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呼兰河传》研读

《呼兰河传》研读 

 

一、作者自述 

 

在武汉《七月》座谈会上说：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握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还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摘自萧红：《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载《七月》第３集第３期。 

 

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 

 

摘自萧红谈话，载聂绀弩《〈萧红选集〉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4 页， 1981 年。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抑郁，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 这封信（片断）是从白朗的《遥祭》中抄录的。是萧红到香港后不久，于 1940 年春夏之交写给白朗的。这是《呼兰河传》写作时的情绪背景。 

 

摘自萧红语，载 1942 年《文艺日报》，转引自丁言昭《萧红传》，第 239 页，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摘自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王观泉编，：《怀念萧红》，第 142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然而就这么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象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 

 

摘自萧红语，骆宾基：《萧红小传》，第 87 页，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我认为，在艺术上是没有什么最高峰的。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的人认为小说就一定要写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各式各样的作家，也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摘自萧红语，丁言昭：《萧红传》，第 273 ， 274 页，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 

 

摘自萧红语，骆宾基：《萧红小传》，第 99 页，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摘自萧红遗言，骆宾基：《萧红小传》，第 102 页，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二、重要评价观点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象是自传，却又不完全象自传。 

 

但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象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一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采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而她又同情他们 ------ 他们都象是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官冯歪嘴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上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双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火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将不是语言所可以形容的。 ------ 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她的心境是怎样寂寞的。 

 

摘自茅盾：《论萧红的〈呼兰河传〉》，王观泉编，《怀念萧红》，第 9 、 10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该书共分七章，（一共十四万多字）虽每章皆各自成为单元，叙述一个故事，或描写一景色，但全书皆发生在同一地点——呼兰河，在同一时代，由一个小孩叙述着所回述的故事。萧红非常技巧的将每章节调配得抑扬顿挫，高低有序。时而有令人伤心不已的悲剧章节，瞬间又出现轻松的幽默讽刺场面。 

 

这七章每章只要稍加润色，即可自成单元，各成一独立故事，但合起来这七章感人的效果却有增无减。这七章总体而言，无论在技巧手法上都胜过单一存在。因为此书将呼兰这城镇，也可以说将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东北的农村社会，置于显微镜下来端详。此书不但让我们大开眼界，而且感人至深。 

 

萧红在此书中，处处强烈地攻击农人们的那种有被虐待狂式的反对任何改善他们生活的态度。就象萧红本人一样，这些农人们是他们自己的最大敌人。书中“团圆媳妇”这段可说是萧红对此类事件最严厉的抨击。她在此章中痛责农人们那种将农夫的勇敢、自信、纯朴、健康的优良性格当做自大和傲慢，因而产生不该有的错误态度；她也将女性的困境陈示在读者眼前，偶尔也会为伸张女权而发出刺耳的呼声，但通常她会将伸张女权的主张穿上一层非常刻薄讽刺的外衣 ------ 

 

就象她自己其他成功的作品一样，萧红的《呼兰河传》所包含的题材，细腻的笔法，以及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强调，都非常出色。但我们如将上述优点断章取义，就有欠公允了。它们辉煌的成就仅只是整体的一面，其中每一部分都对全书有所贡献，同时对全书中所呈现的沉郁气氛也不能辞其咎。 

 

《呼兰河传》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部非常独特的小说，但在萧红作品中，该书却仅是她那注册商标个人“回忆式”文体巅峰之作。想在该书寻找积极性人物的读者是注定要大失所望的。 ------- （其实小说中的人物并不一定要如茅盾所说那样，非积极性人物不能引人入胜。） ------ 呼兰县城才是全书的主角。 

 

在思想上，她既不属于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个道道地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信徒 ------ 

 

女权主义在萧红的作品中，除《马伯乐》之外，是最常见的题材。 

 

“抗日文学”根本不是她写作事业的基础。从文学观点来看，“抗日文学”根本不是她作品中显著的特色。 

 

说萧红是位“抗日文学”的小说家，不但是个误会，更是小看她的文学贡献。 

 

