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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提要:本文从人类 经济 发展 的共同 规律 出发,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 现代 经济因素的出现,论证了清代是 中国 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并对清代粮食劳动生产率有所降低和农业生产工具缺乏改进等 问题 作了解释。
关键词:封建经济 高峰 商品货币经济 现代经济因素
我们在《清代经济史》即《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提出,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现在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唐宋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宋代是最高峰。这是涉及中国经济史乃至中国 历史 的一个大问题。质疑、问难、解惑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不但有助于认识历史,解释历史,而且有助于 理论 、 方法 乃至学风的进步。我们欢迎提出问题,展开讨论。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这个命题既由我们提出,我们也有责任进一步作出诠释,以利讨论。
一
粮食劳动生产率降低,是有些学者提出的清代经济发展不如宋代的一个主要论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自然 重视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对劳动生产率问题作过许多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 研究 主要集中在 工业 中的劳动生产率问题。列宁在强调生产关系先进性的同时,也指出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他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 社会 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1]。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这篇论文,是针对工人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而写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偶然的。
粮食劳动生产率,或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相比,具有一种天然的缺陷。农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情况:"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生产率"。[2]在生产力和 科学 技术发展还比较低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中存在着强大的自然生产率。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靠天吃饭"。在传统经济中,不论是粮食劳动生产率,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都不是完全意义的劳动生产率。
清代垦复因战争破坏而荒芜的土地,康熙、雍正年间已基本完成。乾隆初颁布开垦零星土地免于升科的政策之后,土地垦辟按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展开。一是围湖围海造田,二是垦辟山区、丘陵区土地,三是开发边区土地,四是垦辟山头地角零星土地、河滩地、低洼盐碱地等劣等土地。围湖围海造田增加耕地数量有限。东北、西北、西南边区土地的大开发主要在道光以后。清代盛世比宋代盛世增加的几亿亩土地,主要是山区、丘陵区土地和劣等土地。加以由于经济作物发展,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达9千多万亩,其中还有许多"膏腴田土"。清代与宋代相比,种粮食作物的土地,从总体上说质量有所降低。这就会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3]宋代与清代粮食生产的比较,与其说是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勿宁说是一定程度的自然生产率的比较。加以清代人口有巨大增长,投入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也会随之增加,粮食劳动生产率低于宋代是完全可能的。
粮食是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始终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问题,也就是要评价封建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即对它的发展作出全面的综合评价。而粮食劳动生产率考核的主要是粮食生产的效益问题(即成本、收益问题),并不是评价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在粮食生产、原料作物生产,以及手工业生产都有发展的条件下,粮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的发展。富饶的江南地区,宋代粮食生产大发展,有"苏常熟,天下足"的美誉。到了清代,江南地区把粮食生产基地的头衔让与湖广,成为"湖广熟,天下足"。而江南地区却种植棉花,纺纱织布,又种桑养蚕,制造绸缎,在"衣被天下"上下功夫。经济作物相对于粮食作物,属于高产值农业,手工业相对于农业,属于高产值产业,两者的发展标志着经济发展质的提升。 时代 不同了,经济不一样。就是宋代江南地区的粮食劳动生产率高于清代,也不能否认清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宋代。
