时间上的后设,“多年以后,当主人公回相隔起那一瞬间……”二是叙述时旁有“我”评述。“我”父亲当年目睹我奶奶,“我”查找县志,查访老人,“我”奶奶是个性解放的先驱。
3、悲剧与反讽的多重混合,新鲜的悲剧审美空间。
4、象征和隐喻,“红高梁”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
5、先锋实验文学
是指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作家以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进行的文学创作,对现代年轻人的真实展示(人生观、世界观);幽默,嘲笑假高雅、严肃、常规。
初期代表性作家作品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魏明伦的《潘金莲》等;成熟期代表性作家有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喜马拉雅古歌》《虚构》,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屋》,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青黄》,洪峰的《翰海》,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枣树的故事》等。
这些新异乃至怪异的“先锋实验”之作,以独特的主题和艺术特点,带给人们崭新的审美感受,展露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巨大艺术能量,对人们艺术观念的革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
一方面,文革结束,经历极左年代灾难的人们对沿袭多年的信仰,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破旧"却未能"立新",许多人的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
另一方面,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因而开始倾心于现代派中的"意识流","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新的表现方法.其中"现代主义文学"甚至"后现代主义文学"关于"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哲学观念及"神秘","荒诞","黑色幽默"等美学风格恰恰契合的一些"文化人"的彷徨心态.
文化寻根派的作家们仍保留着一份政治,人文理想的话,那么此处我们所要提到的作家们则公开宣称了文学的"非功利性",并刻意追求主观内省式的"唯美主义"的"纯文学".他们的作品中有时也刻意渲染"丑",但这里的美与丑的描写却不再具有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不再承担疗救社会,指导人生的责任.
定义:有一大批作家公开表明对"现代主义"的追求并付诸实践,虽然由于概念的模糊使将反叛"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与前者混淆起来,但这种努力产生的创作实绩却是不容否认的.另外,在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中国环境中,"现代主义"原有的西方形态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形,因而有些人称之为"伪现代派",并试图以此来否定"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价值--其实是真是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存在是否给中国的文学表现带来了某种新的,有益的东西.由于这一新的群体在创作上并不完全契合西方现代派,因而,我们以评论界另一提法名之:"先锋派".
“先锋小说”的主题
对“人”的意识及存在的思考,对“历史”的拷问与认知,对“死亡”的理解与惶惑,对“时间”的疑问及判断等,这些思考的出现应和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一个个无法自由、价值无定、无所皈依的孤独个体的存在反映了这些作家为多元价值所困,在艺术世界中探寻的艰难的跋涉过程。
“先锋小说”的艺术特点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与消解,放弃了对生活的象征、转喻,以及本质的抽象和形而上的把握,作品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消解深度。
2.在文学观念上对旧有真实观念的颠覆,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功能。
3.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结构散乱破碎,人物趋向符号化,性格缺乏深度,使读者由对人物和意义的关注,转向对叙述过程的关注。
4.在创作姿态上追求自娱写作,追求“语词的快乐”,存在“文本自恋”倾向,具有反主流反启蒙倾向。
5、在叙事上:
①将文学从现实中剥离出来,让故事的背景模糊,把叙事结构建立在一个外在秩序不能触及到的地方。
②故事悖于生活常理,充满偶发性和荒诞性,阻挡读者在阅读中的情感投入。
③“元叙事”手法——强化虚构,产生似真似幻的叙述效果。
先锋小说观念:
小说就是叙事,叙事本身就是意义、目的;以叙事的真实替代意义的真实,叙事才是通往世界真相的终极;崇尚想像,强化小说的虚构性,小说“依靠的是想象,而不是生活”;用语言构造叙事的迷宫。
先锋小说意义:
对文以载道观念的革新
语言和文体实验
创造生活、拓展生活的可能性
代表作家:马原、洪峰、苏童、余华
宗璞 (女)(1928-)原名冯钟璞,笔名还有绿蘩、任小哲等。原籍河南省唐河,生于北京,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就读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校。抗战爆发,随父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同年在《大公报》发表处女作《A.K.C》。1951年毕业分配在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51年末调入中国文联研究部。1956年至1958年在《文艺报》任外国文学的编辑。1957年出版童话集《寻月集》,同年发表短篇小说《红豆》(《人民文学》1957.7)引起文坛注目,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批判。1959年下放河北省农村。1960年调入《世界文学》编辑部。主要撰写散文和小说。“文革”中被迫中断创作,1978年重新发表作品。后调入北京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作品有《宗璞散文小说选》,散文集《丁香结》,长篇小说《南渡记》,翻译《缪塞诗选》(合译)、《拉帕其尼的女儿》等。所作《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三生石》获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散文集《丁香结》获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她的作品多写知识阶层,文字优雅,富于学养,含蓄蕴藉。文革后的创作追求现代主义技巧的探索,注重心理描写,具有超现实的荒诞和象征,比如《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受到批评界的注意。文学意义是超现实主义荒诞小说。
刘索拉 ,祖籍陕西志丹。生于北京。作曲家、小说家、人声表演艺术家。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83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发表代表作、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后旅居英国,目前定居纽约。于1997年在纽约成立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致力于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象进入世界音乐界。主要音乐作品有《蓝调在东方》、《中国拼贴》、《缠》、《六月雪》、《春雪图》、《隐现》等,有室内乐作品《形非形1、2》、《灵》及摇滚歌剧《蓝天绿海》等。主要文学作品有小说《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混沌加哩格楞》、《香港一条街的故事》、《大继家的小故事》,散文《蓝调之缘》,对话散文集《行走中的刘索拉》、《曼哈顿随笔》等。小说有英、日、意等外文译本,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多项文学奖。目前回国发展,最近出版小说《女贞汤》。现在北京和纽约居住。文学特色是观念意义上的现代派。