当我们讨论到萧红的文体时，首先要谈的是她那简洁、不雕琢、自然得象诗样美的精炼行文。除了在《呼兰河传》全书中及其他几篇特殊优美的篇章外，她这种优美精炼的文笔，当读者初读时很易被忽略，原因是她的行文太流畅，太自然了。她这种如行云流水般的文体，也就是她成功的关键所在。萧红的文章的真挚感人的，从不转弯抹角或使人扯不清楚，并且特别女性化。这并不是说她的文章柔弱无力，因为强有力的笔调并不一定要夸大其词，也并不是说简洁的文章就等于儿诗童话一样的缺乏深度。要想行文有力，那么文句一定要与书中景况相吻合，更要设法配合书中角色的身份。 

 

总之，笔者认为《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文学评论家们在时空上距战时的中国越远就越认为该书是写作技巧上最成功之作。这一看法，即为此书不朽的最有力例证。 

 

摘自葛浩文《萧红评传》，第 137-144 页，第 160-169 页，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5 年。 

 

她通常不是依时序而是直接用场景结构小说，最基本的结构原则也即“传达情调”。你会发现，她对于过程显得漫不经心，而只肯把气力用在一些富于情致的小片段。久贮在记忆中的印象碎片，她就这么信手拈来，嵌在“过程”中，使作品处处溢出萧红特有的气息，温润的，微馨的。这些碎片散化了情节，浓化了情致、韵味，对于读者，常常比之“过程”有更久远的生命。 

 

“情调”对于描述萧红的文字，似乎还嫌“隔”，也许应当引入一个更为传统的美学范畴：“味”。 

 

这种“味”只能出自特殊的文字组织，是文字经组织后产生的审美特性。如果用了“风格学”的范畴，它们绝对难称精美。它们只是当构成整体（句、段、篇）时才显示为美。换句话说，那些文句只有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中才是美的。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对于“情调”、“情味”的追求都多少规定着她的作品的结构形式，即“无结构的结构”。 

 

她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借诸自己的文字组织，有效地使戏剧性（在当时也是一种小说性）淡化了，使小说化解为散文，使“事件”丧失（或部分丧失）其情节意义。也许过程仍然完整，并不曾被化解掉，但过程的时间骨架被极其具体的缺乏时间规定性的情境替代了，——而且多半是极其细碎的生活情境。其结果是散化，徐缓化，是情味化，是无底的沉静、寂寞 ------ 文字组织就这样规定着“结构”、节奏，规定着情感状态，以至规定着内容的性质。而“情味”始终是更其重要的，是作品的魂灵。 

 

我一再说到萧红文字的浑然不可分析性。这里应当补充说，生活在她的感觉里就那样浑然不分。也许只有儿童，才能这样感觉生活吧。人类的智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这类宝贵禀赋为代价的。……萧红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童心世界”，……是儿童感受世界的方式（比如保有世界形象的“浑然性”的感受方式）以及表述方式（也是充分感性的），儿童对于世界的审美态度，等等。 

 

也因而萧红的文学世界尽管单纯，却仍然较之许多复杂世界为完整。那是个寂寞的童心世界，寂寞感也是浑然不可分析的。寂寞不是主体意识到了的表现对象，它是一种混茫的世界感受、生活感受，霰一样弥漫在作品里，也因而才更近于整体性的世界感受。 

 

这种混沌状态正是许多创作者所企望却又不能达到的。 

 

散文才能之于她，是犹如禀赋一样的东西。我由作品认识萧红的散文才能，同时由萧红的文字认识“散文性”。“散文”不只是情绪、韵味、不只是结构，它也是一种语言形式。 

 

这种（非结构性的结构）“散文体式”并不能被认为是新的美学观念的形式体现，——如现代派的小说结构那样。就艺术渊源而言，这种结构形态无宁说更与旧文学相近。因而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 

 

抒情性，是一种太过空泛的概括，因包容过大反而弄得缺乏意义。 ------ 在它们（萧红，沈从文作品）那里，你所遇到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抒情”，而是充满感情意味的具体情景。这里才有中国传统散文特有的美感。中国式的散文与其说“主情”，不如说“主味”，主“情致”。 

 

