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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贸易问题,传统的分析方法是从贸易蕴含、贸易结构、以劳动力为核心的要素投入等角度进行分析。从贸易蕴含角度展开的分析侧重于理论分析与宏观性分析,对国际贸易只能起到一种纲领性的指导意见,在具体实践中很难使用。贸易结构类分析就现有的贸易发展进行分析,没有从国际贸易的原始出发点对其进行深入探究,过于表面化。以劳动力为核心的要素投入分析对其它因素(重点是流通因素)的分析过少,不符合贸易发展的综合特性。基于此,现有文献对流通及流通效率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是就流通业发展趋势、流通效率测度展开研究。通过对流通领域这两类问题的分析,不仅明确了流通发展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而且就如何进行流通效率测度有了一个结构性的准确定位。与此同时,有关学者还对超边际分析框架进行了充分论证,主要是对超边际分析框架的产生、发展、实用三类成果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不但明确了超边际分析对国际贸易结构能够进行深层次分析,而且确定了该分析方法具有很强的实际应用性。
综上所述,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决定采用超边际分析框架对贸易伙伴在双赢前提下如何实现各自总体效用最大化展开研究,重点分析流通效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就如何提升国际贸易质量从以流通效率提升为核心的角度给出具体指导建议。
理论论证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开展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整体效用的最大化。这里所说的整体效用是通过每一个个体的单个效用汇总而来,对于单个个体的单个效用,是满足如下规律的:
u代表单个个体的效用,其效用来自对多种物品的使用过程。在本例中,包含两类不同物品,依次为x和y。其中物品x对其个人效用的贡献系数为α,物品y对其个人效用的贡献系数为β。ky代表物品y为通过交易方式获取时的流通效率;kx代表物品x为通过交易方式获取时的流通效率,仅当非"封闭模式"下流通效率才会存在。
基于此,就一国或者一个地区而言,其整体效用满足如下形式:
U代表该国或者该地区的整体效用,在该国或者该地区内的总人口为M。
对于一国或者一地区而言,其可以选择"封闭模式"或者"完全开放模式"进行发展。对于前者而言,其消费品均来自对象内部自行生产;对于后者而言,其消费品来自分工合作完成。
在封闭模式下,一国或者是一地区,在劳动力、资源禀赋的约束下,追求其整体效用的最大化。在完全开放模式下,一国或者是一地区,不仅在劳动力、资源禀赋约束下,而且在流通效率等约束下,追求各自效用的最大化。
具体而言,在封闭状态下,劳动力与资源的禀赋如下:
e代表该国或者该地区的劳动力禀赋,R代表该国或该地区的资源禀赋。
在完全开放状态下,劳动力与资源的禀赋满足式(4)、式(5)条件,交易过程满足对应条件见式(6):
xs代表对外销售的物品x,ys代表对外销售的物品y,xd代表购买的物品x,yd代表对购买的物品y。px代表物品x的单价,py代表物品y的单价。Ei代表国家i或者地区i的劳动力禀赋,Ri代表国家i或者地区i的资源禀赋。在这里,为了便于分析,约定了物品的销售价格和购买价格对内或者对外均是一致的。
基于上述约束,如何进行资源和劳动力的分配,才能保证一国或者一地区的总体效用最大?下文就以不附带资源和附带资源的情形进行区别分析。整个论证过程是采用超边际分析框架进行分析,该分析方法論证过长,因而在此仅给出其中的关键结果,具体见表1、表2。
综合表1与表2的分析结果,对流通效率满足的条件可以确定,具体如下:
式(8)中带有*号标志的变量,代表附带资源条件下的对应变量。由此,通过上述论证结果,对流通效率应该满足何种条件,分工的展开才能正确与效用最大化有了清晰的界限。下文基于此结果,对国际贸易发展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部分将以我国对外贸易的四个主要贸易伙伴为对象,通过实证分析,不仅确定我国与这四个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国际贸易是否实现了双赢,而且对未实现双赢的国际贸易分析导致未实现双赢的主要因素。基于该分析结果,最后给出提升双方国际贸易能力与潜力、实现双方国际贸易(尤其是我国对外贸易)更进一步发展的具体对策。
(一)指标确定
在前述的理论分析中,已经给出了两个对象间如何进行国际贸易才能实现双赢。这里所说的双赢是指出口国的总体效用最大化、进口国的总体效用最大化,并且这种最大化效用下对应的总产出也是最大化的。在本部分,将基于该理论分析结果,对实证对象进行具体分析,以确定其是否实现了这种双赢局面。
