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数字出版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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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出版时代的来临及编辑面临的挑战
1．数字出版发展迅猛
数字出版浪潮的兴起是在20世纪末期，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已经对传统出版业，乃至整个内容产业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出版的载体经历了纸张、磁带、光盘、计算机、互联网及手机、电子书等手持阅读终端的变化，出版的形式也从图书、电子出版到网络出版、手机出版、跨媒体出版，所承载内容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本存在于出版、传媒、影视、信息乃至服务等行业之间的鸿沟正在趋于消弥。数字出版的范围空前扩展，移动内容、互联网服务、游戏、动画、影音、出版和数字化教育等几乎所有数字内容产业都可囊括在内。
在国外，随着2010年4月iPad平板电脑如旋风般上市，欧美日本等各发达国家均大踏步进入数字出版时代。以美国图书出版业为例，2010年前9个月，在成人精装本图书、成人平装本图书、大众市场平装本图书、儿童/青少年精装本图书、儿童/青少年平装本图书五大主要出版领域，各出版公司的销售额平均下跌了75%，而同期电子书的销售额增长了188．4%。在日本，刚刚过去的2010年被称为日本的"电子书元年"，一年来各路资金争抢市场的硝烟始终未散，索尼和夏普两大电子产业巨头更分别于2010年12月10日同时推出各自的电子阅读器，誓与人气火爆的iPad分庭抗礼。《朝日新闻》发表述评称，日本电子书已进入"战国时代"。而在中国大陆，近几年来，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一路高歌。2006年数字出版产业达213亿元，2007年达362．42亿元，2008年达530．64亿元。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1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产值达799．4亿元，较2008年增长50．6%，连续4年年均增长率超过55%，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的增长率，并且在未来几年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显然，这一变化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所带来的。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在内容产品、产业形态、商业规则等各方面都呈现出革命性的变化。
2．编辑职能是否应该消失
这种变化反映在编辑活动的职能上，更为显著。在汉语中，"编辑"有编辑活动、编辑工作者等多种含义。各种编辑学论著对编辑概念的不同表述有几十种之多。如姚福申认为："编辑活动是一种精神劳动，是对他人作品和资料进行搜集、选择、整理加工的工作。"林穗芳认为："现代各种传播机构的编辑工作的基本内容为：依照一定的方针开发选题，选择加工稿件以供复制向公众传播。"王振锋认为："根据社会文化需要，按照指导方针，使用物质载体和技术手段，对精神产品进行组织、采集、鉴审、选择和编序加工，并缔构成一定的文化符号模式作为社会传播媒介，即为编辑活动。"邵益文认为："编辑是根据一定的思想原则，以相应的信息或著述材料为基础，进行优选、创意和优化、组合等综合性的精神生产过程，使精神成果适合于制作传贮载体的再创造性智力劳动。"
在传统报刊、图书出版业，编辑是由一项专门职．业，并由受过相应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担任。而数字出版时代则颠覆了这一惯例，其显著特征即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编辑，原先的读者也可以介入到编辑程序，这是一个"全民编辑"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化身为消费者，他们在消费内容的同时也通过重新创造和服务成为生产消费者（Prosumer），如Facebook和微博上的浏览者同时也是内容提供者，评论和转发功能又使阅读者成为内容编辑者一一群体评价和转发的质量及数量可以决定该内容的生死存亡，是被更多人关注到，引起更为广泛的传播，还是消失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
以与传统出版业关系最紧密的电子书出版为例。百道网总裁程三国把电子书分为1．0、2．0、3．0三种。电子书1．0，就是纸质书的电子版；电子书2．0是先出电子版或者只出电子版的电子书；电子书3．0即多媒体电子书，如苹果商店（Apple store）里的许多电子书。即可以看出，在电子书1．0时代，传统的编辑还有用武之地。而在电子书2．0和3．O阶段，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界限已趋于模糊。依程三国对电子书的划分，亚马逊的Kindle Single项目是一个典型的电子书2．0形态。Kindle Single是指长度在1万字到3万字的书籍，大概30到90页，任何人都可以向亚马逊提交作品，亚马逊还在声明中特别呼吁"广大作家、思想家、科学家、商业领袖、历史学家、政治家"上传自己的作品，申请进入Kindle Singles类别。这等于直接宣布作者可以绕开传统的编辑出版环节，在亚马逊这个巨大的销售平台上出版作品并出售。那么，编辑环节真的可以省略吗?传统意义上的编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二、对数字出版时代编辑职能的再思考
1．编辑的基本职能应该得到加强
到底什么是编辑昵?我们重新回过头看一下关于编辑的各种表述，就会发现，无论表述如何不同，共同点都是把编辑活动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其基本特征是对文化成果的收集、选择和加工整理。
