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积极财政政策下国民经济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渠道 
　　税收政策。税收是财政政策体系下国家用来保证财政收入和调节社会分配关系的重要手段。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背景下，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可以通过减免税收而得到增加，在财政支出不变或国家发行公债增加支出时，社会总需求增加。一般而言，从国家税种的不同分布角度来看，差异税种的减免所形成的供求膨胀效应也有所差异。如果减税政策主要集中于流转税种，则社会总需求增加的同时，也会同步增加社会总供给；如果减税政策主要集中于所得税种，则主要体现为对于全社会需求的单方面推动。 
　　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是一种政府财政资金单方面无偿转移的活动，旨在补偿公共物品支出和解决财政失衡，具有浓厚的非市场性分配色彩。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背景下，国家往往会通过提升个人保险福利津贴、养老金、失业补助、救济金的方式来提升个人可支配收入，通过向企业提供无偿经济补助和政策优惠的方式提升企业利润留存率，上级政府往往也会向下级政府提供专项资金来平衡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财政转移支付是具有"负税收"色彩的扩张性经济政策。 
　　政府债务。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来获取收入并用于增加财政支出并不是直接面向企业和公众发行债券，而是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形成政府对公众的负债，在不影响当期公众可支配收入的状况下通过刺激社会需求而发展经济，由于债务人是国家，债务人是公众，二者基本利益的一致性使得这种债务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可控和良性范围，政府通过举债发展经济并通过举借新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被称为"公债哲学"。值得说明的是，以政府举债为代表的赤字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谷时期的短期利用更具效果，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债务的负面作用。 
　　公共服务。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下集中作用于社会非生产性部门的经济手段，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能够对改善社会投资环境、提升企业创新能动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都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政府旨在培育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和用于完善社会行政管理、治安管理以及教育建设的投资支出，对于稳定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回报率以及降低居民取得可支配收入压力、扩大内需都具有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财政支出向非生产部门倾斜还具有促使社会资本流向第三产业、调节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间接作用。 
　　财政政策挤出效应和李嘉图等价 
　　政府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过程中一定伴随着不同形式的财政支出的增加，而财政支出的不同来源渠道往往会对经济形成不同的先导影响，那么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的全部生命周期中，差异化的财政收入来源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效果具有什么样的效果呢？李嘉图等价原理和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即试图对此进行解答，李嘉图等价原理试图释疑积极财政政策的前端效果，财政挤出效应则对政策的中、后端效果偏差进行了解读。 
　　从社会支出主体的门类区分来看，政府和私人构成了社会支出的两大来源，在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政府依靠其在竞争中的强势地位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在全社会资源既定的条件下，私人部门的支出必然减少，这就会导致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国民收入的刺激效果发生折扣，即理想状态下因政府支出导致的国民收入增加量因私人支出的受限而减少，如图1所示。 
　　在图1中，经济初始均衡点位于E0，此时全社会均衡利率和国民收入分别为i0和Y0，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而增加的支出会导致每一利率水平上的社会总需求增加，IS曲线由IS1移动至IS2，若社会均衡利率不变，新的"利率-收入"均衡点将移动至E2，国民收入因乘数效应而发生增加，增加量为Y2-Y0。 
　　然而，国民经济虽然在产品市场上实现了均衡，但是货币市场却由于收入增加而发生需求偏移，过度的货币需求需要通过提升全社会利率来进行对冲，因此实际"利率-收入"均衡点只能移动至E1，此时全社会均衡利率和收入分别为i1和Y1，国民收入实际增加量为Y1-Y0，而Y2-Y1即为政府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 
　　在微观层面，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私人的当期消费和投资选择有什么影响呢？李嘉图认为"政府为施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而采取的增加税收或发行公债而获取收入来源的方式在经济效果上是相同的"，当期发行债券意味着未来靠更高的税收去偿还，因此与当期征税对私人可支配收入造成的降低效应相同，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就不再存在。李嘉图等价原理是将私人可支配收入进行了不同期限的安排，其效果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在实践中未得到验证。然而积极或扩张财政政策的私人挤出效应却是现实存在的。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国民经济困境 
　　从2008年我国财政政策从稳健走向积极以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一路攀升，如图2所示。中央及地方财政赤字从2008年时的-1261.31亿元发展到2014年的-11415.53亿元人民币，7年间超过800%的财政赤字增长率，一方面显示了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决心，另一方面从逐年增高的财政投入力度也可以发现财政政策效果的边际递减性。与逐年攀升的财政赤字规模形成对比的是，我国经济呈现出严重的"国进民退"现象。 
