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中国潜在财政危机的成因与对策

 关于中国财政危机的探讨，改革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八十年代的两个比重［１］到二十世纪末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认识，等等。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是否存在着财政危机；第二，如果危机存在，程度有多大；第三，走出危机的短期政策操作和长期制度建设孰轻孰重。虽然有关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令人困惑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澄清，反而愈加成眼花缭乱之势。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结论差别太大，令民众无所适从，决策阶层在决策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从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出发，力图阐明决定中国财政运行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刻意去加入没有结果的争论。

（二）因为中国的债务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偿还旧债的，所以财政支出还应在Ａ的基础上加上债务的还本付息。记为Ｂ。
（四）按照预算完整性的基本要求，将政府预算内外支出都列为财政支出，则在Ｃ的基础上再加上预算外财政支出。记为Ｄ。


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直接归因于学术讨论和政策建议的莫衷一是。
随着始于１９９８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超规模发行国债的局面已经形成。至２０００年底，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已经达到６０００亿。可喜的是学者们对国债依存度的探讨基本上取得"共识"。运用财政债务依存度判断财政危机的见解被大部分人放弃，原来担忧财政危机的专家也开始转换观念。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共识"是在将辩争回避，结果自然是我们更看不清中国财政的运行轨迹。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控制的财力正在逐步加强。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几近十成的速度迅猛增长，似乎看不到我国的财政危机出现在那里。表面的繁荣和数字游戏进一步混淆了我们的视线。　　Ｐｏｌａｃｋｏｖａ（１９９８）指出政府负债具有以下四个选择特征：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并据此建立了财政风险的支付矩阵。目前学者对中国政府负债的认识不同，其实是对这个支付矩阵的认识不同。那些认为中国财政安全的人，其实只是认识到了中国政府巨大债务的冰山之一角。由于从这个角度进行数字游戏式的讨论已经没有意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中国是否存在着财政危机，更不能停留在数字游戏中。如果说讨论国债的规模是技术分析的话，那么认清中国财政的走势，还要靠最基本的分析。

二、经济决定财政
经济决定财政是思考中国财政危机的最基本出发点。无论是著名的拉弗曲线，还是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以及马克思"生产决定分配"的理论都表明经济运行的平稳与否是判定中国财政是否出现危机的前提。从下面的事实来看，中国的财政运行基础已遭受严重的侵蚀。　　
１．政府公共投资性质的时间特征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政府由于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其理所当然的义务。以"公共支出不断增长"为内容的瓦格纳法则（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自创立之日起便成为政府公共支出膨胀的公理，也成为人们为潜在财政危机辩护的借口。这是以公共产品是优等品为前提的。中国政府的公共投资并不总是优等品，它具有鲜明的时间特征。
恩格尔系数（ＥＭ）是政府公共投资（预算内）增长率与ＧＤＰ增长率的比值。从时间序列来看，１９８０－８１，１９８７－８９，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ＥＭ＜０，政府公共投资属于劣等品；１９８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０＜ＥＭ＜１政府公共投资属于必须品；１９８３－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ＥＭ＞１政府公共投资属于优等品。　　在二十年中，政府公共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与中国经济周期相联系的。据刘树成（１９９８）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分别是１９７７－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２０００。新中国五十年ＧＤＰ增长率的周期波动有九次，我们正好实行了九个五年计划，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资料表明，恩格尔系数的周期性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变化大体一致，是一个从高到低的过程［４］。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因在于政府的干预，而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变化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是政府可以直接掌握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扩张和收缩效应，通过控制公共投资，政府可以相对有力地调控经济的运行。但政府的失灵使得政府投资效益低下。在政府主导的改革中，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革使得政府公共投资在宏观调控中有如一柄双刃剑。在供给不足时，通过资本的集中和规模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物品的瓶颈约束，但也造成了社会总需求忽高忽低难以收拾的局面。很多研究表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前的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基本建设规模膨胀。而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政府最常采用、也最熟练的措施就是压缩基建规模，包括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手段。这一人为而不是遵循经济规律的行为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一个轮回。而１９９０年代后期的通货紧缩之后的扩张性政策似乎也没有走出这一窠臼。