《你别无选择》分析
精神上的强烈冲突对比。
夸张、变形的形式。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躁动的心态,杂乱无章的情节,一大堆行为怪异,关系松散的人物,跳跃性的叙述。
精神放逐者的茫然与惶惑,对压抑、控制和扭曲了现代人生命状态的社会环境的深刻考察。
反讽、敏感的内心独白,环境影响,人格分裂。
马原
(1953—)辽宁锦州人。1970年中学毕业后到辽宁锦县农村插队。1974年入沈阳铁路运输机械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学习。1976年毕业后到阜新当钳工。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进藏,任记者、编辑。这段时期的经历是他创作的重要素材。1989年调回辽宁,任沈阳市文学院专业作家。现任同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首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等,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等。他是“先锋派”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在形式上作了认真的尝试,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特别是结构主义的影响。他把故事结构分解重组,时空关系不断跳跃,背景氛围有意抽空,造成阅读的陌生化,显示着小说观念的根本变化。他的“叙述圈套”名噪一时,用叙述人视点的变化来展示作品真实与虚构的转换,突出小说的叙述功能。在叙事形式的实验之外,他的行文中有不少隐喻,关于人的本质的寓言设置。
马原的“叙述圈套”
马原确实更关心他故事的形式,更关心他如何处理这个故事,而不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让人们得到故事以外的某种抽象观念。马原的故事形态是含有自我炫耀特征的,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开场白里非常洒脱无拘地大谈自己的动机和在开始叙述时碰到的困难以及对付的方法。有时他还会中途停下小说中的时间,临时插入一些题外话,以提醒人们不要在他的故事里陷得太深,别忘了马原在讲故事。
马原所讲的故事,虽然在该孤立的故事范围内缺乏连贯性和完整性,却耐人寻味地和其他故事发生一种相关的互渗的联络,这可以由他的小说经常彼此援引来得到证明……对此我的直觉概括是,马原的小说主要意义不是叙述了一个(或几个片断的)故事,而是叙述了一个(或几个片断的)故事。
马原《虚构》分析
1、意义。虚构的一层,可靠叙述的一层,二者之间的张力使文本意义多重化。如丢掉虚构的文字部分,情节、事件关系模糊不清,事件本身是自足的,自信的,这个叙事的逻辑是虚构,潜在的逼真性形成故事的一部分。
2、无意义。马原告诉读者,小说存在着讲故事的功能。“我”为什么要和麻疯病女人“做爱”?哑巴男人为什么要每天爬山?后来又开枪杀死狗,杀死自己?一切都是巨大的悬念。
3、叙述圈套。“我”寻找,但也是一个被真理抛弃的人。玛曲村人的生活无意义,神秘、庸俗,一派后现代的气息。无意义也是虚构的意义,而叙述者能洞破这人生的一切是非常得意的。“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我认定我就此可以创造出一部真正可以传诸后世的杰作”。
洪峰
1957年11月生于吉林省通榆县,今居沈阳市。做过中学代课教师,后于通榆县城建局砖厂当工人。高考制度恢复后1977年底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到白城师范专科学校(白城师范学院前身)中文系任教。1984年10月调到长春市,在吉林省作家协会《作家》杂志社做编辑。1995年被沈阳市政府以特殊人才引进,离开长春到沈阳市文化局工作至今。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6年12月2日正式退出该协会,一并放弃辽宁省和沈阳市作协会员资格。1988年到北京,就读鲁迅文学院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创作学硕士研究生班,1991年毕业。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生命之流》、《湮没》、《瀚海》、《极地之侧》、《走出与返回》等中短篇小说。《和平年代》等长篇小说。1988年出版小说集《瀚海》,被列入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八十年代中期他的创作追随马原等人的风格,被视为实验小说的一部分。
苏童
南方性写作 细致、深入 颓废的美感 惊艳
1963年生于苏州。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有作品百十万字,代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等。随着其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名声蜚声海内外。
余华
由文革时期的内容转变到体现人文关怀
早年在医院里生活,作品充满冷酷、暴力、死亡
《活着》 死亡带上了情感
(1960-)原籍山东高唐。生于浙江杭州,长于海盐。父母都是医生。1973年小学毕业,1977年中学毕业,曾在一家镇上的医院任牙医。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福盐县文化馆。处女作《星星》发表在《北京文学》1984年1期。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的研究生班。现定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他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极其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的角落,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于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撼。然而他的长篇小说的创作(都是在90年代以后)与80年代中后期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题,极端化处理仍时隐时现。
6、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创作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1985年之后,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处于低落状况之时,刘恒《狗日的粮食》(1986)、池莉《烦恼人生》(1987)、方方《风景》(1987)等小说,以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不同的题材取向、叙事方式、情感表达等,呈现出一种新的气息和风格。新写实小说注重冷静地展示下层社会人们的庸常生态,注重在对世俗人生的叙写中含蓄地表达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味的思考,在对生活琐事的极端关注与对故事情节的相对淡然中,突出了对生活真实性的热情和强调,这几篇作品后来被人称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新写实小说之新
1、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即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在此之前,当代文学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性表述是:文学创作中所要反映的现实,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上的“真实”不仅来自于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要体现出生活背后的“本质”,并对其加以观念形态上的解释。
