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近年来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研究综述

  摘要：近年来，抗战时期国统区 经济 研究 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并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 趋势。一方面，学看们对这一粳域的研究不断深入，个案研究、区域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学者们的研究槐角也大大拓宽，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的研究。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境区；经济；研究综述

    对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的研究，自新 中国 成立后就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统区经济予以全面否定，直到80年代后，学者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段 历史 ，对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和国统区经济的基本评价，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关于国统区经济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现。近年来，随着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以及学者们研究视野的开阔，该领域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尤其是研究视角与研究 方法 的变化，导致研究的结论更趋多元化，对于国统区经济和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亦更加客观和公允。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现就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一总体的评述。

    近年来，在资料成果方面，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抗白战争》第五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可以说是较有代表性的资料成果。其资料来源主要取材于 台湾 已刊布出版的档案 文献 ，抗战时期出版的经济刊物、年鉴及统计资料，对中国战时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都有较为系统的资料。此外，周春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从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近8000万物价史料资料中筛选编辑而成，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研究也颇有 参考 价值。

    在专著方面，近年来出版的《抗战时期的经济》(清庆瑞著，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和《烽火映方舟一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李平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都运用了大量的文献史料，从实际出发，对战时经济特别是国统区经济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和剖析，《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黄立人著，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则是从各个专题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活动进行评析。此外。还有《金钱与战争一一抗战时期货币史》(戴建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民国财政经济史》(董长芝主编，辽宁帅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作的相关篇章中，对战时国统区的经济状况的论述都颇为详细。在学术论文方面，所涉及的领域则更为广泛。

    对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近年来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众多研究者不仅对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形成演变和作用进行细致 分析 ，还把目光投向战时国民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法规等，如盐、糖等专卖制度，工矿业的发展政策及其管理，开发大后方，主要经济管理机构的运作和作用等。对于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的评价，以前以否定态度的居多，往往认为主要是为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国统区经济只有破坏作用，无任何积极性可言。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对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的具体政策进行考察，对其评价也有了较大变化，不少学者认为"实行战时经济政策，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与抗战有关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统一的乃至强制的管制，这是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人民完成神圣的抗战大业、运转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而且"纵观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在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由于战时经济政策的调整，逐渐改变了抗战尹始的被动局面，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初步扭转了西南，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1]。对于具体政策法规的考察，研究者们多从政策制定及实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产生的作用及其原因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也有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战时国民政府统制经济体制的实质。

    近年来，对国民政府经济机构的研究成为不少学者探讨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视角。如对于资源委员会的研究。有学者通过对战时资源委员会经营活动的考察认为资源委员会建立国营重 工业 基地，开发后方 自然 资源，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其经营活动也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2]。还有学者在肯定资源委员会对抗战所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战时资源委员会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由经济成分大为减少、垄断经济成分大大增加，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更加艰难，近代化的道路更加艰难[3]。

    战时工业内迁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呈现出细化的特点。众学者对工业内迁的过程．国民政府在内迁中所实施的政策及作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工业内迁的过程及其对不同地区的 影响 ，内迁工业的管理情况，内迁的特点及其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战时工业内迂，不仅极大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对大后方的实业建设及经济发展，对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 现代 化进程，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同时由于其带有鲜明的战时性，对大后方经济的促进也有限度的[4]。

    財政 金融 一直是近些年研究的一大热点，学者们大量运用经济学、金融学等跨学科 理论 来分析战时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及效果，并广泛使用量化分析方法，避免了以往学术界因受"左"的思潮的影响而采取的简单否定的态度，如不再使用"财政搜刮、金融垄断、官僚资本"等批判意味极强的字眼，这也反映出近年来对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研究的重大突破。对于战时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张兆茹、张怡梅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財政困难而实施的增税、发钞、举债和外汇统制等财金政策是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国际惯例，虽然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董长芝认为国民政府采取战时紧急金融措施，实行高度垄断的货币金融体制，对抗战起到物质保证作用[5]。对于通货膨胀，众学者多结合当时的战争环境进行分析。如冯宪龙认为在战争环境下，国民政府超额发行法币，引起货币总量与 社会 需求的失衡．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是经济 规律 内在作用的结果。杨菁则强调战争及日军的破坏对国统区货币 问题 的影响，通过从战时通货膨胀的发生。国民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各项政策及其实效的考察，认为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收支的人不敷出及后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严重失衡[4]。

    对于战时内外债的研究，近年来成果颇多，并且多元化倾向在研究结论中也有所呈现。杨斌认为，从战时国民政府发行公愤的用途看战时公侦发行具有国防性、建设性及战时性的特点，其对维持战时财政收支平衡，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财经政策及动荡的战争环境的影响，战时公愤销售困难，并没有达到财政当局当时所预想平衡财政赤字的目标，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赵兴胜从发行、推销，偿还3个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国内公债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公债政策存在着运用上的非连续性，推销上的强制性，摊派上的不公平性和偿还上的欺骗性；募债活动在一定时间内、一定限度内筹集丁经费，支持了抗战，但就总体而言，是算不得成功的[7]。关于国民政府的外债．吴景平认为，就整体而言，战时中国举借和使用外债的必要性、合理性应基本予以肯定，中国的债务信用基本得以维持，中国没有因外债问题导致国家主权新的重大损失，中国在外债问题上所处的地位也要优于其他任何时期。苏黎明则认为，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战时国民政府的外债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但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特矿生产和贸易主权，使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制于英美，并对以后中国政治 产生了不良影响[8]。