２．民间投资萎靡，挤出效应明显

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投资难，二是筹资难。二十年的竞争使得传统产业接近平均利润率，而民间投资所从事的大部分是传统产业。因此，如何使投资转型，民间富裕资本如何找到出路，乃当务之急。在利润率颇高的电力、邮电、石油、汽车、金融等行业，民间资本很难进入。在政府垄断的背景下，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是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的结果。多数群体社会福利受损的背后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财富的集中又会提高外部竞争者进入的门槛。民间资本在实业投资没有较高回报保证时，"热钱"--部分资金投入股票市场，加剧了经济的泡沫化。大部分资金存入银行，又会造成过度储蓄的风险，在国有经济软约束和储蓄者硬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商业银行的实质破产又为经济的不稳定准备了条件。
从相反的角度讲，许多具有活力的小规模非国有企业在资金的筹集中同样遇到体制的障碍。资本市场的拒绝和国有银行的苛刻条件加上民间金融的"非法"身份，使得民间投资失去了提高竞争力、进而容纳就业、稳定社会的机会。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率逐年提高，如国有银行１９９７年５．０２％１９９８年８．３５％，１９９９年８．５６％，而其他商业银行同期则分别为１５．５１％、１８．３１％和２１。９８％。［６］这表明银行的资金是充裕的，在保证国家借款之后，并没有将资金供应给急需资金的民间企业。
３．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消费畸形，经济基础遭到破坏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步对外开放的过程，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净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１９９７年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主要原因就是当年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的出口大幅度下滑，外部需求严重不足。而这两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并不是刺激内需的结果（杨帆，２００１），而是金融危机警报解决后，中国政府当初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回报，是净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经济萧条时期净出口拉动经济" 是经济的基本规律，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７年国内经济萧条时期比较突出，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曾为３７．５３％、１１％、１９．１６％。　　由于体制、技术、社会分配政策等原因造成的内需不足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因此，外部需求的变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中国加入ＷＴＯ的迫切心情上可以略见一斑。而现在世界经济正经历繁荣之后的衰退期，特别是经历过恐怖打击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必定拖延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全球化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不可控性。　
三、财政危机确实存在
１．"钢丝财政"　　中国的《预算法》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 。［７］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存在赤字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只将视点集中于中央财政的过度负债实际上是忽视了隐蔽的危机。地方政府在坚持"预算平衡"的同时，已经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钢丝财政"是指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单一的财源，财政运行风险重重的现象。财源的单一，使得地方政府将税利的征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企业，如红塔集团每年提供的利润和税收占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６０－７０％；山东省蒙阴县银麦集团、鱼台县孔府宴集团都大约提供当地财政收入的９０％左右。经济决定财政，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相当多的地方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为了维系这条钢丝不断，地方政府付出了极大的成本。钢丝断裂，地方经济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山东临朐县著名的标王"秦池酒厂"衰败前后，当地政府公共收入亦成云泥。　　
