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80年代、90年代(新时期祖国大陆文学)
文学思潮与运动
第一节 80年代文学思潮与运动
导入新课:新时期文学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前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后期现代主义即后工业时代的思潮,二次大战后的文学,(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主要是存在主义,反映了西方现代人对存在的困惑,它还试图赋予处于荒诞世界中的人以崇高的意义,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的荒诞性、自由选择的意义等命题,代表作家:海德格尔。
现在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比较:1.现代主义文学史激烈反传统的,但现代主义文学在摒弃了传统文学(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之后还试图建立起自己的规则和范例,二次大战后现代主义更进一步吧前期现代主义本来就很激进的反叛推向了极端。它不但从根本上否定“旧的”传统(虽然在事实上任何人,包括现代主义者都不可能不生活在传统之中),而且要摒弃现代主义的“新”的规范,尽管就某种意义说正是现代主义孕育了后期现代主义,后者是由前者脱胎而来。后期现代主义文学被视为“缺乏公认的父母亲的文学”,“无论死去或者活着都没有”,她试图对小说和戏剧的传统形式乃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因而,后期现代主义文学必然是一种无视任何既定规范的、极度自由的、“破坏性”文学,是“反小说”和“反戏剧”,即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2.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义是在“上帝死了”以后处于“荒原”中的作家要创造出新的神圣来所作的努力;但后期现代主义作家不再追求终极价值,在他们看来,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对崇高的事物的信念都是话语的短暂的产物,不值得“真诚”“严肃”地对待他们;客观世界和人自身都被异化了,历史失去了方向和意义,社会体系不可改变;他们不愿意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道德、美学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他们不仅无视对这些问题的关切,而且无视这些问题本身。他们不再试图给世界意义。3.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具有深沉的内容,存在一种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意义,吁请读者理解,而且可以被理解。后期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关于深度的“神话”,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将其消解或平面化;它怀疑乃至否定文学的价值论和本体论。在它看来,写作消失了内容,转向中立性,即所谓“零度写作”,换句话说,写作转向了它自身。作家只能把话语、语言结构当成他们为所欲为的领地,在形式上不断花样翻新,作家的创作和读者作为“创作”的阅读都是为了享受创作(阅读)带来的欢悦,是一种表演、操作。4.现代主义毕竟还把世界看成是个整体,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干脆视世界为“碎片”,如果现代主义作品中还有一种中心意义和为这种中心意义服务的结构,那么后期现代主义则否定这种中心和结构的存在;不但如此,后期现代主义作家还蓄意让作品中各种成分相互分解、颠覆,让作品无终极意义可以寻求。在后期现代主义小说中,结构扑朔迷离,“故事”前茅后盾,难知究竟,人物的行为缺乏说得通的动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期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
5.现代主义文学的精英意识和优雅形式使它和通俗文学泾渭分明,而后期现代主义文学则要打破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界限,出现了明显的向大众文学和亚文学靠拢的倾向;有的作品干脆以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品的形式出现,并试图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
常用的手法:矛盾(文本中的各种因素互相颠覆)、交替(在文本中,甚至在文本的同一篇章中,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可能性的叙述交替出现)、不连贯性和任意性(极端的例子“活页小说”)、极度(如有意识的过度使用某种修辞手段以达到嘲弄它的目的)、短路(运用某些手法使对作品的阐释不得不中断,例如把确定的事实和明显的虚构结合起来使得无法对作品进行解析)、反题材(破坏体裁的公认的特点和边界,如把小说“理论化”)、话语膨胀(把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甚至“非文学”话语纳入主流)。冷漠性也是后期现代主义风格的重要特征。主要流派:存在主义(如法国的萨特的《禁闭》、加缪)、荒诞派戏剧(法国的尤纳斯库、贝克特《等待戈多》)、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魔幻现实主义(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等。如《等待戈多》两个流浪汉戈戈和狄狄等不来戈多,还要等待。他们在等待的过程中没事可做,没事找事,没话找话,他们嗅靴子、闻帽子、想上吊、啃胡萝卜。戏剧没有剧情发展,结尾是开端的重复;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乱无头绪的对话和荒诞的插曲;人物没有正常的思维能力,也就很难谈得上性格描绘;地点含含糊糊,时间脱了常规(一夜之间枯树就长出了叶子)。但正是作家为要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而精心构思出来的。舞台上出现的一切,是那样肮脏、丑陋,是那样荒凉、凄惨、黑暗,舞台被绝望的气氛所笼罩,令人窒息。正是这种恶梦一般的境界,能使西方观众同自己的现实处境发生自然的联想,产生强烈的共鸣——人在现实世界中处境的悲哀,现实世界的混乱、丑恶和可怕,人的希望是那样难以实现。
上个世纪80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文学语境也有着重大区别。我们今天分别进行介绍。
过去我们论述文学时往往指的是纯文学,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往往让我们孤立的看待文学上发生的诸种现象,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难以看到文学的全貌和文学现象发展的来龙去脉。文学生态学认为,文学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和周围的诸多事物发生着联系,正是在和这些事物的联系中确定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文学是一个有机体,象一棵树,受到周围事物的影响,进行物质交换。文学周围的环境就构成了文学成长的生态环境,对文学发展起重要的制约作用。我们要理清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就要理清这一时期影响文学发展的文学环境。