这是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们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邀游，在享受了一开始的自由之后，转而会在无穷无尽的信息流中迷失和焦虑。任何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反过来说，就是没有人对所发布的内容负责。综观目前数字出版的现状，数字出版的质量鱼龙混杂。数字出版编审环节缺位已成为一个行业通病，并直接影响到数字出版物的质量。数字出版的两方面——数字内容提供商和个人出于种种原因都缺乏对内容的编辑和审核：由于相关规定对数字出版内容编辑职能语焉不详，数字内容提供商对于自身的编辑职能缺乏认识和重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他们往往将编辑环节进行简化，因此，能进行自我编审规范的数字内容提供企业少之又少；而另一方面，个人又没有这样的i专业能力。编辑缺位突出表现为编辑环节简略或省略、编审队伍的专业性不强等。2010年12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新浪官方微博发布了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引起大量转发，但很快被证明这是一则假消息。此事导致了《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辑、新媒体总编刘新宇及负责新浪微博账号的责任编辑相继辞职。事后，刘新宇坦承：这次事故，从根本上是对内容的监控缺位所致。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在快捷、自由的同时，也很难像传统媒体那样进行编辑各环节的申报、审核。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数字出版产品质量的普遍担忧。
当然，网络环境的开放性决定了数字内容提供者对作品进行类似于传统出版渠道的编辑、申报、审核环节是有难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发布的数字内容可以完全脱离编辑环节。在避免基础性错误和发掘有价值的作品等方面，编辑工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专业人士策划、选择、优化、把关等环节，是可靠的，值得信任的。编辑此时有为内容颁发信任状的作用。麦克卢汉曾认为，一种媒介注定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开创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新的环境不是全新的，不会抛弃旧有环境，而是把旧有环境变成它的内容。以此来理解数字出版产业，传统的编辑职能并没有消失，反而应该得到加强，使其完美融合进新兴的数字出版领域，并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加强并重视编辑的职能，数字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才能得到保证，才有利于数字出版环境的良性发展。失去了编辑环节监控把关的数字出版产业，是不健康的产业，其长久发展也得不到保证，并会对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编辑职能中最基本的三项职能。
首先是编辑的策划职能。编辑的策划职能是现代传播业的“龙头和先导”。策划是一种创造性的发现，是一种主动出击，它直接决定传播的效果。在策划过程中，编辑通过市场调研，深入了解受众的需求，并通过创造性地整合作者资源、传播渠道资源和市场资源，引导编辑客体的方向，使传播更具有主动性、目的性。编辑的策划职能还能够提高传播的可预见性、可控性以及文化产品的质量，并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其次是编辑的选择与优化职能。编辑主体的选择和优化职能是同时进行的。编辑作为传播的核心，对向受众传播什么、怎么传播有选择权和决策权，这种选择和决策不是随意进行的，是对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和受众需求进行仔细分析和周密安排后开始的。优化功能不仅指对作者原稿内容和形式的优化，还包括对文化产品结构的整体优化。这种选择和优化包括了对选题内容和结构的选择和优化，对作者的选择和优化，对传播形式的选择和优化，对内容进行编辑加工中的选择和优化，对传播渠道的选择和优化等，整个编辑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选择和优化的过程。
再次是编辑的把关职能。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是美国传播学者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在大众传播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把关人对信息进行取舍，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最后与受众见面。在编辑过程中，编辑的把关包括政治关、法律关、道德关、质量关和文字关等诸多方面。舆论导向的把握是把关人最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编辑作为"把关人"，还要对传播的内容进行优选、优化，加以整合改造，保证信息的可靠性、科学性，使之符合社会需要，便于受众接受、利用。从原始资料到制作成成品，从思想品位到审美趣味，从版式到标点符号，从文字到图像等方面，编辑都需要全面把关，不断修正、完善和优化，使之符合传播意图，最后呈现给受众以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尽量完美的知识产品。编辑的把关过程及其结果，直接影响知识产品的质量。由此可见，以上三项编辑的基本职能在数字出版时代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
2．数字出版时代编辑角色的变化
但我们更应看到，内容产业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改变，作为传统出版中心环节的编辑生产方式和工作流程，也会随之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应该是理念上的，其次是操作和技术层面的。在数字出版环境下的编辑，应该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创新理念思路，找准角色定位，以适应数字出版产业的需求。
