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文职招聘:新闻知识-梁启超的媒介意识

近代中国报刊政治家、新闻思想家，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1895年和康有为一起进京会试，参加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之后主编《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名噪一时。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他积极参加各项新政活动，并受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鼓吹保皇立宪。

他开创了“时务文体”，其新闻思想对报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

①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

②办报的四条原则是：“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道确而速”。

③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④报刊宣传方法有两种：浸润法和煽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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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改良思想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