美国当代著名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供了一个思考文学环境的重要模式:
世界——作家——读者——作品(循环结构)
单就文学史研究的作品而言,它受三方面的影响:世界(指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在中国主要指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作家和读者(读者是个复杂的因素。接受美学考查的正是这一环节,即读者的阅读影响着作品意义的表达)。相对于中国长期封闭的环境,八十年代文学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外来文化的影响。
一、政治环境——思想上自由解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变化。
在诸种文学环境中,对文学有直接影响的是政治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提出 “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一个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一定要尽快把他的政治意识形态扩散到当时的文化领域中去,而反过来说,文学是一种软体动物,它也必须靠一种强有力的支撑力才能形成轰动效应。
具体到中国,特别是30年代民族矛盾加深后,文学渐渐成为政治的仆役;17年中,文学几近毁灭。但是,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一个总的特征和趋势是政治放松了对文学的控制。
1.原因
(1)文革推行的极权和极左的封建专制模式使人们思想僵化,要想彻底根除文革影响,使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步入正轨,就必须推行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思想自由独立,也就必然要使文学脱离政治的束缚。
(2)党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文学有自身的独特性,要遵从文学的自身规律,加以引导,不能横加干涉。
2.过程
我们重点看一下文学解放的过程,分两个层面:
人们习惯于用“文化真空”来描述文革后文学的出发点,这种说法意味着这段文学史是从零出发的,这是一种过高的估计。事实上,文革后的汉语文学是从负数出发的。
如果是从零出发的,那倒是一件难得的好事,因为用文革语言来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问题在于文革后文学是从三十多年来形成的那种非文学的,或者说是反文学的观念和实践中出发的,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负数,而不是零。这段文学史至少用了六、七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完成文化“归零运动”。如果将这种文化“归零运动”翻译成政治术语,那就叫“拨乱反正”,文学术语叫“回归本体”。
根据中国文学的具体实际,即使在文革结束之后,文学要独自回归本体,是不可能的,必须借助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才能完成。
被命名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这段中国历史,是以一次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来实现“拨乱反正”的使命的。这次“拨乱反正”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1)政治批判阶段——批四人帮。即配合全党全国上下的批判四人帮运动,在文学领域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揭批。这一批判来自并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A:批判“文艺黑线论”。文艺黑线论否定17年甚至五四以来的文学成就,造成一种文学空白,为自己炮制阴谋文艺找借口。1977年11月,教育界率先批判“教育黑线专政”论;接着《人民文学》开辟了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的专栏,张光年的《驳“文艺黑线”论》是第一篇公开批判“文艺黑线论”的文章。1978年文联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全委第三次会议,是一次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对促进文艺节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B: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图谋和极左政治路线。“阴谋文艺”指四人帮为夺权而炮制的一些作品:包括《反击》、《欢腾的小河》、《春苗》、《盛大的节日》等,写所谓的革命群众和走资派之间的斗争。同时还对其中体现出来的创作方法“三突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等唯心和实用主义进行批判。
但文革结束的头两年,对四人帮的批判在形式上是激烈的,在思想理论上并未摆脱左倾。特别是中央推行的两个凡是方针,压制了对左的错误的批判,因此这一时期的批判仍是在肯定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只是批判四人帮,并不批文革,这说明文学界只是把批判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来看待,用错误观点来批判错误的事件。要彻底拨乱反正,必须建立正确的思想路线。
(2)思想层面:思想反思阶段——批文革
1978年《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展开讨论,目的是破除两个凡是(华国锋执政时的观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寻求思想解放。被誉为是继五四启蒙、延安整风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否定两个凡是,破除教条主义,迷信思想。同时做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
