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最早放眼世界的文人

吴福辉

节选自《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吴福辉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晚清新进的文人，一面感受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一面已开始将目光射向了世界。我们从当年各种报刊登载出来的瓜分中国的形势图中，可以感受到广大民众及先进知识分子急于自强的心情。同时，了解世界，从封闭的知识系统中突围出来，也成为许多先驱者的共识。林则徐（1785—1850）是较早的一个，为了“制夷”“防夷”，他亲自主持编译了《四洲志》。与其年龄接近的魏源（1794—1857）、龚自珍，都曾与林则徐一起提倡过经世致用之学。魏源受林之托，根据《四洲志》和其他中外文献编成《海国图志》。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师”字的提出可不易，是有千斤重量的。而龚自珍抨击时世，振衰起敝，深具历史预见，是开一代诗风的大家。这三人都注重关于世界和中国边疆的人文历史地理的研究。稍后的王韬、黄遵宪，由于机遇独特，最早走出国门。这两人与比他们略小的梁启超等，便构成当时中国初步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体。

王韬（1828—1890）的经历比较离奇。先是上书清政府献剿太平天国军之方略，未获采纳；后来回乡探母病时向占领苏州的太平天国将领献攻占上海的计策，事情败露后遭朝廷缉捕，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于1862年逃亡香港。此时他的政见显然是功利的，只是投靠主子的一种手段而已。但海外整整22年的流亡生活造就了他。此期间，1867年至1870年间他被聘去英国译书，游历了欧洲各国；1879年游日本，在那里结识了黄遵宪。王韬早在国内期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之请，于1849年进入上海墨海书馆。麦都思本人便是办第一份中文刊物和在中国建第一个现代出版社之洋人，王韬则有幸成为中国最早接触现代出版业并参与翻译事业的人。十几年的墨海书馆工作，使他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知识，打开了眼界。逃到香港后，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为英文。后来也是随理雅各来去英港之间。1874年王韬在理雅各离港归国主持牛津大学汉学讲席后，集资买下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遂创建第一个中国人自办的中文大报《循环日报》。十几年在报上发表政论文字，与康、梁同声呼应，成为有影响的“维新”人物。

王韬从一风流才子和封建士大夫，转化为新式的报人、文学家、宣传家，他的转型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贯通古今中外，入仕不成，沦为民间意义的职业作家。他的政论文字并非他先前的“上书”，已经不必忠于任何人，而是直接提供报纸发表，为社会大众所用的。所以，他的言论渐渐少了顾忌，介绍西方新事物、新思想也就不遗余力。他比梁启超使用松动文言还早，不愧是新“报章体”文字的先行者。所著文言笔记小说有《淞隐漫录》《遁窟谰言》 《淞滨琐话》等。《淞隐漫录》分篇在《点石斋画报》（《申报》馆发行）发表，由画报的主笔吴友如为其做了插图。写小说的王韬，真正显示出海派文人的面目。这些故事，集社会新闻、民间传说、遗闻佚事于一体，本是为市民的消遣或抒发情感而作，与作者每日沉浮海上的狭邪生活相照应。在一定意义上，王韬是开了以小说描摹现代都市风情的先河的。而且他还是较早写作域外游记的人，有《漫游随录》《扶桑游记》两种传世。

王韬出国本是被动，无意中比中国第一任驻伦敦公使郭嵩焘还要早7年。他在上海开埠四年后1847年便游览过上海，加入墨海书馆在沪一住便是14年。流亡香港前后所住的时间也不短。但按他的游记所写，这样一个略知天下事的中国人从法国南部一登陆，感觉竟然是“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可见西洋文明不亲见亲闻是不行的。他的马赛印象如下：

越两日，抵马塞里，法国海口大市集也。至此始知海外阛阓之盛，屋宇之华。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皆七八层。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街衢宽广，车流水，马游龙，往来如织。灯火密于星辰，无异焰摩天上。寓舍供奉之奢，陈设之丽，殆所未有。出外已预备马车，俱有定价，无多索也。偕夏文环游市廛一周，觉货物殷阗，人民众庶，商贾骈蕃，即在法国中亦可屈一指。