２．隐性负债　　政府的隐性负债主要指政府的社会保障资金，特别是养老金的欠账。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其实是通过低工资和"剪刀差"完成资本积累，而低工资和剪刀差的贡献者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在这些老工人和老农民在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政府为其提供养老保障是正当的要求。社会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须提供。虽然个人自我保障解决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政府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依然有几万亿之巨，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６年测算，这部分债务１９９４年占中国ＧＤＰ的４６－４９％大约为２１ ４６８－３２ ２０２亿元。［８］这还仅仅是对工人的欠账，如果把对农民的欠账也统计在内，则政府的隐性负债将会是一天文数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３．或然负债　　或然负债是指政府可能的支出。政府是用来防御公共风险的，是微观主体最后的担保者。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必然会使经济运行产生不稳定性。当私人不能抵御风险时，政府必须负起责任。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的支出也具有不确定性，或然负债便产生了。　　目前，政府或然负债主要集中在应对金融风险中不确定性的支出。中国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特征决定了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化解必须由政府财政负担。在居民储蓄硬约束和国有企业软约束下形成的巨额不良债务，仅从已实施债转股的规模来看就有１２ ０００亿，而总额接近２７ ０００亿。在加入ＷＴＯ后，外部的冲击要求中国必须放松金融管制，银行的倒闭、股市的崩盘等等可能产生的公共风险，都要求政府为此增加额外的储备，这必然加大财政的支出压力。
４．金融抑制收益　　金融抑制收益其实是一项隐性的税收，它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压制国内利率水平以及控制资本流动使其国内融资成本人为降低，进而获取的收益（李广众，２００１）。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薄弱，我们正处在一个以信贷为基础的体制之中。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十分依赖于信贷来为投资筹措资金。国有商业银行是主要的信贷供给者，国有企业依靠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依赖政府。政府的金融抑制可以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如我们实行的非市场化的低利率，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偏向，证券市场中的歧视，以及债转股等都是其表现。通过金融浅化，政府隐性地减少了支出，实际上增加了收入。事实证明，宏观调控的金融深化是必要的，政府对金融的垄断只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从而根本上减少了政府的公共收入。社会交易成本理论已经对此做出了证明。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以加入ＷＴＯ为标志的外部冲击也要求我们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而一套较少管制的自由的金融制度从长期看肯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从而有助于公共收入的提高，但从短期来看，它只能弱化政府对公共收入的获取能力，这有点类似于"Ｊ曲线效应"。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要求加快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包括利率自由化等市场最基本的要求的满足，会使政府借金融抑制而获取的收益锐减。资料表明，主要由本币贬值及利率水平差距带来的金融抑制收益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间大体为ＧＤＰ的０．７１％以及各项税收收入的６％。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９］和严重的资本外逃（李扬，１９９８）［１０］的大前景下，李广众（２００１）估计，只是实行利率市场化后政府的隐性收益将减少１００亿到１５０亿元左右。
５．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　　从一定程度上讲，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取得来解决暂时的财政危机是最便利的事。一些短视的政府曾经普遍采用过。从短期来看，政府付出的成本极低。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长期来看，政府公共支出对铸币税的过分依赖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它在迅速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如果政府过分依赖此举，则极易通过货币增长--货币幻觉--财富效应--需求膨胀--供给不变引发通货膨胀。如，玻利维亚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铸币税收入占非铸币税收入比重超过１３８％，通货膨胀率１２６００％。中国在九十年代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总和占ＧＤＰ的比重在通货膨胀时高达１０％以上，而通货紧缩时仅为１％左右。可以认为这是政府短期行为的自然结果。过于依赖铸币导致通胀，恐惧通胀而紧缩又引起通缩，现在为治理通缩又欲"以毒攻毒"。这都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大了公共的风险。顺便提一句，从１９９７年始，物价已经低迷很长时间，政府无形中增加了支出。特别是在公共债务存量庞大的背景下，为维持信誉，政府承受了额外的负担，财政风险加剧。