在这样一种思想解放的背景下,文学也开始深入反思文革中的极左文学路线,开始反思建国以来错误的文艺方针。一些批评家提出“为文艺正名”的主张,主要针对“从属论”“工具论”的批判。如79年3月《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文艺批判工作座谈会,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讨论,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是错误的,认为“文艺不是一种可以受政治任意摆布的简单的工具,也不应该把文艺简单化地仅仅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紧接着《上海文学》于79年4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一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具有重大意义:A:标志着文学领域中的批判与反思运动走向深入。B: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理论上恢复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使文学从左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的社会学禁锢中解放出来。实践上有利于作家向生活底蕴突进,激发作家的主体感情。
(3)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摘去了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帽子;5月,解放军总政部撤销《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艺黑线专政”被彻底推翻。
(4)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是文学彻底解放的标志。把这一时期文学解放成果形成决议、决策固定下来的是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1979年10月30日到11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三千二百多人参加。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A:首先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词:肯定了建国30多年来文艺战线取得的成绩;阐明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和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提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邓小平指出:“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解决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他要求文学必须配合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的讲话是代表党中央、国家政府正式肯定了文艺的独立自主地位,要求政治不要对文学横加干涉,要按文艺的根本规律领导文艺,写什么,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解决。稍后,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政治不要干涉文艺的方针。
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出新的二为方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至此,它和党的双百方针作为新时期的文艺基本方向和基本政策固定下来。
B: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报告提出了新时期文艺要处理的三种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继承传统与革新的关系。
经过政治大变动背景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学终于挣脱了政治的束缚,取得了自由和独立的地位。这就为80年代文学意识的更新和文学创作获得自由发展打下基础。
1988年第五次文代会召开;1996年第六次文代会召开;2001年第七次文代会召开。
3.冲突
文学独立地位的获得并非一帆风顺。其间还有冲突。
(1)1979年6月《河北文艺》发表李剑的《“歌德”还是“缺德”》,打着文艺为社会主义歌功颂德的旗号,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提倡歌颂,反对批判、暴露。
(2)关于周扬的社会主义异化理论。80年代初,周扬写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试图清算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源:A: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学说,批判终极真理观点,提出在认识论上,用感性、知性、理性代替感性、理性的二元范畴。(感性是实践,理性是概念、理论,知性是用理性指导感性。中国最早提出知性概念的是穆旦)。B: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包扩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会出现异化。
周扬的文章受到批判,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3)1981年对电影《苦恋》、中篇小说《飞天》、《在社会档案里》和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的批判。主要是批人道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暴露。
(4)1983年,开展“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问题”,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判。
(5)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由于环境的变化,不可能发展成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总结:8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并没有放弃对文艺特别是文学的影响,只是改变了方向。比如当时强调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把现代化作为文学发展的背景。
政治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干扰没有形成抵制,是因为:四个现代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也符合文学现代化,不断发展自身现代性的要求。因而,在80年代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即:文学意识和作品主题的表达和国家意识在现代化这一主题下高度吻合。从现实主义发展潮流上看,80年代的文学创作(小说最为突出)呈现出革命现实主义的后发展特点。
二、经济环境:市场经济的确立-文学价值的重新确立。
中国作家过去受到的最大的压力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处理。在80年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已经减弱了。与此同时,作家们感到的日益紧迫的压力是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性社会的出现。