文言的四字句限制了他对街市的具体描写，但王韬进入欧洲的第一眼便能注意城市楼房的层数、夜晚灯火的亮度、出租马车的定价、市场百货的齐全以及人口与商业人员的众多，已经相当难得了。他的旅欧游记虽免不了有惊鸿一瞥的猎奇式记述，但注意市政，热中于参观各地博物院，关心男女交往与女子教育的风气。当时的王韬已关注城市的环境建设与人的联系。他记伦敦的道路管理是：“街衢宽广有至六七丈者，两旁砌以平石。街中或铺木柱，以便车毂往来，无辚辚隆隆之喧。每日清晨，有水车洒扫沙尘，纤垢不留，杂污务尽。地中亦设长渠，以消污水。”自来水设施是：“各家壁中咸有泉管，有塞以司启闭，用时喷流如注，不患不足。”记载煤气如何进入每家每户照明：“每夕灯火，不专假膏烛；亦以铁筒贯于各家壁内，收取煤气，由筒而管，吐达于室。”写得非常仔细。他参观伦敦博物院的图书馆，做了如下记述：

院中藏书最富，所有五大洲舆图、古今历代书籍，不下五十二万部。其地堂室相连，重阁叠架，自巅至址，节节庋书，锦帙牙签，鳞次栉比。各国皆按槅架分列，不紊分毫。其司华书者为德格乐，能操华语，曾旅天津五年。其前为广堂，排列几椅，可坐数百人。几上笔墨俱备，四面环以铁阑。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出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去。 

总之，王韬的旅欧游记反映出最早走出国门的近代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思想和眼界的水平。王韬吸取西方文明确实没有多少顾虑，除了他的关心女性常与寻花问柳相互混淆外，在中外文化交流的目标上，他的追求不卑不亢是很高的。

和王韬一样写过域外游记、日记或回忆录的，还有容闳、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等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官员。其中容闳（1828—1912）出国更早。他1847年得到资助赴美读书，后入耶鲁大学，成为华人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第一人。他被曾国藩收为幕僚，并任过驻美副使。他毕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替江南制造局谋划并在美国购置机器；第二，说动清廷终于从1872年开始由他主持选拔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留学。后面这件事虽遭顽固派破坏，在鲁迅出生的1881年流产，学生中究竟出了修建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和民国政府国务总理唐绍仪等人。1909年他据此经历，用英文写成《西学东渐记》，1915年由恽铁樵、徐凤石译为中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记述19世纪中期美国的景象，和自己为读耶鲁差一点被迫接受当传教士的约定条件，读来相当感人。

郭嵩焘（1818—1891）的年齿在这批人里最长，是与曾国藩换过帖的岳麓书院同学，他喜直言，官场上不免结怨。首任驻英法公使已是1876至1879年的事。出使期间严复正在英国留学，40岁的差别没有影响两人成为忘年交。他作为洋务派，思想上稍稍超出洋务派。他是个运气很坏的大使，为了云南杀了英国使馆的人员被慈禧太后哄着出使去赔礼道歉，人未出国门却已挨了“卖国”的骂名。及至将五十天去伦敦途中的日记以《使西纪程》书名刻印，竟在朝野掀起了轩然大波。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上疏要撤他的官，最后书被勒令毁版。所以，后两年的旅欧日记无法续印，被埋没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984年才据手稿用《伦敦与巴黎日记》的书名出版。《使西纪程》的罪名是承认西方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处处与我们的文明做比较。他的副使刘锡鸿背后认定他是“汉奸”，列数的三大罪状真正是奇文，不妨抄在这里：“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一、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一、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而实际上郭嵩焘以58岁的年纪启始（他在伦敦过了60寿辰），往来欧行八万里，从日记看一路访问，探讨教案、船舶管理、不杀俘虏的公法、了解各国的宗教、监狱情况，甚至对各国国旗、水师旗、商船旗等详加辨认，其为国家认识西方的态度非常认真。

而薛福成（1838—1894）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和郭嵩焘一样特别注意外国的监狱。其时，中国的牢狱无比黑暗，所以才会有薛福成面对巴黎牢狱写下这样的词句：“工作之赀，悉归本犯，不充公款，俾自购食物，甚有积赀者。”“地下窟室炽炭，以送暖而御寒，虽届冬令而巷中甚温，此狱每冬炭费三万佛郎。”都很意味深长。薛福成是曾国藩的年轻幕僚，与黎庶昌等合称“曾门四子”。原来未出国前，薛对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也觉“言之过当”，待1890年到1894年四年半间自己出任英法意比四国的公使看过之后，“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侍郎”即指郭嵩焘）他记载巴黎街市也颇详尽，特别是埃菲尔铁塔，新造不久便去看过，用文学笔法写它“每高一层，则下见川原庐舍人物车马愈小一倍，俯视巴黎，全城在目，飘飘乎有凌虚御风、遗世独立之意”。隔了几年再次登临，给塔算了一笔账，投资多少，参观人多少，门票收入多少，股票获利多少，算出西方国家何以能够“致富不赀”的缘故。薛福成兼有商业与文学的两种品性，日记里写巴黎油画和蜡人的文字，就以文笔洗练生动而广受称道，后经常被选入教材。

