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情

 　K不属于那一类一眼就能给人留下印象的人。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近乎于零，上了几次课也没能记住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只记得教室里有一个爱穿暗红色皮夹克的年纪比较大的学生。在国内大学任教期间除了担任本科生古代汉语课程外，有时我还担任留学生现代汉语教学。我的宿舍是留学生们愿意造访的地方，晚饭后他们常三三两两地登门练习汉语会话，K偶尔也来，和他一起的多是些大龄学生，有C大教授，有H大讲师，也有普通的生意人。我没打听过K的职业，没问过他的年龄，也没想过应该打听。

　　结束了留学生活回国后跟我保持联系比较多的是那些大龄学生，K也是其中之一。我跟K通了很长时间的信，他写信写得很勤，不太像留学期间那个少言寡语、老实得近乎呆板的中年人。在信上K总是用半通不通的中文告诉我日本社会发生的事，说他的工作，说他的爱好，还让我帮他改错。我也乐于给K写信，写信本来就是我的一大乐趣。我喜欢在纸上跟朋友交谈，无论在哪儿我都能以信多出名。 K成了我的笔友之一，给他写信比较费时间，我得考虑措辞，得让他看得懂。放假回家探亲有时也能收到k的信，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似乎比较多，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写信的时间。

　　那天，看完高仓健和吉永小百合共演的一部片子回到学校时又收到了K的信。信上的一句话把我逗乐了，K说"我要结婚你"。凭直觉我认为那是英语的直译，因为我不懂日语。我一如既往地给他回了信。先说了电影的观后感，然后为他改正了信上的语法错误，还告诉他这种话不同于玩笑。很快就收到了回信，K改正了误用并认真地告诉我他的话不是玩笑。还说如果答应跟他结婚我也是自由的，可以继续自己的工作，可以不必担心是否一定要离开祖国，一切由我自己决定。K非常认真。有点奇怪，怎么会一下就牵涉到了那么实际的问题。我有过不少男朋友，不是很优秀就是很帅气，几乎没有K那种类型的。我身边也不乏老外追求者，可我从来没有过嫁老外的念头。K只不过是笔友，通的信也并非情书，说不上喜欢与否。我的好朋友劝我不要拒绝，认为换了环境对我也许有好处；我尊敬的师长则认为K不管从哪方面都不适合于我（当然他早已改变了看法）。没多久K又来留学，应该说是为我而来。他的中文说得比原先好多了，看来是很下了一番功夫。学习之余有时K独自登门看我，有时约我出去吃饭看电影，话题比以前多了不少。我感觉到了他的真诚。虽然我也有过不少犹豫，但那年夏天我决定跟他结婚，递交了结婚报告。那年代涉外婚姻还不多，我的事好像是学校的头一起，校园里因此很有点儿纷纷扬扬，有说闲话的，有等着看笑话的。有关部门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搞调查，很是热闹。有人汇报K是已婚者，出于对我负责，校方立刻要求K出示独身证明。好在所需材料通过日本领事馆很快都备齐了。恋爱实在是比我想象的要平淡得多，没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也没有那么多的甜甜蜜蜜，不过我们的结婚手续办得可是够不一般。先是校方，后是民政局，一个结婚申请差不多两个月才获得批准。为了注意影响，新学年学校没排我的课，因此我不住学校宿舍住到亲戚家，偶尔去去学校也会招来一些异样的注目礼。过了不到半年，翌年1月12日我办好了各种手续离开母国来到日本，开始了新的生活。