1.市场经济带来两个直接后果
(1)人际关系的改变,商品化。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个特殊形式,其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具有独立利益的价值主体的存在。简单说就是肯定个人利益,这在最开始被当作是个性解放的一部分,受到肯定。如80年代后期许多小说都表现了对人的物质欲望的肯定。到后来,人的利益欲求超过了合理性阶段后,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迅速商品化。人不在依靠传统社会里的家庭伦理、亲情、友情联系在一起,而是靠金钱利益关系重新组合。
(2)消费型社会的形成。消费型社会指:生产已经极大丰富,消费成为社会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消费创造价值,消费决定一切。能不能被消费,被更多更好地消费成为衡量一样事物的新的价值标准。由于以上原因,文学也受到了很大冲击。
2.文学的变化
(1)文学存在方式变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不再是纯粹的高雅的精神活动,而成为了一种商品,文学的创作与阅读过程也成为了一种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文学特别是文学期刊,也要考虑自身的生存利益问题。
(2)纯文学的边缘化,大众文学兴起。
现代消费社会形成,符合人民大众的消费文学、快餐文学统称为大众文学快速兴起。而纯文学由于不能产生利益价值,而且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而边缘化。
(3)作家身份地位的变化。
市场经济环境下,作家首先是一个利益个体,要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而这一要求和其作为社会良知、智者、启蒙者的身份相冲突,导致作家处于痛苦的选择之中:过去,知识分子是处于社会较高地位的精英阶层,负有引导大众、启蒙大众的责任。而现在,在利益的杠杆下,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丧失,处于大众的后面,不是引导而是迎合大众的欣赏趣味。典型体现这一知识者身份变化的是王安忆的小说《叔叔的故事》:用类的称呼,而没有具体名字,暗示这个类的普遍现象。
当然,也仍有一些人在坚持作家的启蒙立场,如张承志、张炜等。
总结:文学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与文学的商品化,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并不是新事物,之所以引起激烈反抗,是因为历史线索的断裂。同时文学的商品化也是中国社会和文学所期待、呼唤的改革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三、外来影响——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1.外来的影响资源。
(1)外国译著的再版和重新刊印。比较著名的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著名的刊物有《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等。
(2)对现代文学特别是20、30年代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作家、作品的重评。主要包括对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诗歌和新感觉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
2外来影响的特点。
对外来文化、文学资源的吸取主要集中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和现代派文学上。
(1)原因:这是由文学环境决定的。五四针对的是封建主义的专制和外来民族的压迫,所以译著主要集中在东欧、俄罗斯等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上。而80年代,整个社会以西方现代发达国家为模式建立现代化国家,这就决定了文学也必然以借鉴西方现代化环境中产生的现代性文学为模板,建立自己的现代文学,实现文学自身的现代化。
(2)内容:这一时期被译介的包含在现代派大旗下的文学流派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等。
(3)意义:促进了中国现代派小说实验的出现,和作家现代意识的觉醒。
由于中国现代化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更由于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引入和示范效应,最终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文学创作:现代派小说实验、先锋小说、探索话剧、朦胧诗等。
并引起了中国现代派小说的讨论。支持者有刘心武、高行健等。也有人反对,或说它颓废、或说它不够现代,是伪现代。
总结:中国作家当时把现代派小说当作西方20世纪现代文学,把其作为现代化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以为学习西方现代派的文学创作方法,就能使中国文学达到现代化的发达水平。但却忽视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的深刻根源:从根本上说,现代派文学产生于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社会对人的异化,是现代人反抗异化、揭露现代社会弊端的一种方式,是以反现代性的姿态出现的。如卡夫卡、卓别林的电影、《等待戈多》、《秃头歌女》等。
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仍然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所以中国的现代派文学只是单纯地从形式上模仿西方,而没有领会其精髓,导致所学来的现代派文学只是一种模仿、实验,缺少现实的支撑,而成为空中楼阁,直至失败。
但这种实验毕竟产生了作用,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催化剂。
四、作家因素——作家的构成和创作意识。
社会生活和文学环境发生变化,作家也必然面对选择与被选择。而有不同人生经历、文化兴趣的作家反过来也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如17年间,胡风对五四精神的坚持,浩然对左的文学的推动。
1.八十年代作家构成。
(1)复出作家(归来派作家),主要指五十年代反右和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由于政治或艺术原因受到攻击的作家。包括部分解放前,现代文学时期就已成名而幸存下来的作家,如艾青、牛汉、汪曾褀、蔡其娇等;还有五十年代怀着理想主义登上文坛的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邓友梅、李国文等。
他们曾被排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因此,他们的创作能与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复活五六十年代被压抑的文学思想。