另一位“曾门四子”黎庶昌（1837-1897），在1876年跟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第二年开始，频繁地调任于德、法、西班牙使馆之间，直到1881年升任驻日本大使。这一段欧洲的经历就有了《西洋杂志》这本书。叫“杂志”，是因此书不如上述外交家日记按时间的线性顺序记叙，它打乱年代和国家，专意于欧洲的社会风习，按题归类，将游记、书简、地理专文混编而成。黎庶昌观察欧洲有自己独特视点，如不着重记政治交往，而记各国礼仪习俗：如何接国书，如何着制服，如何阅兵，大至议院如何开会，小至如何订婚约、开舞会等。“预贺生子”“生子女取证”所记西班牙皇后怀孕5个月按例接受大臣与外国官员朝贺，产子当日邀请大臣公使在产房外守候，待生后将婴儿用银盘托出当场验证，都十分得趣。作者曾乘过氢气球升空，写下亲历。更其难得的是他对人文地理的专注热爱。鉴于沙皇的扩张企图，他提议到俄国西伯利亚一带去作旅行考察。为此，下工夫翻译汇集地理资料，写成收进书中的《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略》各文。这不是几篇死的文献，如对整个线路的简明扼要记述，是这样的：

自上海到天津用火轮船。自天津到通州用中国夹板船。通州到北京用骡车。北京到张家口（蒙古名加尔敢）用骡轿。张家口到恰克图（英语名哈克达）骑骆驼。恰克图到俄国火车路用俄国四轮马车（名达郎达司）。

过蒙古沙漠及雇佣车马的注意事项也一一开列清楚：

过蒙古地方可以骑骆驼，亦可骑马。骑马须用蒙古马鞍。当于七月内行走（西洋七月，中国之五月底六月初），其时有草，可以养喂牲口。若骑马速行，一日一换，可以十二日经过沙漠。但行路如此，辛苦异常，因其路有八百买尔之遥，实中国之二千四百里。（一节）

……

从恰克图往俄都，昼夜兼行。途中所需之物，恰克图皆可购办。最要者应买茶与白糖，并换铜钱，以为零星买物及赏马夫之用。行路之先，须取一本国官路票，送与俄国公使盖印。携带之物，以少为佳。物包不宜过大，恐驼马有伤，便于取搭车上。（一节）

这真是经过中国经世之学和外国实用之学两边影响而训练出来的文人，才能写出如此的文章。

晚清一代写出国游记、日记的人可分为几类。最早是跟着洋人当翻译、秘书走出去的一批，如罗森、斌椿，写域外所见，不免浮光掠影。后来才是上述的外交官员，带考察性质。个别的例子，如徐建寅、李圭、钱单士厘，本不是官员，此三人眼里的世界都有他们的特殊之处。

徐建寅（1845—1901）17岁跟随父亲徐寿在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任事，自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接着父子俩又在江南制造局造了更多的兵船和大炮，研制火药、硝酸。1879年当徐建寅在山东机器局被李鸿章看中，派往德国为北洋水师订购铁甲舰，并在欧洲各国考察时，他已是当时国中第一流的工程专家了。《欧游杂录》，就是两年多时间在德、法、英各国参观八十多处工厂、研究机构所留下的实录。他的记载与其他外交官确乎不同。比如他也频繁穿梭于巴黎、柏林之间，对街市无所记，到公共浴池去洗了次澡，却会把浴池的长度、宽度，甚至下池的几步台阶都分毫不错地记下来，更不要说对那些西洋机器的外观、构造、性能的一一记录了。他是为中国而到欧洲学习的，因而才会在考察欧洲火药厂时注意到中国引进的设备已经不差，为何产品不如外国的问题，说：“历观德国造药各厂之器具，皆不及中国津、宁、济、沪各局之精备。而所成之药反良者，何也？则因试验涨力、速率、重率各法，尽心竭力，有弊即改，随时消息于无形，无他秘法也。”这里指出中外管理人员的优劣，已经越出一般技术改进的范围。这正是他的工业调查的高明处，他注意到“人”。当然，他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万里跋涉、费尽心血购来的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兵舰“镇远号”“定远号”，到了甲午海战黄海海面上，与吨位、装甲、火力三者都比我们差的日本军舰一相遇，竟会双双折戟沉沙。世界范围的物与物的竞争，最后落到了人与人的竞争，分出了优劣。旅柏林期间，他还在蜡像院目睹了最新的科学奇迹机器人，曾作过如下的报道：

