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二）

 五、财政白银化和财政危机
明沿用两税法。唐杨炎创两税，原是田亩纳谷，户税纳钱，惟时帛价低，实际纳帛。宋代两税，则南方商品 经济 发达诸路已是夏税征钱、秋粮纳谷了。明之两税皆征实物，并将丝、绢、棉、布、麻，以至红花、蓝靛都入两税，税目达40余，加以课、贡，凡政府所需之物无不征实。广积粮，以至"红腐不可食"；储铁锈蚀，不堪制镞。朱元璋的这种实物财政政策是行不通的，其出路只有白银化。兹将明财政收入按10年期列为表五，所选布、绢均属带有货币性者。资料全据《明实录》，惜万历只有一年数，崇祯全元。
表五 明代财政收入
年份|米麦（万石）|布（万匹）|绢（万匹）|宝纱（万锭）|银（万两）
1430|3979|20.5|94.1|7388.9|32.9
1440|3045|14.6|18.6|2882.3|0.5
1450|2588|13.3|18.9|2368.4|-
1460|3036|13.4|19.4|2574.1|14.6
1470|3032|90.6|28.5|2874.9|7.1
1480|3035|85.8|28.6|2910.6|4.6
1490|3079|117.4|17.9|3246.9|8.1
1500|3090|117.4|17.9|3246.9|3.2
1510|2787|171.3|12.7|3238.1|3.3
1520|2787|171.3|12.7|3238.1|3.4
1532|2659|13.3|32.0|2414.3|242.6
1542|2659|13.3|32.0|2569.2|223.9
1552|2659|13.3|32.0|2414.4|243.3
1562|2660|13.3|32.0|2414.4|259.0
1571|3061|62.3|32.0|1018.3|310.0*
1602|2837|39.5|14.8|0.1|458.2*
1621|2780|12.9|20.6|8.1|755.2*
1626|2780|12.9|20.6|8.1|398.6*
*《实录》所列数太小，改用太仓收入数。
米麦包括田赋、屯田子粒、课粮、课折粮、牛租谷。
布包括额布、课折布。
绢为额绢。
宝钞包括户口钞、折色钞、盐钞、杂课钞等。
银包括杂课银、盐课银、盐钞折银、屯牧地银、漕粮折银(不同时期按每石0.5、0.7、0.8计)、黄金折银(不同时期按5、7、8倍计)；不包括金花银(约100万两)。
财政的白银化包括田赋、课、役三个方面。
田赋白银化始于1436年，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7省的部分税粮改征银，即后来所称金花银，通作100万两，进内库御用，终明之世未变。[1] 100万两按当时所定折价每石0.25两，合400万石，占洪武时7省税粮1 762万石的22.7％。后调整折价，1538年调为0.5两，则只合200万石，占嘉靖时7省税粮1699万石的12％。[2] 
金花银行于南方，北方如何?于谦、户部尚书李敏都有北方税粮折色之议，而实施情况未详。山西、陕西均有折银之事，但非常规。[3] 山东、河南某些地方有常折者，但限于运往指定粮仓之赋。[4] 
运京漕粮400万石，弘治时始见以17.2万石折银。1572年户部请定年折100万石，不准。万历时定年折34.4万石，称永折。惟嘉靖、万历年间见有7次折100万石以上之记载，[5] 平均折150万石。
灾区税粮，从而逋赋，惯行折银。嘉靖年间有四年数，平均折159万石，[6] 以四年中一年灾计，年均40万石。
各省支边粮草有折银之例。[7] 万历时，民运九边粮折银263万两，草折银2.2万两，[8] 按每石0.7两计合赋粮379万石。