第一，编辑应成为知识消费和共享过程中的意见领袖。数字出版产业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内容产业，在网络中，不仅有以知识和意见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流"，也存在着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影响流"。在信息的发布、回复、评论、分享过程中，影响力总是从信息位较高的用户流到信息位较低的用户那里去，从而产生了网络传播中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意见领袖的概念最早是由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目前，学界关于意见领袖的特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与受其影响者处于同一团体并有共同的爱好兴趣，影响力的流动更趋向于水平而不是垂直。第二，在其具备领导资格的领域里必须被公认为是见多识广的或称职能干的人。第三，社交活跃度高，交际人群广泛。第四，更多地使用媒介。阳在数字化时代，意见领袖基于人际圈或趣味圈中的各种虚拟或真实关系，通过较高的发言质量和频率，逐渐成为网络中舆论引导者，他们往往是追随者心目中价值的化身，甚至可以将影响力辐射至真实社会中，其传播影响力不可小觑。意见领袖现象体现了互联网的逻辑，即决定传播效果的力量更多地来自注册用户和访问者的集体力量，而不是传统社会常见的资本和权力；同时，在这里，知识传播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知识传播已经转化为知识消费和共享。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在向网络传播中意见领袖转化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一个优秀的编辑，必然是该专业领域的专家，编辑的职能要求其社会交往能力极强，并且编辑的媒介素养要远较一般人为高。编辑向意见领袖的角色转化，不仅有助于其选题策划能力的增强，更能在舆论引导和网络营销上发挥极大的作用。《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在谈到微博的作用时曾说：他的新浪微博一夜之间聚集的"粉丝"抵得上《三联生活周刊》十年累积的订阅量，这种力量是传统期刊出版业不可想象的。
第二，编辑应成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设计组织者。数字出版时代中，传统的单一、平面、静止的内容生产方式在向复杂、交互、立体、跨媒体的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e）转变。在数字传播环境下，知识产品都会倾向于寻求所有的传播渠道实现其传播，以求效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这是知识产品的商品属性所决定的。这要求编辑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充当知识生产的设计者和组织者。从对产品的市场分析判断开始，到对选题新生长点的捕捉，对产品价值准确的判断，对传播渠道的充分选择，对市场营销的策划安排，对用户体验和反馈的敏锐捕捉，无不要求编辑具有极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操盘能力。2008年底，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中文在线等机构联合将冯小刚首部长篇小说《非诚勿扰》以传统图书、互联网、手持阅读器、手机四种形式同步出版，随后《非诚勿扰》贺岁电影上映，形成五路出击的传播格局。这个出版事件后来被《中国新闻出版报》评为"2008年中国出版业十大事件"之一。这是数字出版时代知识生产的典型案例，意味着内容作为生产力，可以而且必须打破行业壁垒，突破行政管辖的条块分割，极大地发挥效应。它也意味着编辑工作是一个由复杂要素构成的系统工程，编辑必须一身担负"设计"与"施工"的双重任务，并要在现代传播中发挥一种组织和协调的作用。编辑在制定选题之后，必须把成熟的决策分解成个别相关部门的行动，推动、组织作者进行创作，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使传播渠道畅通，保证设计蓝图成为现实。
第三，编辑应成为数字内容的深度加工者。勿庸置疑，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浅阅读"的时代，浅阅读就是阅读不需要思考而采取跳跃式的阅读方法，所谓囫囵吞枣、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它所追求的是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的愉悦，具有浅表化、娱乐化、视觉化等特点，是后现代主义的现实表征，体现了消费主义的倾向，预示着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转型。知识生产的许多领域都已经反映出这种特征。手机阅读、游戏、在线阅读等方式就是迎合"浅阅读"文化现象的典型形式。2010年流行的微博更加剧了信息碎片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搜索技术的发展又开辟了个性化内容需求的广阔市场。数据挖掘（Data Mining）、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等技术可以使内容消费提升为高层次的知识消费，即由单纯的被动阅读向目的导向、问题驱动的主动搜索转变，超文本技术和内容聚合技术（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则可以将以特定阅读兴趣为目的的内容定制和推送成为现实。借助现代技术的发展，"深阅读"乃至"创造性阅读"成为可能。这为编辑提供了用武之地。在海量信息泛滥，并且呈碎片化分布时，编辑应该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在内容的经典性、专业性、主要性上下足工夫。这是适应市场的需求，也是编辑对抗文化轻薄化、戏谑化、庸俗化、垃圾化的责任所在。国际著名期刊《经济学家》、《纽约客》在全球期刊发行量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实现逆势增长，就是始终坚持厚重感、文献感，坚持经典性、专业性的结果。信息时代走到了极限一定会走向反面，人们会需要更加重要、坚实的内容，不是空洞的、垃圾的信息，而这就是内容生产在信息时代生存的根本。

编辑实践中的文化自觉