还应当指出,在传统经济生产力的条件下,粮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是缓慢的,也是有限的。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说明,粮食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都是发生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之后,即国家工业化之后。这也说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移,并不需要很高的粮食劳动生产率。在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麦子的收获率即收获量与种子之比,中国是15∶1,英国是10∶1。[4]英国的这种收获率基础,也不会有多高的劳动生产率。
在具有强大人口压力的条件下,粮食生产最重要的是解决供求平衡问题,人们关注土地生产率会更高于关注劳动生产率。清代的粮食生产,主要是通过垦辟土地、精耕细作和提高复种指数等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措施,以增加粮食总产量。它解决了四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支持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支持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说明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大体适应的。供求平衡即是资源的优化配置。现在,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中国人为之自豪,全世界为之瞩目。这个过程实自清代始。这也说明清代走提高粮食土地生产率的道路是一种理性的正确选择。
二
生产工具大多因循宋元的旧制,没有重大改革,这是有些学者提出的清代经济发展不如宋代的又一主要根据。
生产工具的重大改革,是需要与可能高度结合的产物。即既要有生产上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又要有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唐宋之际,曲辕犁的创新,对农业生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铁农具经过战国秦汉的改革,又经过唐宋的改革,大体成龙配套,已成定制,可以说已是高度地适应小农生产的需要。不但犁、耙等大农具已无多大改革余地,其他小农具如锄、锹、镢、镰之类,更是如此。从世界范围来看,清代正处于从手工工具时代向机器时代演进之际。十八世纪后半叶,西方从动力系统的改革开始,形成了以蒸汽机为动力,包括传动装置和工具机的机器体系,生产工具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但这是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下,适应工场手工业大量发展的生产需要而出现的。而农民仍用犁耕,以电力为动力,用合金钢制造农机具,还在很久以后。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脱离现实条件,从原则出发,对生产工具提出重大改革的要求。明清时期,井盐的生产工具,丝织业的织机,都不断有重大进步。我们也不能向它们提出向电力机械创新的要求。
清代农民既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工具,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把传承下来的生产工具的功效高度发挥。清代农民可说是不辱使命。清代南方地区普遍种稻,还有水稻北移,种稻都用铁犁牛耕。北方旱地,土质坚硬,除用牛之外,还用强于牛力的马骡拉犁。牛犁配套,谓之牛犋,有"一牛独犁",有"双牛大犁",又有"牛三只"、"牛四头",为一犋,按土质不同,分别使用。一户不能养多牛,就有"牛四谓之一犋,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这种情况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诸省。就是黑龙江,"一犁率二三牛","相逢叙生计,必向几副犁仗。"[5] 清代农民可说已把曲辕犁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至。
对清代江南的牛耕问题,学术界还有些误解,应予澄清。明末清初,由于战争 影响 ,江南地区牛贵,有些农民改用铁搭翻地,但仍有"牛拽*[艹头下左木右隻]子",[6]牛耕并未尽废。此后在太湖附近地区因土质沮淤,部分农民仍用铁搭之外,用牛耕者日多。棉花发展,棉粮轮种,必以牛耕。同时,棉纺织和丝织发展,工农结合的兼业农民耕地减少,"仅五六亩,或三数亩",即可养家。除了种田十亩以上农户养牛之外,户户养牛已不经济,农民大都用租牛或以人工换牛工的办法解决牛耕问题。所以章谦存的农业成本中就有"牛力有费"[7]的项目。江南是富饶和人文发达之区,北方"耕牛遍地走",江南农民不会蠢到只用铁搭翻地的地步,也不会穷到只能用铁搭翻地的地步。江南农民翻地用铁搭之说,不宜夸大。
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多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果。农业生产工具虽无重大改革,农民仍可在肥料、水利、品种和技术等方面挖掘增产潜力。清代肥料已经成为农民重要的资本支出。江南松江府地区,每亩"膏壅必得二千文",或"粪田之价,每亩须钱一千五百"。[8]肥料支出折合成米,都在五斗以上。包世臣说,"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9]其要素生产率可说是相当高的。
对于农业经济,列宁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在现代农业经济中这个各种倾向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互相矛盾的领域里,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些实际例子来证实相反的观点。这里首先需要的,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需要的,是把农业的整个发展过程描绘出来,对所有倾向加以估计,并且确定这些倾向的合力,这些倾向的总和与结果"。[10]这里,现代农业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当时苏联还是小农经济,还没有用现代农业机具装备起来。按照他的说法,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对实际情况没有系统地深入 分析 ,简单从事,是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
责编:杨盛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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