(2)知青作家(和知青文学区分)。60年代初开始的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在68年开始大盛。这一运动产生了大批具有知青身份的作家。他们共同的经历特点是:身份上由“革命的主力”到接受再教育;生活经历上由经济发达的城市到落后的农村。
由于知青本身构成的复杂和知青运动的复杂性,知青们的思想也较为复杂。主要有两种意识:一是对自己在特殊时代所承受的心理压力、生活苦难的反思;二是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点,表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
以上两大作家群的创作主要集中在80年代中前期(个别人如王安忆等向后延伸,但也是由于他们适应了当时的形势,改变了原有的创作特点)。80年代后期,在新的环境下,新的作家群体出现。
(3)中年作家。文革结束后已届中年,才开始创作。他们没有政治苦难和知青的生活体验,如冯骥才、古华、戴厚英、刘心武、高行健等。他们往往关注细微的文化生活的变化和普通人的生活。
(4)从性别角度看,可以分出一个特定的群体“女性作家”。如张洁、王安忆等。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五四后第二次女作家涌现的高潮。
(5)新派作家。有莫言、刘索拉、徐星、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方方等。他们是80年代后期重要的小说家。此外还有新生代诗人如韩东,还有海子、翟永明等。他们的特点是A:80年代中期左右进入文学界,社会责任、文人意识、启蒙等话题不是他们所关注的,社会变化引起的人自身意识、感觉的变化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向内转:外部世界-内部世界)。B: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有意识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学、文化资源。
从出生年代看可以成为“五世同堂”:
三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复出作家中占很大一部分,如艾青、牛汉、汪曾褀等);
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冯骥才、古华、戴厚英、刘心武、高行健等。);
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王安忆、张承志、韩少功、张炜、贾平凹、莫言,他们大多已经成为经典化的作家)
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苏童、格非、吕新、退子建、陈染、北村、陈怀国、刘西鸿、黑孩,也有我们大家还不非常熟悉的祁智、关仁山、述平、须兰等人)
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卫慧、棉棉、丁天、李岩炜、周洁茹、魏微、赵波、戴来、金仁顺、李凡等)
2.八十年代作家意识。
(1)时代、历史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感的现代意识。此时的作家刚刚获得人身和创作的自由,就开始对民族历史和时代社会问题关注。表现在创作上是A:历史题材的小说大量出现(历史指文革及17年等极左思潮肆虐时)。B:从作品体现出来的情感色调和美学基调上看,表现为一种沉重与紧张感。作家和主人公都在严肃的思考着。C:从作品的结构形态上看,现实主义作品为主,而犹以悲剧性作品为主。
(2)创新意识(现代意识)
创新意识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使文学意识到自身与西方文学存在的差距。
现代化就是他者化,以西方社会、文化为模板。面对落后局面,不仅是与西方、即使和港台也存在很大差距,于是作家们迫切希望改变中国文学落后的面貌。
五、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多重变奏
1.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复归:伤痕文学的论争、歌德与缺德的讨论
创化: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为过度
多样化: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
2.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3.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1)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
A: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是拜金主义、物欲至上却成为人们生存意义的主宰。
B: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西方的理性主义,感受到世界充满疯狂和荒诞,毫无意义、滑稽与可怕。文学家寻找新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来反映悲观、迷惘、倦怠情绪的社会。
C:以非理性主义和浓郁的悲观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哲学的诞生,也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形成。主要有尼采的“超人”哲学、伯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重视直觉、潜意识的作用,反对理性的压制。
(2)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A:二三十年代的象征主义诗派(李金发、冯乃超)、表现主义戏剧(洪深、曹禺)、新感觉派小说(刘纳鸥、穆时英、施蛰存)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B: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受现代派影响的是诗歌——朦胧诗。继朦胧诗之后,小说创作出现了对现代派手法的借鉴和创新。同时期戏剧开始了探索,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高行健,借鉴西方现代戏剧的多层次、荒诞感、象征性、哲理化等表现手法和对传统戏剧观念中的灵活的时空观、写意性、综合性形式美继承和超越。
C:1988年以后的衰落。原因主要是:首先,西方现代主义已经退却;其次,多是人为的、形式的模仿,缺少恒久的生命力;最后,现代主义宣扬的反理性、反传统、反文明、孤寂绝望的“世纪末”情绪、“贵族化”倾向,以及语言的晦涩难懂、艺术上的光怪陆离、生活底蕴的虚飘等都与中国文化不相符合
4、通俗文学思潮
表现80年代初中期;80年代总后期至今
六、文学论争
1.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现实主义问题)
讨论中心问题是对真实性的理解,对“写本质、倾向性、典型性”(中心、英雄、主观先验)的重新认识。对文艺的政治性,社会主义倾向的探讨。
2.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
理论层面:朱光潜、王淑明、钱谷融等人的观点.