摘要：从编辑出版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自觉应指编辑在文化传播中所体现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它渗透在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表现为在文化积累中对社会文化的择优汰劣与增值创新，以及文化传播中对社会风尚的控制与引导。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编辑理应具有文化自觉的理念，并把这种理念外化为自觉的编辑行为，由此引导主流文化，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一命题得到了广泛认同。费先生认为：人贵有自知之明，一种文化也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自觉意识。其实，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文化意识，也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更是一种文化实践论。从编辑出版的角度来理解，它应指编辑在文化传播中所体现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包括自觉的文化反省、自觉的历史担当、自觉的兼容并蓄和积极的自主创新等。编辑的文化自觉渗透在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在很大程度上，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实践。

一、择优汰劣，自觉于弘扬先进的人类文明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依附于各种载体的文化信息也日益丰富、数量骤增。由于精神生产是一定社会形态下个体的认识与审美活动，具有鲜明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因此其产品也必然打着生产者的思想烙印，珉玉杂陈、芜菁并存。这些包含主流、支流和逆流的文化思想对人类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编辑是文化的优化者与选择者，其历史使命即在于能够自觉传承先进的人类文明与优秀的社会文化，真正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客观信息纷繁复杂，浩如烟海，这其中唯有代表社会文化发展方向，且符合文化自身规律的部分，才是适合大众传播的精神产品源。编辑身处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面对海量信息，总有一种把握主流的文化定力，并且能够以此为指针，用客观平和的心态去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一方面，披沙拣金、独具慧眼地去发现那些具有真正文化价值的精神产品，将它们挑选出来并传播出去，使之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激浊扬清，把那些不健康、不科学的垃圾信息剔除出去，使文化变得明澈洁净，真正实现优化与净化。
编辑选择的文化自觉首先是奠基于族群认同根基之上的。无论是对原始信息的“淘金”“去渣”，还是加工完善，其评判标准都是以对本民族文化的正确体认为基础，并以推进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旨归的。一个编辑如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积淀、精神内涵知之甚少，或者对体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嗤之以鼻，那么就不可能找到编辑工作的起点和文化传播的重心。但是，编辑选择的民族性也不是单纯的本土文化坚守，而是建立在全球文化语境基础之上的。因为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除了具有优势与长处外，也存在劣势与短处。同一种文化由于其早已深入到人的意识深处，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其缺陷也很难用自身的优势来弥补。所以，编辑不会走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道路，反而常常会以更高远的目光和宽容的心态，自觉追求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努力突破传统的、地域的、历史的、时空的种种局限。他们或者立足本民族，从对全球文化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入手，选择本国文化建设急需的西方文化精品，将之引荐过来；或者放眼全球，挖掘出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品，在现实基础上综合创新，打造出本民族的世界级产品，让民族文化走出去。显然，编辑从知己出发，着眼于寻根与反思，又致力于在知彼中超越的文化实践，使得其倡导的文化传播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因此，这种择优汰劣的文化传播就不再是对人类文化的简单积累与传承，而是在全球化前提下，本着文化复兴的良好愿望，对现代文化的重新建构。

二、与时俱进，自觉于对社会文化的增值与创新
编辑活动中，编辑对文化的传播并不是被动的，文化理想总会引导他们去追求更高、更广泛意义的文化价值和更深远的文化内涵。所以，编辑不会滞留于原始自在的文化范畴，而是常常会从自己的知识经验、价值观念和人文意识出发，重新解释、评估、界定文化信息，以此获得文化传播的前沿性、丰富性和普遍性。