    关于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金融战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戴建兵把中日之间的货币战分为货币流通领域的阵地战、外汇战、金银争夺战、真假钞票战和物质战五大类型，认为在这几个方面的斗争中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各有得失。齐春风对抗战时期日本策动法币流动策略的产生与演变、国民政府各阶段应对措施的演变、法币流动的规模和数量、法币流动对大后方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日本促使大后方金融崩溃的目标并未达到，是因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金融援助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战也配合了对日货币战，从根本上讲，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超出了日本的国力。孔庆国、张生考察了日、伪、国民政府之间的金融斗争，认为法币作为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核心，成为牵制日伪关系的重要筹码，日元及其附属伪货币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币[9]。

    此外，后方金融网的建立及运转、农贷、外汇及股票市场都有相应的成果出现。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国统区的金融情况。

    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研究在近年来也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抗战时期经济研究的深入，促使大后方区域经济研究领域有拓宽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部大开发的现实关注导致这一研究热点的形成。总的说来，关于西南地区研究的成果较多，井开始呈现出从一般开发过程的论述转向理论层面探讨的趋势；同时，关于西北开发的研究成果在近年来也有了迅速的增长，学界在对西北开发的总体考察时，不仅注意了国民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主导作用，而且也注意了民间对西北开发的反应和影响。对于战时大后方经济的评价，王瑞成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是两类不同形态的经济，因此地方经济史与抗战经济史在概念与视角上存在某些差异，不能做简单的类比。而内迁和复员是由平时经济到战时经济再到平时经济的两个环节，不能简单看成是后方经济的衰败；从战前的长江上游流域经济区．到战时后方经济区，再到战后长江上游经济区和西南经济区的并存，这一区域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抗战之于西南的重要影响之一[10]。

    生产合作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开始对工业合作化产生的原因、特点、影响及衰败的原因进行探讨，还有学者论述了华侨对工合运动的关系[11]。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南各省的考察，并注重比较研究，如傅宏认为与战前农合运动相比。战时农合运动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如合作金库的普遍设置；农业合作运动与新具制相互渗透，使其政治性更加浓厚；新的合作类型一一保险合作的兴起[12]。

    关于战时 交通 运输的研究在近年来也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仅注意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交通政策及相关建设活动，而且注意到交通机构的运作，不仅注意到铁路、公路等的建设和运输，而且对驿运等抗战时期特殊的运输方式进行探讨。夏兆营利用大量原始资料，对西南运输总处这一抗战前期南京国民政府最大的国际运输机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探讨了西南运输总处的战时功能及经营运作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指出：西南运输总处对中国的抗战起了重大的作用；西南运输总处运输不力、效率不高有其自身及外在两方面的因素；英法等国对中国过境运输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也影响和制约了西南运输总处运务的展开[13]。陈红民也对抗战时期驿运繁荣这一特殊的现象进行分析，对其作用给予相当肯定，对其失误也作了较深入的评析[14]。

     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在近年来的国统区经济研究中也频频出现。唐凌通过考察合山煤矿从创立到被日本占领再到日本投降后新桂系的接受这一过程中经营状况的变化，深化了对抗战时期经济的认识。刘志英探讨丁沱江流域制糖工业兴盛和快速发展的原因，同时指出这种发展具有暂时性。黄立人、章欣根据档案史料，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四川北碚扶擅自耕农示范区的背景、筹备、经过、结局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既探究了该示范区在一定意义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也客观分析了扶植自耕农示范区试验本身存在致命的局限性和当时的外在环境[15]。

    近年来抗战时期经济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学界对国统区经济的研究，注意从实际出发，突出了战时经济的特点，并大量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经济史研究方法，无论对某一经济部门或某一方面的考察，还是对大后方经济综合性考察，大多不局限于就经济论经济，总是把经济决策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这也是国统区经济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原因之一。

然而，当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中仍存在论证简单化的现象，以往对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简单否定当然有失公允，但近年来又出现过高的评价也是不够客观的，必须充分考察实际情况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又如，有些研究成果还是拘于对现象的描述，因而往往疏于泛泛而论，缺乏理论探讨的深度和创新；再如，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及战争环境的影响，即使在同一政权的控制下，不同地区经济情况的差异性是很大的，而学者们对这种区域差异性应该更加注意，才能更准确的把握战时经济。此外，这一领域还有许多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仍存在着研究的空白，冷热不均的现象较为突出。如研究成果中多偏重于对政府政策、机构的研究，而对民间的经济组织、活动研究不多，这也应得到注意。总的说来，近年来的战时国统区经济研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极大地推动对整个抗战时期经济的研究。随着有关战时中国经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刊布，随着中国国内与海外有关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加强，随着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成熟与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