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论文：财政政策与投资政策

 　不久前，人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 个百分点。下调后，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至20%，此一松绑，估计将向市场释放约4200亿元人民币资金。 
　　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明显地在逐月走缓。对GDP贡献约4成的出口，1～4月仅增长6.9%，其中4月仅增长4.9%；进口1～4月仅增长5.1%，其中4月仅增长0.3%。固定资产投资1～4月亦仅增加20.2%，加上消费增长疲弱，4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加14.1%，为2006年11月以来新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同告减速，首季经济增长虽仍有8.1%，但第二季以后，乃至全年，能否保八，很有疑问。 
　　如何解读？当然可以从两方面观察分析。一是影响出口最大的外在形势。由于受金融海啸重创，中国四大出口地区，除美国略见恢复元气，及东盟因10+1自由贸易区启动效应，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尚能维持个位数增长（分别为9.1%及6.7%）外，中欧及中日之间，竟出现了零增长（0.3%）及负增长（负1.5%）的情况。其次，是内在形势。出口乏力自然也影响投资，加以楼市调控尚未完成，部分地区建设项目叫停，均减弱了内需的动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明显放缓，迄3月为止，FDI已经出现连续6个月下跌。FDI指标的趋势性变化，反映的是中国中长期投资环境中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及地价下跌恶化。这样的内外在形势，让人不得不担忧中国的经济会以何种方式着陆。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答案要视乎我们对外在及内在形势未来走向的判断。 
　　先看外在形势。总的来说，不太乐观，不全是因为欧、美、日现在及未来的指标不被看好，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的政策工具箱里都已经空了。其实，打从一开始，金融海啸爆发之初，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就没什么空间了。以美国为例，利率早已调降到接近零的水平，以至于只能靠量化宽松（QE）等后遗症很多的非常规政策一再救急。至于财政政策，不是早已到了举债上限（美国），需要一再调高上限，就是早已面对主权债务危机（欧洲）被信评机构调降评级，以至于无论欧美，都必须履行紧缩财政。但紧缩财政又面临民意及在野政党的强烈反弹，从而进一步陷入到政坛纠结的泥沼与困境之中。这样的形势，不爆发新的危机已属万幸，要期待短期内出现大的转机，难之又难。所以，中国面对的外在形势显然并不有利。 
　　那么内在形势又如何？应该说，中国还是蛮幸运的。中国除了有一个全球最大规模的潜在内需市场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政策调控及体制改革上还存在着相当巨大的空间。但必须提醒的是，相关的调控与改革需用心，不宜粗糙为之，更不宜滥用。可简单具体说明一二： 
　　（一）货币政策。这在通常情况下是最容易被想到及被操作的政策，尤其CPI目前已经降到了3.4%的水平，更容易产生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动。但必须短期有利于刺激增长的政策，在长期，都往往会因为要素价格的普遍大幅上升而恶化投资环境（如FDI的下降）从而不利于增长。货币政策的角色更多地应是在稳物价而非保增长之上。 
　　（二）中国在宏调上拥有更多优势的主要是财政政策，这包括：（1）推动更多有利于平衡发展的基建，（2）大规模地进行有利于调结构及提升生产力的减税。 
　　（三）中国的另一巨大优势在投资政策，这包括三个部分：（1）大幅降低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门槛，引导民企及外资进入；（2）大幅放宽医疗、教育等民生行业对民企及外资的限制；（3）慎用货币政策，持续改善投资环境，维持中国市场对FDI的吸引力。 
　　（四）还有，持续推动包括金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在内的所有体制改革。 
　　四管齐下，中国经济不但可望实现软着陆，甚至不久之后，还可以再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