　　从总量角度来看，2008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我国政府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高于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见图3），以"四万亿"投资政策为代表的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使得GDP增速在2008年之后呈现出典型的脉冲式增长并迅速回落现象。政府大规模投资既造成了众多投资项目的低回报率，为中长期的产能过剩形成了隐患，同时也因为在资金、社会资源以及自由市场经济活动等方面对于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而使得我国内需长期不振，居民可支配收入缺乏而导致的消费乏力单独依靠供给端的财政政策刺激很难发挥效果，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脱节矛盾异常严重。

从结构角度来看，2008年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施用对象为公共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使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偏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偏高的不合理现象进一步加剧。在国际范围内重资产行业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和人力资本回报率逐年走高的经济环境下，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非均衡发展态势显然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健康运行。此外，国家推出积极财政政策后，真正得到资金和政策优惠的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行业限制过多的形势并未得到逆转，而中小企业是新兴产业的主力军，这也使得我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创新和增长乏力。 
　　从积极财政政策下的我国社会物价水平变动情况进行考察。如图4所示，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造成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大幅波动，社会供给的大幅抬升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使得生产者价格指数在后期始终呈现环比下降态势；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在2009-2011年连续攀升，期间我国社会通胀水平不断攀升，在名义利率走低的背景下，社会实际利率为负，负利率环境使得我国配合积极财政政策而施行的稳健货币政策收效甚微，金融市场出现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危机。在当前CPI与RPI呈现低位下降的状况下，既说明经济缺乏活力，同时全社会也面临通货紧缩危机。 
　　四维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完善策略 
　　（一）税收政策策略 
　　我国应尽快形成对个人所得施行混合征税、对投资所得施行分类征税的个人所得税制，实现税收的调节分配与组织收入功能相结合，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对高收入人群施行差异化的税收扣减标准。此外，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继承、公款消费以及福利收入等都应纳入个人所得范围而进行征税，通过混合税制来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行为对于提振内需、增加财政政策的经济敏感性最为直接。 
　　（二）货币政策策略 
　　在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下，我国应立足目前货币市场基本形势，在稳健货币政策体系下采用更加灵活的调节工具来配合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发挥，例如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工具对于调节市场流动性和刺激总需求已经收效甚微，私人部门的利率敏感性较低，则政府应在利率工具之外，使得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的使用占取更大权重，同时创新中短期货币政策基本工具，近年出台的SLF以及SLO、MLF等工具就是货币政策创新的代表，其对于调节市场中短期流动性的效果已经显示出相对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势，且对于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相同。 
　　（三）财政配置策略 
　　财政配置策略是从积极财政政策资金流向的角度对其经济效果进行的纠偏，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是长期国情，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已经不适合发展新型经济的基本要求。因此，从政府财政配置角度而言，积极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向民间经济力量和第三产业倾斜，只有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间资本才能真正使社会经济活跃，只有认清第三产业和新兴创新经济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才能使我国经济在长远发展中始终保持不竭的动力，而第二产业消化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及服务第三产业发展的需要也会在这种财政配置的流向变化中得以实现。 
　　（四）公共服务策略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致力于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公共服务支出目前面临两种错位情况，一是对于相对落后地区的低效公共服务支出，二是对于沿海发达地区的重复公共服务支出和地方寻租。因此，我国政府应在收缩额外公共服务支出的基础上，改革传统的"点对面"政策服务形式，将对于内地相对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财政倾斜改革为重点城市倾斜，承认各地发展的现实差异，同时将对于沿海地区的公共服务支出权利让位于民间资本，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国企混改"的过程中收缩政府的公共服务财政力量，让利于民，同时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