在进行理论分析前,必须明确理论分析框架如何在实证中使用。这种从理论向实证转变的过程,就是确定指标的过程。基于此,需要确定以下五类问题,才能明确指标如何设定。第一是产业分类,即公式(1)中的物品x和y中的分类。在进行分类之前,必须要与国际贸易现有的统计方式相结合,在参照了我国官方发布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后,明确了可以将产业部门分为两类。第一是初级产品部门,第二类是工业产品部门。初级产品部门生产的产品为初级产品,工业产品部门生产的产品为工业产品。这样在理论分析中两类产品就被确定下来。第二是产品单价,即公式(6)中的px和py。由于该价格是针对商品的单价,而我国官方统计资料提供的是进出口物品的总额,因此将进出口物品总额除以对应国家(地区)从事国际贸易的总人数,即可得到对应的等价单价。第三是物价的变动性问题,还是公式(6)中的px和py。因为之前在第二条中明确的产品单价,是存在物价波动性的单价,不具有跨周期的对比性。基于此,考虑以进出口国(地区)的CPI指数作为物价波动的可对比性处理指数。通过其将不具有跨周期可比性数据进行可比性处理。第四是流通效率,即公式(1)中的kx和ky。对于该数据,在结合了国内外分析结果以及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官方统计资料分析之后,决定以进出口关税(包括消费税,以下分析中如不特殊说明,在关税中均包含消费税)作为中介,进行测度。核心是以进出口关税对产品价格的整体影响幅度作为流通效率的影响测度。举例而言,当进出口关税对某种商品的作用是影响了其价格增幅的31%,即认为对应的流通效率为0.69(0.69=1-0.31)。第五是对国际贸易的能源使用分配。由于现有的我国国际数据没有分产品的能源消耗情况,因此只能采用国际贸易占比总产值比例的方式,将能源消耗总量分摊到对应的国际贸易中去。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最终确定了五类子指标,依次为关税子指标、能源子指标、进出口子指标、就业子指标、价格指数子指标。利用这五类子指标实现实证分析可行化。关于这五类子指标,详细的分解见表3所示。
对于这五类子指标、十一项具体指标如何在实证中使用,在上述五类问题分析中已经明确,不再赘述。下文就基于该指标体系,以及前述理论分析结果,对我国进出口贸易进行深入研究。
(二)数据收集、整理与模型构建分析
基于之前的分析思路与方法,在此本文就国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整个研究围绕我国国际贸易展开,选取与我国广泛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伙伴进行。受制于研究人员的精力所限,不能对与我国展开国际贸易的所有贸易伙伴进行对应的分析。因此,文章选定日本、韩国、美国、东盟这四个国家(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6-2015年,研究的数据来自我国统计年鉴及对应国家(地区)的统计相关资料,分析方法是以如式(7)与式(8)的均衡性条件作为判定依据。通过充分分析论证,最终对完全开放模式下最大效用的均衡性条件进行判定,得到的结果见表4所示。
从表4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之前无法确定的国际贸易双赢问题在此已经确定,确定的方式是以我国是否在开展国际贸易以来实现自我最大赢利为依据。从该分析结果中看出,在选定的四个对象中,只有与东盟的国际贸易是实现了双赢,与其它三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均未实现双赢结果。就我国与日本的国际贸易而言,导致双赢局面未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日本出口的初级产品占对日出口产品的比重过高,同时还伴有关税过高的因素。同期,就我国与韩国的国际贸易而言,导致双赢局面未出现的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具体为关税偏高的因素。最后,在同一分析周期内,就我国与美国的国际贸易而言,导致双赢局面未出现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初级产品占对美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过高,而且还伴有美元汇率过高的因素。
由此,就我国国际贸易的四个主要贸易对象而言,通过上述分析明确了导致双赢局面无法出现的具体原因。下文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对我国如何提升国际贸易能力与潜力,实现更大范围国际贸易双赢给出具体对策。
(三)我国对外贸易深入发展对策建议
对于国际贸易深入展开的对策建议,这里将基于之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并通过仿真分析具体给出。