田赋白银化程度如何?有一资料谓正德初"夏税共该五万五百余两，秋粮九十四万四千八百余两"。[9] 两项共99.5万两，加金花银共199.5万两，按每石0.25两计合粮398万石，占正德时全国税粮额2697万石的14.1％。又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收夏税折银12.1万两，秋粮折粮33.96万两，马草折银54.95万两，[10] 共101万两，加金花银共201万两，按每石0.5两计，合粮402万石，占嘉靖全国税粮额2 285万石的17.6％。假设这年有漕折150万石，当占全国税粮额24％。总之，田赋白银化的程度不高。不过，这是指中央收入。全国赋粮中，支边500万-800万石，万历时已大部折银，留地方1 000万石，则较少折银。总的看，在三饷加派前，田赋白银化程度不会超过50％，也许不到40％。
课的白银化，首先是盐。明行灶籍制，灶民的负担属役，而所谓课实指引价。商人纳米或他物，得引贩盐，1492年改为纳银，盐课就全部白银化了。引价初每引三四钱，嘉靖时已升至1.5-2.0两，成为太仓银库最大一笔收入。贩余盐原纳米，亦改纳银。嘉靖时，盐课银由50余万两增至130余万两。
茶亦行引法，商人纳钱得引，后改纳钞，不知何时改纳银，可能在天启废钞时。四川、陕西茶是向生产者征实102.6万斤，专用于与藏人易马。1490年陕西招商纳米给引，使贩茶，以40％交官，称中茶；1494年改为纳银。陕西中茶1601年始成定例，年500引。四川于1524年开始中茶5万引，1569年改3.8万引，年得银1.4万两。[11] 
矿冶之课有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等，嘉靖后无记载，大约一直征实。
役的方面。在籍工匠约30万人，每4年赴京服役90天，1485-1562年完成白银化，每匠年纳代役银0.45两，政府可收入13.5万两。官 工业 征用民夫约150万人，亦同时改为雇用。我们已另文详述。[12] 
城市之役，主要是铺行和火甲。铺行是编排铺商供官府需索和劳役，1566年北京改为纳银，依等次每家纳0.1-0.9两，他市未闻改革。火甲即组织商民轮值巡夜，救火防盗。万历、崇祯时，江南城市有改为纳银雇差者。[13] 
役的主体是遍布乡镇的里甲、均徭、杂泛。
里甲主要是上供物料。其白银化始于宣德时周忱在应天之改征里甲银，其后又有各种名目，一条鞭时全面推广。里甲银无数据，只好借均徭酌估。
均徭包括中央及地方征派之役，有多达50目者。宣德起即有改征银之例，正德时已有银差、力差之别，一条鞭时普遍白银化。唐文基辑有嘉靖时7省16个府县的14种役的折银价，共有149个数据。兹将其各役种的平均值再作总平均(人数不多而银价特高的马夫、膳夫酌减权数)，计每个役应纳银7.5两。服役人口按1.1亿计，依前述丁口比例当有1 830万丁，10年一役即183万役，可收均徭银1 373万两。唐文基又辑有嘉靖时12省33个府州县的均徭银数和户口数，从中可计出平均每户负担均徭银0.73两。服役人口按5口之家计有2 200万户，应纳均徭银1 650万两。与前数平均均徭银在1 500万两左右。唐文基又辑有4省6个府县的里甲银和均徭银(力差与银差合计)的数字，从中可计出里甲银为均徭银的52％。[14] 以此估计里甲、均徭银共约2 280万两。此项银两一般不入户部，而为置办上供物品、雇佣夫役及地方多种支费所用。
杂泛以临时性的河工、殿堂修建、运输为大项。推广一条鞭后，仍多是签派。
一条鞭有赋役合一者，但多是随赋带征役银，田赋本身仍以实物为主。辽饷加派前，有个资料说，中央收入本色折色共值1 461万两，入内府者600万两，主要是丝、绢、茶、蜡等，余入户部，内银400万两。[15] 入内府的金花、买办等银以150万两计，连同户部的400万两，共占1 461万两的37.6％，实物仍占62.4％。地方情况未详，地方亦需储粮，其白银化主要在役，支出亦多取自里甲、均徭银。
明自弘治末起，财政拮据，嘉靖后进入危机，隆庆后益不能支。学者不少 研究 太仓银库者，多胪列其入不敷出惨状，若即崩溃。殊不知，当时政府既不能发行公债，亦不能像欧洲君主那样向犹太商人借款，根本不可能实行赤字财政。因此，我将太仓结余情况(材料难找，不像叫喊亏空者多)列为表六。