萧红对于历史文化的理解集中寄寓在她作品的时空结构里，时序的概念对于理解萧红作品的结构有时全无用处。那些作品的各构成部分之间，往往不是依时序，而是由一种共同的文化氛围焊接（更确切地说，是“熔冶”）在一起的。萧红更注意的，是历史生活中那种看似凝固的方面，历史文化坚厚的沉淀层及其重压下的普遍而久远的悲剧。她是用宽得多——比之当时的许多作品——的时间尺度度量这种悲剧的。 ------ 由《生死场》到《呼兰河传》，时间由模糊、重叠、富于弹性到假设性、非规定性，因而也愈益增添了“非小说性”。不能想象凭借这样的“时间”来构造通常意义上的“情节”。小说特性在这里也被冲淡了。 

 

时间的假定性势必造成叙述的假定性，人物动作的假定性，以至整个情节架构的假定性。出现在《呼兰河传》开头的，无论“年老的人”，还是“赶车的车夫”，以至“卖豆腐”、“卖馒头”的，都非特定的个人。上述称谓不是特指而是泛指 ------ 因而，即使是个人命运在这里，也较之在作者的其他作品里，更带有“共同命运”的意味。在技术上却并非由于依典型化的原则对特征进行了集中，而是由于作者的那一种叙述方式，和包含其中的时间意识、历史意识。也因而“呼兰河传”才更象这部书的总题“那种叙述内容，坐实了，就没有了“呼兰河”的“传”。时间的假写性，使特定的空间范围（呼兰河）在人们的感觉中延展了。是“呼兰河”的“传”，又不仅仅是呼兰河的。空间的特定性本是“风俗画”的必要条件，时间的非特定性则合于表现一种文化形态的目的。看似自身矛盾的时空结构，却在映现一种文化形态的“风俗画”中被作者统一了。 

 

萧红使自己和别人相区别的，正是她特有的悲剧感，融合了内容与形式的人生的荒凉之感。这种悲剧感，统一了主、客，具体又不具体，切近而又茫远，属于特定时地又不属于特定时地，是她的人物的更是她本人的。即使具体的生活情境别人也可以写出，那沉入作品底里的更广漠的悲哀，却只能是萧红的。这是一个过于早熟的负载着沉重思想的“儿童”。她并没有切肤的痛苦，没有不堪承受的苦难，却像是背负着久远的历史文化，以致给压得困顿不堪了。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许萧红比之别人更逼近哲学。由她反复描写的“生”和“死”中，本来不难引出富于哲学意味的思想。但萧红却在感觉、直觉的层面停住了。她不习惯于由抽象的方面把握生活。 ------ 有自己的哲学的作家永远是让人羡慕的。但也过这种情况：过分清晰的哲学、过分强大的理性反而窒碍了审美创造。萧红的优势仍然在于她浑然一体的对于生活的把握，在于那寄寓在“浑然”中因而能有力地诉诸审美感情的生活思考。 

 

摘自赵园：《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赵园自选集》，第 82-103 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3 月。 

 

萧红小说中作为“诗魂”的自我形象，是作家命薄才厚、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胸无城府，使你乐于与她将心换心，实际上她却让你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到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她由此征服读者，却令你感到被征服的欢欣。 

 

摘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 卷，第 548-5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视角是关于本体论的问题，它决定一部作品以何种方式存在，如何获得合法性。《呼兰河传》中的儿童视角，不仅反映了萧红创作中一种或许无意识的技巧，更体现了一种支配性的创作精神。 

 

米兰·昆德拉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诗性记忆。萧红的诗性记忆则是关于后园和祖父的。这种记忆是无法面对的。通过不彻底的儿童视角，我们随着萧红成功地进人了这种记忆，一方面是由于儿童情感，经历的原始性，普遍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年龄，价值标准、经验的差距，我们更容易先认同于更高层次的成年叙事人。虽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个结合得不甚紧密的时间系统：一是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那主人公在行动中的时间；另一个是成年萧红叙述的时问，后者透露了孩子“我”叙事内容的来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陌生化，但更主要的在于它成为我们通向前一时间系统的一条心理航道。我们的“我”首先成为成年萧红的“我”，然后成为孩子“我”，后两者在意识深处的某种沟通，使我们更彻底地投入孩予“我”的处境，与她同思想，同感情，同语言。在自居为主人公的强烈意识之下，我们恍若亲身经验了由成年叙事人亲切默许的与孩子“我”共享的事件和感情。 

 