以我国与日本的国际贸易为例,在保持现有两国关税税率与汇率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以现有国际贸易发展为基础,每增加0.1%的工业产品出口,其对我国国际贸易整体效用的提升幅度为0.37%;而每增加0.1%的初级产品出口,其对我国国际贸易整体效用的提升幅度仅为0.083%。由此可以看出,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更新对我国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保持其它条件不变,降低对日产品关税,虽然会增加我国对日出口能力,但是对我国国内产业的负面影响也将显现。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关税税率每降低0.01%,国内产业产出能力将下降0.07%。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的产业水平和产业能力与日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完全放开关税限制,势必导致国内产业在未成形前被彻底扼杀。同样,就我国与美国的国际贸易为例,在保持现有两国关税税率与汇率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以现有国际贸易发展为基础,每增加0.1%的工业产品出口,其对我国国际贸易整体效用的提升幅度为0.42%;而每增加0.1%的初级产品出口,其对我国国际贸易整体效用的提升幅度仅为0.13%。这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对美国的国际贸易潜力是优于我国对日本的国际贸易潜力,也更加明晰了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更新对我国深入开展国际贸易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同时,保持其它条件不变,提高对美元汇率,是会增加我国对美出口能力,但是鉴于在最近这些年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处理结果来看,提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实际发展空间不大。因此,不建议采取这一措施进行国际贸易性能的提升。
另外,就我国与韩国的国际贸易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保持除关税之外的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以现有国际贸易发展为基础,关税税率每降低0.1%,其对我国国际贸易整体效用的提升幅度就为0.16%;而关税税率增加0.1%,其对我国国际贸易整体效用的提升幅度为-0.12%。这说明,适度降低我国与韩国的关税水平,对进一步提高我国与韩国的国际贸易能力是有一定帮助的。最后,就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国际贸易为分析对象,以国际贸易伙伴的人口规模与市场规模作为基础进行对比分析,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潜力依然是巨大的,是依然可以继续扩大深入发展的。
因此,结合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深入发展的对策主要是依靠提升工业产品出口比重来实现。工业产品出口比重提高,则依托于产业升级和产业更新来具体完成。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进行产业更新和产业升级时,可以通过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来内生实现,也可以通过引进技术与产业的外生方式来实现。对于内生方式与外生方式的选择,则依据产业发展的现状来具体决定。其次需要明确的是,不能在产业升级和产业更新的过程中,对传统产业尤其是低附加值产业实行忽视乃至忽略的发展方式。这是因为之前所提到的提升国际贸易能力的对策,都是基于保持初级产品出口规模与能力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的。
结论
国际贸易在贸易伙伴双赢前提下如何实现各自总体效用的最大化?同时,流通效率在这其中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从以流通效率为核心的角度提出国际贸易深入发展的具体对策?此次研究针对上述三类问题具体展开。通过综合分析与论证,最终确定以超边际分析框架作为分析方法,以效用最大化和均衡化为国际贸易追求目标,以流通效率变化规律为分析的核心,通过模型分析解答研究之初提出的三类問题。基于此想法,首先从理论分析出发,不仅提出了一套符合国际贸易本质特征的超边际分析模型,而且通过理论论证,给出了以流通效率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均衡化、最大化、开放化的实现条件。在此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统计性结果,通过指标论证与指标确定,给出了前述理论模型向实证应用的具体路径。接下来,通过实证分析,就我国与日本、韩国、美国、东盟间的国际贸易进行深入探究,不仅确定了这四类国际贸易之间是否实现了均衡化、最大化、开放化的要求,而且对未满足上述三类要求的国际贸易,从流通效率为核心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国际贸易提升路径。
责编:杨盛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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