综合上面列举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财政的危机并不仅仅表现为债务负担过重，财政赤字过大，以及行政支出中的"十羊九牧"现象。这些显性的风险是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而其背后的公共风险才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这些风险的扩展加速了财政危机的到来，要预防财政危机，前提是必须明晰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四、财政危机产生的原因






政能力。这种结论是基于下面的判断：
第一，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以及激励机制和由于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内部人控制"和"预算软约束"。企业的经营目标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经理报酬和职工收入的最大化。而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其经济目标是追求投资净收益最大化。由于其能很好地解决激励与约束问题，所以它比国有企业更有活力。
第二，同样的资源如果从国有企业转让出来会提高社会产品的投入产出率。在现实中，社会资源由国有企业优先使用，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非国有企业不能获得相当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因而产出不足（与其潜在的生产能力相比）。为了保证国有企业对资源的优先利用，政府首先是限定了产业的范围，将利润高的行业由政府垄断后交付国有企业使用，并宣布该领域对非国有企业禁止进入。此为其一。其次，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年代对资本实行行政分配的体制，通过国有银行制度将居民手中的"金融剩余"集中起来，再通过政策性贷款的手段转注入国有企业。并且实行一系列的金融管制力图堵塞"金融剩余"向非国有经济漏出的"缺口"（朱光华、陈国富，２００１），或者与公有企业的经理共谋在资本市场上诱引"金融剩余"。前者主要表现为金融抑制，后者主要表现为股市的泡沫。
第三，由于政府把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必然不足，"政府缺位"，居民不得不将手中的剩余从私人的需求划出一部分以补偿公共产品的不足。这又必然会影响到居民的需求。最后，以搞活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与既得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在公共资源向国有倾斜的过程中，由于所有者缺位，监督成本的高昂和机会主义的存在，资源向少数人漏出是理性人做出的最适选择。这事实上造成了不公平。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幌子下，蛋糕的分配愈发不公平。　　
第三，政府向国有企业输血的过程，其实就是财政危机加深的过程。它并不必然表现为预算赤字的扩大，前提是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为正。如果扣除垄断利润，国有企业整体上是入不敷出的。从前面提到的输血方式可以看到，当借助于金融手段不能满足公共资金的需要时，政府便只能在税收和债务上努力了。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债务是延期的税收，从目前来看，二者的同时提高正在应验诺斯悖论。如１９９８年政府正式的税收增加１０００亿元，按实际值（物价在下降）财政收入增加了１４．４％，几乎是经济增长率７．８％的两倍。这几年税收收入一直按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增长。无论从那种意义上讲，税收不可能保持中性，它是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超额负担。税收收入最大化与国民经济产出最大化不相容定理［１１］是成立的。因此，重税不是实现正当性最大化的理想选择，特别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当口。
由于按照ＭＣ＝ＭＲ征税的林达尔均衡并不存在，因此，过高的税率会导致公共产品的过度提供，结果是产生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增税的目的是为了将资本由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转移，那么对非国有经济抽血的经营结果可想而知。樊纲（２００１）用"额外综合税赋"来说明这种转移，并指明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征兆。并指出，国有部门中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化，要想维持其生存，就势必利用自己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的收入用各种方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会慢下来，最后各种矛盾暴露，经济陷入危机。
第四，如果某一天，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输血政策转为了改革政策，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危机到了顶点。这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是有收益的，它并不仅仅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收益。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改革后的净收益大于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时，政府便必然会选择改革的路。因为，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任何官员都不愿意进行改革。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二十年对国企试错改革耗费了大量资源，投入产出极不相称。资料表明对ＧＤＰ贡献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有部门占用三分之二的全社会资本资源，其中银行信贷占５７％，（吴敬琏２００１）。这里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财政目标难以实现。