　　鸳鸯夫妇

　　日本人称和谐美满的夫妻为"鸳鸯夫妇"，人们也这么称呼我和K.朋友们想知道我"夫妻圆满"的秘诀，哪有什么秘诀呢？该说的说了，该闹的闹了，只不过没有影响感情。曾经看过一篇台湾人的文章，说是跟大陆太太结婚三年没有红过一次脸，日日相敬如宾。我跟K可总是小摩擦不断，多半是因了我的任性、K的不擅言语，有时我别扭起来会一连几天不搭理人。我也想过要改变自己，可是太难了。话说回来，一平如水的恩爱固然令人羡慕，不时有点涟漪波纹的水面也很富于变化又不失诗意嘛。再说解决了小摩小擦不光是解气，还可以增进相互了解，一举两得。说起闹别扭，新婚没两天我们就闹了一场，原因是我说话的口气"不够柔和"，那天气得K在大街上甩下我一个人跑回饭店。我向他道歉，他憋了半天才说没想到我那么蛮不讲理。回到父母家后闹了第二场别扭。有一天朋友来看我们，为了很小的一件事K不高兴了，扔下客人躲进房间再也不搭理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出房间帮我的歌唱家朋友纠正日语歌词发音，朋友一走他也独自出门迟迟不归。哥哥不放心出去找了好一会儿，发现他一个人在普陀寺的池塘边看着月亮发呆。为这事父亲也很有些担心，女儿的小性子、女婿的牛脾气，今后的生活难说会不会受影响。后来K用文字告诉我，独在异国他乡是特别敏感而容易受伤，还说以后我就会有体会。他说的一点儿不错。

　　报考大学院之前我跟K闹了一次比较大的别扭。我以为K不是真的愿意我上学，因为他没怎么关心过我考上了会怎样，考不上怎么办，学费和时间怎么安排。我还觉得他和他妈妈有时有点儿强人所难，我不愿意有人勉强我做我不想做的事。K还是用文字，用的是日语，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给我，说了很多，关于他妈妈，关于他自己。K说不是不关心我的将来，只是想等考试结果出来后再为我做计划，他不太喜欢空想，因为空想无济于事。这个别扭闹得时间比较长，那些天除了在饭桌上，我几乎不跟K多说话。K妈妈察觉出了，变着法子不时地想为我们调解，可我没太领她的情。

　　为孩子我们也别扭过。一天我下课回到家，看到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兴高采烈地摆弄着两套占去了半个房间的玩具。原来K接连两天为孩子买了两套很好的玩具，第一天买的是带轨道的新干线。

　　K 的工作上半年比较空闲，忙的在下半年。我来日本以后，他通过了旅行业务考试得到资格认可，常常受派于日本交通公社、日本通运等大公司，带旅行团出国，去中国的机会尤其多。1988年3月日本高知县高中生修学旅行团在上海近郊遭遇列车事故时，K也在苏州。他们两个团体原本预定乘坐同班列车，K的旅行团有人想品尝苏州叫花子鸡，服务周到的K就联系了饭店，改了列车班次，只有行李随出事列车先去杭州。列车出了苏州没多久就发生了撞车事故。事故发生后日本国内电视不停地报道，高中生旅行团的随员凑巧和K同姓，在没有明确事实真相之前日本交通公社非常紧张，不断跟我们联系，报告新情况。晚上十一点半多接到了K的电话，从杭州打来的。他简短地告诉我发生的事，要我放心。那时我已经辞去了所有的工作在家静养保胎，K最担心我受不了刺激再次导致流产。

　　不少人佩服我的勇气，尤其是日本人，他们想知道来之前我对这个新环境有多少了解，是否有什么不安。我的回答总是不太令人满意，缺乏说服力。要说了解吧，除了见于世界文学史的少数作家作品，还有"资本主义社会"以外我对日本再没有更多的了解。我有过一点儿不安，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不过仅仅是一点点而已。我不太善于思考，也不愿意把事情看得太复杂，我觉得K值得信任，我相信他会保护我，也相信自己能够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

　　K是长子，父亲早逝，他一直跟母亲一起住，我来了当然也一起住。K妈妈待我很好。不习惯做家务事的我来日本后半年多时间除了打扫自己的房间，几乎没有做更多别的什么。K和他妈妈没说过我，我也没在意过。只有在语言学校认识的台湾朋友善意地提醒过我，不能太过分，因为我毕竟不再是大小姐了。直到离开语言学校在家自学后，我才开始比较自觉干家务活。那以后K妈妈常在她的女儿面前夸我，说我帮了她很大的忙。我以为她太夸张。不过我也感觉到了她们对原先的那个我的不满。不知道别人怎么样，说实话，我并不怎么喜欢做家务，真的做起来从早到晚没完没了，而做多了我又觉得烦躁。平时我只做那些不可不做的事，就这样也够忙的。我希望有人能发明家务事机器人，我愿意成为第一个使用者。