（萧红）作为儿童视角叙事者的地位：永远得不到正面机会的角落里执着的观看者。无力以任何判断进入事件的头脑再加一双睽睽的童目，还原出一段使我们产生出别样信赖感的历史。 

 

摘自张宇凌：《论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儿童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7 年 1 月，第 185 页。 

 

三、作品简析 

 

《呼兰河传》上海杂志公司 1941 年 5 月出版。 

 

《呼兰河传》全书七章，第一，二章，呈现一个具象又抽象的呼兰城；第三章，“我”，祖父，和后花园的故事，或者可以说是回忆中“我”的成长；第四章，走出后园，走入到荒凉的院子里的房客中去；第五章，有三万多字，许多人物登场，小团圆媳妇的悲剧触目惊心；第六章，有二伯的故事；第七章，磨倌冯歪嘴子的命运故事。 

 

这里对于七章的概括是非常粗陋的。概说对于萧红的小说损失太大，但这里却不得以为之。用上文所引学者的话而言，《呼兰河传》为“浑然不可分析性”，有“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一些的东西”。尽管如此，几十年来，众多学者们孜孜以求，力图在“不可讲述”中找到“全面讲述”的路。不同时期的研究者，代表着不同时期人们的声音和情感。 20 世纪文学批评的痕迹特征也呈现在研究者笔下，丰富着人们对于作品的理解。 

 

茅盾时期的批评。由于与萧红为同时代之人，又为同样敏感的作家，茅盾对于《呼兰河传》的精彩评论，体现着同时代人的寂寞，激情，真挚的情感，对于萧红创作心态和作品的美感把握是贴近的，他的评论中体现着某种矛盾，在对文本的分析中，更多的采用的是“印象主义的分析”，而谈及人物时，则提出了“非积极性”人物之说，认为《呼》中的人物多为“非积极性”的人物，虽然本着作家敏锐的直觉，他却又感知到，“问题不是出在所写人物的非积极性”，但还是在矛盾中指出作品思想上的弱点，“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塑造典型，于茅盾，则是寻找积极性人物，注重作品的社会政治含义。可喜的是，文学价值的感受并没有被这位大家忽略。 

 

葛浩文作为域外研究者，对于萧红潜心研究多年，代表着跨地域，跨种族的文化视野，拥有时间、地理位置和文化方面的距离，生活在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学批评的趋势之中，届时， 60 ， 70 年代，诸种现代理论在西方业已成熟，心理分析，文体学，语言转向，女权主义等，他的视野和自身的敏锐，使他成为萧红研究的权威，是他提出了《呼兰河传》在写作技巧上卓绝之处，《呼》的女权意义，断定萧红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否定了中国文学界对于其“抗日文学”的指认，感知预见《呼》的跨越时空语言限制的文学价值。 

 

时至 80 年代，意识形态开禁，寻根意识浓厚，西方理论（文体学，存在主义等）涌入，此背景下，学者赵园的《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是萧红研究论著中很有分量的一篇，萧红研究此时逐渐细化到文体特征的深入探讨，从文字的表现与时空结构的特殊性揭示萧红小说的文体特征，传统神韵与现代文体的奇妙结合，这种结合以混沌的魅力呈现的原因在于“童心世界”的存在，“ 它是一种混茫的世界感受、生活感受，霰一样弥漫在作品里，也因而才更近于整体性的世界感受。”而赵园更抓住萧红《呼》体现的准哲学状态，在直觉形象的层面对于“生死”的深邃描述。 

 

90 年代至今的研究，可以说在每个分支上都有深入和细化，在前人的启示和自身的感悟之上，研究者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挖掘： 1 ，文体方面从叙述学做详尽分析，儿童视角，叙述矛盾等。 2 ，哲学层面的探究。生命哲学，文化哲学等。存在主义的概念不断出现，本真，存在，栖居，家，人的生存方式等等。这其中也有明显地走入歧途的现象。文体语言的分析关注作品，是对作家的最大尊重，细化深入固然是必要的，但在理论上走得过远，走入现成理论不能自拔，对于分析《呼》这样以整体美感取胜的作品未见得可行。同样，对于哲学层面的探讨，也很必要，但关注的重点不可废弃了作品的完整性。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 ．葛浩文 ： 《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2 ．赵园：《赵园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3 ．骆宾基： 《 萧红小传》，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4 ．张宇凌：《论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儿童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7 年第 1 期。 