原因可能在于短期效应的累积使得达到长期目标的源泉枯竭。不过不能否认，中国现在经济增长仍然一支独秀，财政危机并没有完全爆发，这里应该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如果找出这种力量并且使其壮大，则潜在的财政危机可能会消失于无形。　　第五，由于中国国有经济的庞大，政府对其偏好，实质上是加强了政府的干预。特别是近几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体制复归"的趋向（魏凤春２００１）。因此，政府财政不振兴乃至出现潜在的危机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渐进化改革的成效可以用财政的运行轨迹来表明，成功的改革体现了一种源与流的协调关系。而我们现在只是关注于流而浪费了源，结果是水流越来越少。Ｊ．Ｄ．Ｇｗａｒｔｎｅｙ 和Ｒ．Ａ．主持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认为１９９７年中国经济自由度［１２］在１１５个国家中排名第８１［１３］。２００１年７月至１０月政府为筹集区区几十亿社会保障资金而减持国有股对整个证券市场的破坏给我们带来了"诺斯悖论"的感性认识。四个月股指狂跌７００点，市值损失１．７亿，１０月２１日减持办法停止。财政目标没有达到，市场体系遭受严重打击，中国面临着义理性最大化的困境。　　五、危机转化与增长支撑　　虽然中国财政运行的基础正在受到削弱，潜在的危机也暗香浮动。但中国毕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其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



国有经济对财政贡献为负的背景下［１７］，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政府暂时与财政危机保持距离的机会。但是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又使得财政离危机越来越近。
六、走出财政危机的建议
财政危机解除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解决燃眉之急，其次还要从长计议，追求正当性最大化。这便提出了一个短期的政策操作与长期的制度建设如何协调一致的难题，是在挑战"诺斯悖论"。我们认为，下面三条建议的实施结果可望与我们的目标耦合。
１． 部分公有资产出售





公有资产出售可以看作一个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进退关系的动态描述。公有资产的出售首先是为非国有经济进入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竞争性行业创造空间，并为非国有经济的金融剩余提供出路。这是政府迫于财政压力，算不上积极主动的完善，因为国有经济的退出需要非国有经济的承接。国有股减持的高定价可以反映这一点。　　
我们这里提出的制度完善主要指政府的主动改革。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在我们看来政府需要主动改革的几个要点（当然非国有经济本身也需要改进）包括：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历史遗留下来不明产权的清理、鼓励和允许许多领域内的私人投资、鼓励民间金融、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的国民待遇等。
３．财政管理的技术改进　　前面的两个建议是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的举措，而要真正地实施，则尚需时日。利益集团的阻挠可能会使其难产或流产，因此，它是远水。近渴的解除还依赖财政管理的技术改进。技术改进的目标应该以减支为主，而不应该注重于增收。费税改革、政府采购、国债资金的使用、对国企补贴的取消、行政开支的缩减、政府资金的效率、公共决策的配合等等都可以暂时地缓解财政的窘境，但它并不能根本地使财政远离危机。
br> 注释：
［３］有学者用债务收入额代替国债发行额，因为上一财政年度国债收入结余额通常较小，二者可以替换使用，而不影响做出判断的准确性。
［５］比如说，１９９８年非国有企业中的中小企业投资活动因信贷萎缩而增长放缓，全年投资为负增长（－３．８％）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冲击很大。
[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三条 １９９５年施行。
［９］ＣＣＴＶ２《经济半小时》２００１１０３１ 报道人民币对美元的黑市比价为１８．２５ 而官方价格为１８．２９，人民币实际升值。
［１１］关于税收收入与国民产出不可能同时达到极值的数学分析，可参见王书瑶："财政支出与国民产出最大不相容定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０期。
［１３］Ｋｉｍ Ｒ． Ｈｏｌｍｅｓ 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ａｎｄ Ｋｉｒｐａｔｒｉｃｋ ｅｄ． １９９７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ｗ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ｃ．１９９７． Ｊａｍｅｓ Ｄ． Ｇｗａｒｔｎｅｙ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Ｌａｗｓｏｎ 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９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Ｆｒａｓ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５］根据Ｓｔｎｌｅｙ Ｆｉｓｈ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的"政府预算约束的经济学"的理论，政府为其赤字筹资的种种基本方式可以用恒等式来表示： （１）财政赤字＝货币印刷＋外汇储备＋对外借债＋对内借债。（２）Ｄ＝（初级赤字／ＧＤＰ）－（铸币税／ＧＤＰ）＋（实际利率－ＧＤＰ增长率）Ｄ 说明：１、Ｄ＝政府债务／ＧＤＰ２、初级赤字＝公共部门非债务支出－（政府税收收入＋政府资产出售收入＋债务和铸币税以外的其它公共部门收入）。
［１７］这里要说明的是，国有企业对财政的贡献主要是利和税，而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付出不仅包括补贴，还包括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在这个意义上，国有企业从整体上来看对财政的贡献率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