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二、“一国两制”构想的重大贡献
“一国两制”构想的重大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1、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
邓小平直接地把“一国两制”构想“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道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并认为实事求是乃马克思主义精髓。当邓小平把实事求是运用于祖国统一大业而形成“一国两制”构想时,其理论贡献在于:
(一)、把实事求是具体化为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是坚持主权原则。因为民族主权历史并没有结束,国际法主体主要的仍然是主权。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关系仍然是外交关系,外交关系是以主权的相互承认为基础与前提的。民族主权的存在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主权是民族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因为这是我们保存、获取和使用其他资源的惟一合法依据。民族主权存在是当代世界的普遍事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以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主权的存在、发展为全部历史承载的。邓小平反复指出,主权和领土必须统一,统一是中国伟大历史传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主流,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愿望。所以“一国两制”必须坚持祖国统一、维护主权的原则性。
(二)、把实事求是具体化为超越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政治抉择。
在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时,实际上就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如果不能超越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那就不能形成“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论是在以民族、宗教、领土为动因的对抗和冲突中,还是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动因的对抗和冲突中,中国都是身受其害、身受其苦的,超越这些对抗和冲突的愿望是十分强烈和自觉的,邓小平正是在批判和抵制两极强权中提出了超越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的战略抉择。这一抉择,不但为解决各种争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一种具有重大价值的世界伦理的基本原则。也在处理内部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为消弭对抗、突破僵局提供了一种政治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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