 

5 ．丁言昭： 《 萧红传 》 ， 第 239 页，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6 ．王观泉编：《怀念萧红》，第 9 、 10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7 ．葛浩文：《一本失落的书》，《明报》 1976 午 4 月 29 日香港。 

 

8 ．骆宾基：《〈呼兰河传〉后记》，《北方文学》， 1979 年第 10 期。 

 

9 ． 周锦：《论〈呼兰河传〉》，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0 年 7 月出版。 

 

10 ．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 1982 年第 4 期。 

 

11 ．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十月》， 1982 年总第 19 期。 

 

12 ． 肖凤：《萧红研究》，载《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 

 

13 ．高秀芹：《一个被误解的文学主题——从萧红的〈呼兰河传〉谈起》，《吉首大学学报》 1994 年 6 期。 

 

14 ．宋晓萍：《封锁和游离—一关于〈呼兰河传〉及其女性空间》天津社会科学 1999 ． 4 期 

 

15 ．姜红：《追求本真的生存——萧红小说的文化哲学意蕴》，《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0 年第 2 期。 

 

16 ．李鸿：《平淡中的浓烈哀情——《呼兰河传》的叙事矛盾》，《松辽学刊（人文版）》 2002 年 2 期。 

（ 过明明） 

五、名师导评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人，原名张乃莹），她是一个具有特殊文学天分的女作家，一生坎坷，英年早逝，但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跋涉》（与萧军合著）、《牛车上》、《旷野的呼唤》等短篇小说集。1934年到上海后，受到鲁迅的关怀，其成名作《生死场》因此得以与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起作为“奴隶丛书”而出版。《生死场》展示“九·一八”事件前后东北农村生活图景，描写了王婆、金枝、二里半、赵三等东北农民在“生死场”上的挣扎。由于作品后七章直接描写了农民抗日的盟誓典礼，侧面叙述了“革命军”的抗日活动，表现了为时代所迫切需要的题材，因此，作品当时被视为抗日文学而受到了左翼文坛的高度肯定。鲁迅称誉它“力透纸背”地表现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而周扬则将它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视为“国防文学的提出之作为现实的基础和根据” 。作品前十章极具真实感地描写了一幅幅农村日常生活的图景，展示了东北农民原始的生活方式。作者藉此传达出了那种对没有历史的乡土社会的深切的历史感受，深入剖析了农民对于生与死的盲目态度，反映了改造国民灵魂的时代历史内容。这样的一种主题取向还贯穿在她许多短篇小说特别是40年代的长篇《呼兰河传》中。长篇是作者“梦回呼兰河”的产物，在思乡念土情感的驱动下，她以细腻抒情的笔触回忆了自己寂寞的童年生活，描写了家乡敬畏鬼神的风俗画面，叙述了祖父、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等人的平凡的人生悲喜剧。这里有对故乡人物执著坚韧性格的挖掘和赞美，更有对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愚昧麻木的民族劣根性的深刻批判。“房子都要搬场了，为什么睡在里边的人还不起来，他是不起的，他翻了个身又睡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细节对他们极度轻视生命价值的动物般生存方式作出了极其深刻的概括。在这样的风土人情中，小团圆媳妇被虐杀的悲剧是必然会发生的。萧红是一位在小说艺术上勇于创新的作家，她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她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创造出了有特色的散文化的抒情小说体式。她在内容取向上喜用怀旧题材，在叙述方式上多用限制叙事，在情感评价上擅用心理视角，这种表现方法上的创新，导致了叙事成分的削弱和抒情成分的增加。与此相关，小说在结构上也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的特征，统领作品的线索不再是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而是作者的心理情感逻辑，这使其小说在放任之中获得了结构性和统一感。萧红的抒情小说是30、40年代出现的抒情小说的精品，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同样流露出爱恨交织的文化情结的还有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它“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但“它于这‘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采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它“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认为“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的萧红，在《呼兰河传》的创作上体现了对于小说文体的自觉追求。小说、散文、诗的元素被有机的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可称为诗化小说的样式。

                                                      （秦林芳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