创作层面:关于人性的三种意见;人道主义内涵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3.文学批评方法的变革
(1)80年代兴起“方法热”,以吸收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为标志,影响最大的是“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代表作: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
(2)心理学批评或文艺心理学批评方法。最早著作是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
(3)形式批评。由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构成。1981年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1984年黄子平《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前者对文学形式的理论和演变作动态描述;后者对具体的文学形式构成因素研究,如文体、意象、反讽、叙事方式等。
(4)文化批评。理论依据是“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和各种人类文化学理论,主要针对文学作品的民俗学研究和地域文化特征分析。
(5)社会历史批评。对历史深度和时代精神,运用美学给予艺术剖析。它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基本方法。
4.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
(1)老一辈批评家:周扬、陈荒煤、冯牧、张光年、朱寨。
(2)中年批评家:阎纲、何西来、张镇邦、陈骏涛、谢冕、雷达、刘锡庆、张炯等。
(3)青年批评家:曾镇南、季红真、黄子平、李洁非、陈思和、王晓明、南帆、周政保、朱向前、王干、吴亮、程德培、李庆西等。
(4)更年轻一代批评家:王一川、陈晓明、张颐武、陶东风、王彬彬、孟繁华、唐晓渡、谢有顺等。
5.关于文学主体论问题
对本体论讨论影响较大的有:人本主义的文学本体论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本体论。
(1)人本主义的文学本体论有三种代表性的理论观点:A:自我表现论的文学本体论。鲁枢元《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B:主体论的文学本体论。李泽厚“主体性论纲”;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性》。C:存在或生命论的本体论。
(2)形式主义的文学本体论:由作品本体论或形式本体论向语言本体论汇聚而成。
A:作品本体论的核心: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的自足体”,文学研究回到作品本身。
B:形式本体论的核心:强调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对文学所具有的本体论的意味。
C:语言本体论的核心:语言(符号)构造人类世界,它是索绪尔语言学、卡西尔文化符号学、海德格尔诗学以及诸多形式主义文论的混合体。它主要针对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视。
6.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
1988年4月,《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陈思和、王晓明主持。重写文学史,是80年代后期文艺观念深刻变革的结果。也是引进西方文艺批评观念的结果。
主要是文学回归自身的呼声,“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又以此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的历史反思,促使文学进一步脱离主流话语、向社会的边缘位移,引发了文学观念上的变革。
第二节 90年代文学语境
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和文学自身的变动,文坛在悄然间也开始了新的嬗变。首先是所谓通俗文学实为庸俗文学的冲击;其次,一种有意无意地贬低和嘲笑文学的社会性、时代精神、现实题材乃至深入生活的意义的论调在传播;再次,有些作品由于片面热衷于描写抽象的人性,削弱了对于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宣扬。这一系列变化表明,中国文学再也无法以旧有的方式存在,作家和批评家都必须对新的文学现象作出回应,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选择新的生存策略和发展方向。
一、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文学现象
1.通俗文化热:1985年,在中国大陆首度爆发了“通俗文化热”到了90年代,这种趋势有增无减,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市场效益落差进一步扩大,纯文学作家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
2.文学商业化:自1986年以来,文学的商业化现象逐渐增加。王朔小说的畅销和以他为首组织的中国第一个民间作家工会“海马影视创作室”的成立,“象征着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来临”(白杰明语)。
1993年,几家出版社相继推出陕西作家的长篇新作,文坛上出现了“陕军东征”。先是媒体广泛报道,紧接着便是评论文章的铺天盖地。过火的言论使“陕军东征”一开始就明显带有商业操作的意味,直到1997年尚有余波。
(朦胧诗人顾城1993年10月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杀。消息传出后,竟有人以诗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来要求人们理解。另一种炒作方式是出版顾城的遗著或重新出版他的诗集。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自传式作品的出版,满足了读者借鉴成功者的渴求,形成了颇为壮观的“留学生文学热”。)
从1992年始,王朔、张贤亮、魏明伦等先后成立文化实业公司,拉开了作家文人大规模“下海”的序幕。
1993年9月11日,“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开幕。包括不少知名作家的八百多名作者,逾七千万字的文稿参加竞价。如此剧烈的文稿交易市场化活动,建立在作家和商家互相需要、一拍即合的基础上。
二、海外文化和文艺思潮的冲击
1985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之前,是一个重返“五四”的时代,清算“文革”、批判国民劣根性,为中国文化向现代化上下求索,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1985年以后,在人欲横流、迷乱浮躁的社会趋势下,曾经在“时代的代言人”大旗下集结的作家们也只好风流云散,各奔前程。
1.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最早闯入中国作家眼帘的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股“拉美旋风”引发几乎一代先锋作家的仿效狂热。之后,对外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译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很多作家都表示是外国作家的作品帮助他们进一步地理解了文学的真谛。