事实上，文化传播的过程，也就是编辑主体对编辑客体逐步提升、螺旋式超越的过程。这里，所谓超越是指对固有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突破，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编辑主体对编辑客体超越性价值的认可与肯定；二是编辑主体对编辑客体一般性价值的丰富与提升。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其特征就是信息层出不穷，并以飞快的速度变化更新着，此时，编辑的职能已不仅仅是积累文化、传播思想、传递信息，而是还要与时俱进，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发现新情况，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发现新领域，从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发现新成果，从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发现新趋势。一百多年前，爱因斯坦创造了相对论，当时，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懂。但是，《物理学学报》的编辑普朗克很快选择并发表了这一突破性成果。从此，人类核能物理学和航天物理学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编辑主体于客观信息中发现并认定编辑客体超越性价值的典型案例。它使人们前所未知、社会前所未有的具有超越时空价值与魅力的文化信息从离经背道的异类，变成了流传千古的名品。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呈现于编辑面前的客观信息总是分散而无序的。这些信息有的原先即有某种明显的思想观点，有的却只有某种潜在性。无论明显还是隐蔽，其社会力量相较于整体而言都是十分微弱的。但编辑在其文化实践中不会原封不动地反映各种信息，而是常常会依据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对各种要素进行整合，使原有的文化结构发生变化，逐渐实现新一轮的文化组构，从而形成新的文化景观。其实，编辑文化选择的过程，也就是编辑主客体两种价值体系相互参照、相互调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选择一方的编辑主体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与评价选择的对象，而作为被选一方的编辑客体又总是不同程度地偏离主体的思维，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成功的境界应该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完美契合，即二者在价值观念上达成一致，并以合力作用于社会。所以，编辑在分检或处理稿件时，总会按照不同的社会愿望、受众需求、选编目的、传播宗旨等，对客观信息进行组构与整合。他们或者以某种观点组构作品，形成内在的思想联系序列，或者以某种风格、流派或特色组构作品，形成有共同文品或色彩的逻辑联系序列。当众多散乱无序的作品经编辑编排并构成不同的序列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于是，每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了本身原来的意义，而且在新的序列中又形成了新的意义。日本学者恩田彰指出：“创造是人类智慧行为的一种，它通过对储存的信息资料作出选择与判断，产生出有新价值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活动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工作。

三、引领风尚，自觉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
文化传播的目的在于文化引导。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人民之祸。”编辑是一个社会角色，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他们总是代表国家、阶级等集团的利益对精神产品进行鉴审、择优的。他们将社会的意志和思想渗透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尽管编辑选择也会受到一定社会条件下读者兴趣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在诸多影响面前，他们并不会一味迎合，全盘接受，而总是以其对时代精神和文化命脉的深刻把握，对文化运动的方向、过程、前途等进行着必要的控制与引导。例如，孔子编辑“六经”，以“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攻乎异端，肆害也已”为原则，以此宣传儒家的政治思想；司马光从浩瀚的史籍中“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辑成《资治通鉴》。这些对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形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闻出版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辑担当着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责任。因此，编辑活动在观念形态和社会性上都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并为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服务。

四、结语
编辑是文化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以缔造社会文化结构为中心，通过搜索大量文化信息，经整理、加工和传播，影响为数众多的读者，使其获得所需的知识和心灵滋养。编辑活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而且对社会的文化氛围也将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显然，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知识范本和智力支持，是编辑活动永恒的主题；而对物质文化产品所蕴涵的精神内核进行最大范围、最深程度的辐射，由此影响人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则是编辑活动不变的基调。因此，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编辑理应具有文化自觉的理念，并把这种理念外化为自觉的编辑行为，由此引导主流文化，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