2、这里所说的现实,显然是经过意识形态加工处理后才被写进作品中的生活事件,由于政治权力对中国文学历来具有的强大控制力,以上表述中的所谓“本质”及观念形态,往往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而设定的内容。由此也就使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含有明显的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特征,比如要求通过塑造“典型”来宣传具体的政治路线,要求明确体现作家的政治倾向性,要求深刻地表达出一定思想含量,把某种“真理”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等等。
3、新写实小说是对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的拒绝和背弃,它最基本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是在作品中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无论是还原生活本相,还是纯态事实,其实都只能看作是作家故意选择的一种相对“客观”的创作态度,但其意图所在却明显是要清除观念形态(尤其是政治权力意识)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消解强加在生活现象之上的所谓“本质”,以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
4、为达到这一效果,新写实小说在创作方式上有意瓦解了文学的典型性,以近似冷漠的叙述态度来掩藏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革新意义,首先就在于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的对象,作品不再去刻意追问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内容,其中强烈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学过去少有的生存意识。
“新写实小说”的写作特色
1、选材来自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无论是池莉、方方、刘震云还是刘恒,其作品涉及的人物均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写作者们通过冷静、客观的描述,揭示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质量的低下、人生追求的低微、生存于世的烦恼及个体人格的缺陷。
2、注重生活细节的描写。“新写实小说”的大多数作品从本质上仍属于现实主义这个大的范畴,他们在展示生存之丑、生活之苦、人性之恶的时候,均是通过细腻精致的细节来表现的,许多生活场景栩栩如生,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3、语言质朴简洁、富有诗意。“新写实小说”的大部分作品语言质朴优美、生动形象,蕴涵着浓郁的诗意。这些语言与作品描写的旨趣相吻合,表现了作家们驾驭语言的内在功力。
“新写实”小说的局限性:
近乎自然主义的对生活“原貌”的叙写,抽取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理想与崇高精神;那种对社会环境的无奈与认同,也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同时,文体中充溢的“零度情感”,使读者容易误解自己的生存目的,真正认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人生目标。总之,“新写实小说”对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淡化,对人生及存在的终极意义的遗弃,显然是有悖传统、有损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
新写实小说文本特征:
粗糙素朴的生活流、纯语言与纯生活状态的统一、零度叙述、淡化价值立场、尴尬的生活情境
代表作家:池莉、刘震云
新写实小说出现的文化背景
1、启蒙话语受到质疑
2、对传统道德理想的怀疑
3、经济发展市场化、意识形态的考虑被实际利益所取代
《钟山》1989年第3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力。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
自然,今天还不是完全准确概括新写实小说的时候,新写实小说的理论特征和艺术特片还有待于新写实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在不断发展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理论体系,相信会有更多的作家和理论家用他们的实践来丰富新写实小说。我们在这里只是一种倡导和号召,并衷心期望在中国文坛能够出现和形成一个“新写实运动”,《钟山》将为此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池莉
(1957-)湖北沔阳人。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在农村当过小学教师。曾读过三年医专,毕业后在武汉钢铁公司当过五年医生。后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芳草》杂志社编辑,后在武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任武汉市作协副主席。1978年开始创作诗歌、散文。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其中《烦恼人生》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她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寻常百姓的凡俗生活,呈现本真的原生状态。朴实流畅的语言风格,冷静客观的叙述态度,使她成为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她的小说放弃终极理想,面对琐屑的现实,以"零度情感"叙写"此岸"的生存状态,来揭示平凡生活的生命本质。
《烦恼人生》 碎片人生,连接有问题,消解人生的终极意义;冷酷的笔调;女性对于现实平凡人生的表现。
刘震云
(1958—)河南延津人。197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中学教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曾到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82年开始创作,1987年后连续发表《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作新写实小说的主力作家。其中《塔铺》获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对小人物或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的刻画,对人情世故有超人的洞察力,用冷静客观的叙事笔调书写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来反讽日常权力关系。自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始,他开始追求新的创作境界。1993年发表“故乡”系列第二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后经过五六年的时间完成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华艺出版社1999年初版)。《故乡面和花朵》体现着他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双重探索。结构的庞杂、技巧的多变、语言的繁复、意义的含混等等都令人叹为观止,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
对小人物的表达;人情世故的展现;客观的笔调,主观情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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