　　我们家不同于一般日本人家，管家的是K妈妈。工作所得由妈妈支配，每个月K得到的不过十余万零用钱，我来了以后也没见涨。上日语学校替我付学费用的是K的积蓄，他妈妈一概不过问。在我的大孩子出世前，她对我明说了分娩费用一概不过问。所谓"亲兄弟明算帐"大约就是这么回事吧。多数日本人家在经济上都分得一清二楚，虽说理所当然，我却觉得太缺乏人情味，到底还是一家人嘛！我之所以只学了三个月就退出语言学校也因为不愿意再增加K的负担，我的自尊心使我不能过多接受资助。大学院的六年我差不多付了将近三百万日元学费，自己的积蓄不够了就跟K借，他没有要求还，可我还是全都还清了，只不过都是无息偿还，比银行借款强。

　　在家里爱说话的日本男人好像不太多。我以为少言寡语的夫妻没什么意思，交谈也好、吵嘴也罢都是为了增进感情，不是吗？原本不太爱说话的K说他已经被改造了， 因为我常常逼着他说话。K的不少朋友希望找中国太太，还希望是像我一样的（我是什么样的？）。K玩笑地对朋友们说，娶中国太太可以，只是不能是像我这样的，因为"比较麻烦"。也许是真话。如果和他结婚的是日本人或者是别一个外国人，可能会省掉不少心。

　　生活上、工作中顺心的和不顺心的我都愿意说给K听，他有时也会适当地给我一点建议。他也把自己遇到的一些什么告诉我，像对待朋友那样。我们喜欢对各类问题各抒己见，并不一定求得一致，只求能了解彼此的想法。比如他批评我的同胞们锋芒太露，争强好胜，我不喜欢他的同胞们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如果能折衷调和，人类性格将更加趋于完美。K有几个自以为是"中国通"的朋友，以前逢年过节他们喜欢在自己家里请客聚会，似乎比较中国化。饭席上她们喜欢事无巨细地批评我的国家和国民，全然不在乎我的感想。虽说离开祖国后我比较清楚了她的长处和短处，但我不愿意外人对她肆意抨击。我的日语远不足以和人辩论，只能耐着性子听议论。K同样不喜欢那种空谈，聚会了两三次我们就不再参加了。

　　初来日本时M市原任老市长常常邀请我们参加一些文化活动，让我说来日本后的感想，让K谈对中国的看法。不过这类活动参加了没几次，K就再也不应允了。开始我以为他怕我会觉得麻烦，因为我原本不是热衷于交际的类型，后来我才知道并非如此。在差不多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活动后有人告诉K，那天在场的某乡绅很不客气地对别人批评我，说我没有规矩，不懂礼貌，连正座都不会。我记得那次活动的会馆是一个和式的榻榻米的大会议室，老市长让我坐在他的旁边，还让我不必正座， 放松自己。我打了一会儿坐腿就麻了，听从老市长的话我改变了坐法，因此而招来了非议。批评者大约还说了一些别的不中听的话，K非常生气，后来他就帮我推掉了几乎所有的邀请。我倒也乐得清静。我们都认为入乡随俗理所应当，可是不能没有适应过程，不能想当然强求一律。就像欧美人用不惯筷子一样，能说他们不懂规矩吗？难怪以前K妈妈带我走亲戚时总要先对人说明我不会正座，请人包涵。其实不习惯打坐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的是呢。日本人的狭隘和缺乏包容力（尤其是对落后于他们的国家和国民）是我们共同的感觉。

　　都说国际婚姻不容易，可我以为难的不是带了"国际"的婚姻，而是婚姻自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思想方式，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有自身为人处世的原则，在这些方面完全一致的夫妻想必很难得。婚姻使本为陌路人的男女结为夫妻，婚姻也需要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容忍。我的一个台湾女朋友曾经发誓一辈子不结婚， 因为她觉得理解自己都够难的，更何况理解他人。可现在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还要帮助日本先生工作，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付出的一定很多很多。应该说我的婚姻也改变了我的任性，教会了我怎么去理解、爱护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