表六见1550-1554年5年连续亏空，1567-1570年4年连续亏空，这大约是太仓最紧张的时期，但仍有库存。原来太仓年入银200余万两。80年代起增至300余万两，库存增加；90年代起增至400余万两，惟支出大增，又感紧张。
表六 明代太仓收支银万两
年份|收入|支出|老库库存|外库库存|未言明何库库存
1442－1473|2076|1836|-|-|240
1500左右|149|100|-|-|200－400
1506|150|625|-|-|-
1528|130|241|400|100|-
1550－1554|1496|2712|-|-|-
1555|-|-|114|-|-
1567－1570|851|1795|100|210|-
1573|282|284|-|-|437
1583|372|565|-|300|-
1586|-|-|601|98|-
1587|370|370|400|9|-
1589|327|346|224|31|-
1590|374|400|117|40|-
1593|451|547|-|18|-
1600|-|-|200|-|-
均据《明实录》。个别年的收入用全汉升估计数，见《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 中国 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年第1号，页136-139。
所谓财政危机是指白银而言，中央所征以实物为多，并无危机。1583年"京仓积米足资八九年，愈多则愈浥烂"；1588年"太仓米足支七年，而米价腾贵"。[16] 朝臣们在解决银库不支的建议中有一条是将丝绢等改征银和将内廷"十库"中不用的东西折银，[17] 皇帝不准。这种实物经济思想正是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
据说老规矩是太仓老库贮银800万两不准动，需款从外库应付。我们不知这规矩维持了多久。但明代市场和商品经济大 发展 正是在嘉靖财政陷入危机之后。原来货币的功能就在于流通，财政危机，老库窖藏的白银流出来了，投放市场，市场焉得不活。
以上是16世纪。进入17世纪，有两事当言。
一是税监之祸。税监遣于1597年，而开始进银在1601年。据《明史·食货五》说共进"几及三百万两"，我据《明实录》逐笔加算还不到200万两。不过，据说内进的只占1/10或2/10，其余都由税监和"群小"瓜分了。[18] 税监之祸，惨不忍睹。但从财政上说，主要是把原应纳之税银经太监之手转入内廷。从经济上说，是将 社会 上流通的白银用暴力聚敛起来，而最后还是流回市场。因为内廷是在修"两宫三殿"，而太监尤其是分得50％-60％的"群小"，是不会有多少储蓄的。滥派税监，是由于万历贪婪，非真正缺银，因到加派辽饷时还是"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19] 。而已。
二是军饷加派。这始于1592-1600年的"三大征"，共支军费588万两，时太仓尚裕，加派不多，大约只派了山东。这三次战争在宁夏、朝鲜、贵州，无碍生产，军费则主要投入内地市场。1618-1620年加派辽饷，递增至每年520万两，使田赋白银化比重大增，惟时米价升至每石1两，折米不过500万石，占万历时税粮额的17.6％。这次战事在辽东，而这笔巨额支出大半投入内地市场，以支付募客兵之费和购买与转运粮、马、器械之费。1630-1639年再增辽饷和加派剿饷、练饷，使加派总额达2 000万两，连同旧有的赋税共达2 700万两；不过未能收齐，1643年实征只1 585万两，支出则达2 122万两。[20] 这时战事遍南北，生产破坏，生灵涂炭。但就空前巨额的各种征敛税，当时似未发生货币困难，表明社会上流通的白银增加了，不像16世纪下半叶那样捉襟见肘。而大量的支出投放市场，必致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即如在物价一节所表现那样。同时，也表现白银贬值，下文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