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世族摄政

士族，是由东汉以来见于史籍的冠族、甲族、著姓发展而来的，魏晋时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士族基本上垄断了官位，成为世袭士族，当时著即世族。著名的士族大姓有：东海王氏(始自王朗任魏司徒)、平原华氏(始自华歆仕太尉)、河东裴氏(始自裴潜任尚书令)等。

他们“刻情修容，依倚道义，以就其声价”，崇尚玄学，标榜旷达、逍遥。士族大多拥有庞大的庄园，庄园中心建筑堡垒，四周是良田茂林，果园清泉。庄园里有众多的部曲、佃客，平日辛苦耕作，遇有非常还要保卫城堡。一些大庄园，如石崇的金谷园，规模之大，器物之美，俨然王侯。按理说士族是既得利益者，不该反对西晋政府。但事实上，势力的扩展使他们的野心无限膨胀，想要摆脱皇权的桎梏;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迫使士族们不得不考虑缓和阶级矛盾的可能;而寒族如荀唏的崛起又使他们惊恐不安。

这样的情况东晋末期也有，但当时的士族已毫无魄力 西晋境内内迁各族，故刘宋建立，而西晋末年，士族势力正盛，所以他们放弃了西晋和中原，在江南建立符合自己意志的新的统治乐园，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主观上是拥护西晋王朝的。西晋士族分裂中国、葬送西晋的步骤有三：首先是控制江南地区，突出的表现是出身琅琊王氏的大玄学家王衍利用自己太尉的职务之便安插其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自谓“汝二人居于外，而予秉中枢，此狡兔三窟耳”。虽然这位一生夸夸其谈的大士族最终死于敌营，但他的这一安排为日后“王马共天下”(注意，“王”在前“马”在后，“王”是主要的)的局面打下了基础。就这一点上说，王衍于家有功，于国有罪。

与此同时，江南的士族也没闲着。这些周瑜、陆逊的同乡可以不顾中原朝廷的危难，但江南有变他们就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组成一支堪与正规军媲美的武装。江南士族在顾荣、纪瞻等人的带领下独力与起义农民、庶族武士作战，往往扭转战局，赢得“三定江南”的胜利。可见其实力之强，假若纪瞻等人挥军北上，支援西晋朝廷，恐怕历史会有别的写法吧!其次是寻找合作伙伴(或曰当皇帝的人)。这个皇帝必须有当然的资格，而且无能无权不会给士族专权带来大麻烦。结果士族政治家王导慧眼识“宝”，看中了西晋宗室司马睿，司马睿老先生爵封琅琊王，又无才无势，唯一一个天才儿子司马绍(晋明帝)还身体不好(在位两年多就死了)。于是就被拥立为皇帝(有的士族对这位无能皇帝一时还有抵触情绪)。东晋建立，司马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平庸的开国皇帝。最后，是彻底告别西晋的时候了。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大军第三次围攻洛阳，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南方诸州的牧丞或拥兵观望或象征性的出兵“勤王”。王敦天天开“嘉年华”，敲着酒壶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王澄带兵从荆州出发，以旅游观光的速度到了南阳，一听荆州刺史山简的军队战败，就跑回长江钓鱼去了。

结果洛阳失守，怀帝被俘(汉族皇帝被胡人俘虏这还是第一次)。接着汉国大将石勒闪击荀唏，青兖沦陷。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怀帝在平阳遇害，在长安狗延残喘的晋愍帝司马业下令司马睿、刘琨等的共七十万大军分三路合击平阳。结果身为此战主力的司马睿在士族的鼓动下竟抗命不遵，致使西晋王朝的最后一次大反攻流产。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陷落，西晋灭亡。不久，完全代表士族利益的东晋建立，皇权衰微，门阀专政，士族的目的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