院中新到蜡像一位，面目衣履与生人无异，能据案疾书。足有轮，可任意推置何处。揭其襟，则见胸鬲间机轮甚繁，表里洞然。开其机棙，则蜡人一手按纸，一手握管横书。试书数字于掌心，握拳叩之，则口不能言，而能以笔答，往往出人意表。

对于一百多年前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太不可思议之事。

李圭（1842—1903）所写《环游地球新录》，是他1876年以中国工商代表的身份赴美国费城参加世博会、环球旅行一周的记录。李圭被曾任宁波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好博逊（晚清许多省的税务官员是外国人，而全国的总税务司最高官员是英国人赫德）看中，做了他的文牍。十年后美国建国100周年，庆典活动包括这次博览会，才有了此行。这部游记先写会上各馆情况，重点是美国馆和中国馆；次记会后游览美欧各地；最后写环球东行日记。展览会上，他赞美美国名为“哥阿力司”的1500马力大型蒸汽机，这在当时确系庞然大物。结合中国实际，李圭对会上农业机械加以特别的认识，还注意到邻国日本订购了18种农机的事实（大清国自然是不会订的）。对画馆里的裸体女画，他给予相当开明的理解：“所绘士女，又以著衣冠者易，赤体者难。盖赤体则皮肉筋骨、肥瘦隐显，在在皆须着意，无丝毫藏拙处。雕刻石像、铸造铜像亦然。此为绘画镂刻家精进工夫，非故作裸体以示不雅观也。”这比民国之后因刘海粟的艺专雇佣女体模特惹起的风波，时间要早得多，而看法却合乎世界潮流。此外，他借着当时容闳的留学幼童课业在博览会上展出，一百多名幼童率队前来参观并受到美国总统接见之机，写了“书幼童观会事”一节。特别说出：“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结论是“西学所造，正未可量”。对外国教育的先进性一面表示心仪，这也属不易的了。

李圭的游美从中国出发，不断地向东，再向东，整整绕地球走了一圈。这件事令他十分得意。所以《东行日记》在《申报》发表时，他署名便自称“环游地球客”。当时中国人中不相信“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日不动而地动”说法的，“十常八九”。他自己本也是有疑虑的。现在亲自走了一回，如他说的“使地形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盖地形如球，本无分于东西也”。 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向外学习追求到真理的一个写照。

钱单士厘（1856—1943）是外交官钱恂的夫人，钱玄同的嫂子。她因陪同和探视丈夫，先后到过日本、欧洲各地，而成为中国最早由闺房直接迈出国门的女性。她的《癸卯旅行记》写1903年前后80天由海参崴经满洲里经西伯利亚，乘火车到莫斯科、彼得堡的经历。女性的笔致具体入微，更富文学味道。如写车近贝加尔湖：

天明，渐渐从山缺树隙望见水光，知为世界著名之第一大淡水湖所谓贝加尔湖者矣（中国旧籍或称白海，元代或称为菊海）。自过上乌的斯克，浓树连山，风景秀丽，殆迈蜀道。而此夷彼险，但有怡悦，无有恐怖。因想苏武牧羊之日（武牧羊于北海，海即贝加尔湖），虽卓节啮雪，困于苦寒，而亦夫妇父子，以永岁月，亦未始非一种幽景静趣，有以养其天和也。

她不谈爱国，倒说苏武在这颐养天年也不坏，诚是女性立场。此书1904年在日本出版，有一定影响。她笔下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专制、落后但也雄浑广大。因她懂得日本欧美的情况，目光敏锐，处处烛照出俄国的毛病，特别是官员的颟顸、妄自尊大、无诚信，人们在高压下工作无效率等。俄国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之西伯利亚铁路，设备非常完美，备受称赞。现在经作者实地行走一遍，发现管理上的漏洞比比皆是。综观她们夫妇的旅俄行车路线，由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竟连绵成欧亚大陆的历史性的图卷。这张册页由一位女性给予展现，也算得是奇观了。

这种借最早走出国门而获得胸襟与眼界，发而为“游记”，可说是典型的文学现象。这些游记都怀着一定的政治使命，并非游山玩水地审美或娱乐，到稍迟的20世纪初，更有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法兰西游记》（后合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十分出名。以诗文谈世界而成就最高者，自然非黄遵宪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