2.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1986年以后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种外国文艺思潮。特别是在90年代,大量的对文学现象的新命名,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后现代主义”推衍而出。几次大的文学论争,也多半有后现代话语参与其中。在读者厌倦了先锋小说里充盈的荒诞、焦虑、喧嚣的情绪和各式各样的语体实验后,先锋小说走到它的尽头。大多数先锋作家回归了传统的叙事技巧,同时也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平面化和反技巧主张。
3.台港文化:在改革开放中,除了西方文学思潮,台港文化也对大陆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台港文化潮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入大陆,十数年来形成了三四次浪潮。
由于台港文化潮的体现较为形而下,进入的管道较为地层,一开始在文学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随着台港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评论界开始研究、探讨其美学价值、流行原因以及对大陆文学的互补意义。台港文化中影响最大的是金庸。尽管这样,大多数论者仍对台港文化持相当低调的态度。其重要原因,是论者大都对台港文化缺乏真正的了解,仍在使用旧有的审美意识进行解读。
另外,还有些批评者看到了大陆知识分子与台港文化人在商业社会中相似的精神困境,开始关注台港文化人如何在商业社会中表达自我的精神立场。这对大陆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社会进行自我心理调适和寻求发言渠道不无借鉴之处。
三、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
1986年以后,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全面边缘化的过程,似乎让人们在世纪末才第一次看清了文学的真实位置。而这一状态,也许正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家、批评家对政治的普遍兴趣并未因曾饱受打击而丧失,他们仍然力图用文学去“干预生活”,对自己在政治话语里的中心地位依然居之不疑。
然而1986年后,形势大变,文学已难以产生如新时期之初常见的“轰动效应”,因为’现代化”已经启动,读者对政治的热情已经减弱,更多的人日益关注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在这样的局势下,文学开始了向着意识形态边缘主动撤去。尤其是在1989年后,作家们在政治话语层面趋于沉默。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曾在文学国度里笼罩一切的话语终于完成了它的隐退,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次开始用别的角度来审视自身。(文学创作的尴尬)
市场经济大潮袭来,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作家队伍迅速地完成了分化。有的继续从事纯文学的写作,有的进入政界当官或下海经商,有的制造畅销书,有的成为报刊专栏作家,等等。此时,属于精英话语的纯文学在远离了以“启蒙”、“代言”为己任的意识形态中心后,在被放逐到社会话语场的边缘处后,文学开始试图重建自身的话语中心,这一努力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两种:一是遁归民间,二是返回个人。在1986年以后的时代动荡中,“受灾”最烈的并非创作领域,批评家们所受到的冲击更大。(文学创作的分化)
对于中国文学整体的边缘化倾向,大多数论者表示,文学本来就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伟大事业,长期处于话语中心并非正常的状态,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文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重返中心,甘居边缘可能是文学的唯一选择。不过也有许多人大声呼吁,认为文学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中心话语,巩固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才有可能对本领域进行整合,以全新的姿态在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
四、90年文学环境的特点
1.多元化、个人化。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立场的公开出现
2.文学潮流的淡化
3.文学形态分化
4.网络文学方兴未艾
五、人文精神讨论:
90年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场运动。
1993年,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发表,提出了“人文精神”这一话题。1994年连续进行了《人文精神寻思录》的讨论。形成了三王(王蒙、王朔、王彬彬)、二张(张承志、张炜)两种观点。
1.后现代主义评论:自从“后现代主义”以及由其派生出的“后新时期”、“后先锋”、“后新潮”、“后殖民”、“后结构”等名词频繁出现在报刊上,又出现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对于中国到底有没有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有文章从大环境着眼肯定后现代主义的存在。也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后,文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所谓中国走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完全具有一哄而上的特色。还有论者指出:“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与产生后现代主义的西方社会文化环境的区别”。这大概是在学理争论之外,许多知识分子担心的问题,于是接着爆发“人文精神大讨论”。
2.人文精神大讨论:90年代中国文坛发生的争论,不会有比“人文精神大讨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了。这场争论不仅震动了全国知识界,在海外学术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人文精神讨论的意义,大多数论者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称之为“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乃是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自我拯救的整体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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